第4章 1979深圳元年(2)

调查工作完成后，袁庚执笔起草了一份文件，经交通部党组讨论后于10月9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3天后，1978年10月12日，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圈阅了交通部的《请示》。

不无巧合的是，125年前的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呈奏《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皇帝也是在3天后恩准的。

对此，有人开玩笑说：假设当年同治皇帝的太监把李鸿章的奏章打入冷宫，后来国务院的秘书也把交通部的报告塞进抽屉了事，那么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袁庚听了这个玩笑后，顺口说出“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后来与“时间就是金钱”合在一起被树在了蛇口。

袁庚起草的这份《请示》，摒弃了“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传统观念，突破了“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思想禁区，郑重提出“多方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等大胆设想。“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等提法，在当时都是陌生的，既令人耳目一新，又令人触目惊心。

袁庚的请示之所以批示得如此之快，是因为它迎合了当时中央的思路。1978年年初，谷牧副总理带队的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经济考察团对欧洲做了一个月的考察，国务院正在研究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问题。

这样，袁庚就当上了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

到了香港，袁庚感觉无法大展手脚。

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一平方英尺1.5万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地价也在500元港币以上。

袁庚迅速把目光看向隔水相望的宝安县。为什么不能利用宝安县的土地呢？袁庚到广州去见东江纵队的战友刘田夫。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对袁庚的想法坚决支持。袁庚马上驱车赶到自己的家乡大鹏，但这里道路不平，水源匮乏，电力有限，发展工业限制很多。

最终，袁庚选中了南山半岛的最南端蛇口。11月下旬，叶飞访欧回来，袁庚请他在香港逗留3天，向他汇报了创办蛇口工业区的设想。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二十多天以后，袁庚接到通知，立刻飞赴北京，向李先念和谷牧当面汇报。

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进了中南海李先念的办公室。

这次会见，确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命运，也为袁庚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袁庚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请中央在蛇口划出一块土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

李先念说：给你一块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简直不敢相信映入自己眼睛的图像：李先念手中的红铅笔，在宝安县地图上整个南头半岛一带，轻轻地划了一个圆弧。一向反应敏捷的袁庚，竟没有随口接住李先念划出的这片土地。

事后，袁庚承认，那一刹那，他的确有过一阵强烈的思想冲突。

一、划出一块地盘，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一场试验，一旦出现闪失，势必对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形势造成不利影响。

二、开发蛇口工业区，国家不给投资，资金全靠自筹，找米下锅，何其难矣，而地方越大，困难越多。

三、高雄、巴丹、裕廊等较为成功的工业区，面积均不过有限的几平方公里而已，这些地方的基础条件，又都比蛇口优越许多。

后来，蛇口工业区实际确定的范围为蛇口镇冰厂以西至五湾，约占荒田1000亩；同意将赤湾片区划给招商局做旅游区，面积另算。

10年后的1989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学者丁宁宁，在成都举办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批评说，袁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他不要，所以造成现在的被动。所谓被动，是指后来与深圳的土地之争——此乃后话。

1979年7月2日，蛇口工业区炸山填海，打通五湾、六湾之间的通道。蛇口工业区的这一声炮响，也具有历史意义，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马太”陈惠娟隐隐察觉到了历史的决策过程，感觉到了蛇口开发的机会，因此多年后她说：“当年我之所以来蛇口，其实和早年许多来蛇口的人一样，是跟着袁庚来的。”

吴炯声找港商国庆天安门观礼台上李嘉诚的出现，感到了风向的变化，让人们深圳的一个汽车司机开始向来来往往的偷渡客打探起寻找“资本家”投资的事来。

邓小平、袁庚和广东的吴南生，都是“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老干部，历史的转变让他们爆发出一种发展经济、改变国家贫穷面貌的冲动，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探向深圳，希望从这个偏僻的南国小镇打开历史的突破口。

如果说上面这些都是大人物，深圳的那些小人物也开始觉察到社会的变化。

深圳边上有一个白藤湖，驻守着一支部队，有一个叫吴炯声的营长。1978年国庆典礼，部队是要求组织收看转播的，当时每个连队都配备了一台电视机。突然，吴炯声一愣，他看到画面上一大堆穿中山装的干部当中有一个人像深圳人经常谈起的香港大资本家李嘉诚，他感觉有点不太相信。这是怎么了，香港的大资本家怎么成了国庆典礼的贵宾？

吴炯声找人到香港去打听，李嘉诚是不是参加了国庆典礼。附近村里就有不少偷渡客——所谓偷渡客也是两边常来常往，这边农忙的时候，也回家来帮一下手，有偷渡客说：“没错，香港的报纸都说李嘉诚参加国庆了。”

再打听，潮汕那边有人说，李嘉诚回家来建房了，建了14栋“群众公寓”，送给当地人住。他可是11岁离开家，40年后第一次回乡。潮汕人对家乡出了这样一个大资本家感到很光荣。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去的人在门上写了一幅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

世道真的要变了。吴炯声正好要转业，他要求转到深圳。

1979年，吴炯声转业到深圳，当时的深圳交通十分落后。吴炯声向领导申请建一个深圳市小汽车出租公司。领导说，哪里有钱搞小汽车公司？吴炯声说我去想钱的办法。他一头扎进附近的村子里，还是找那些偷渡客，让他们过去打听有没有人过来到深圳投资，一起建一个小汽车公司。

“这能行吗？”领导对利用香港的资金建小汽车出租公司心里不踏实。

“大资本家李嘉诚都请回来了，怕啥？”吴炯声说。

果然，不久就有香港人骑自行车过来，找到吴炯声，说愿意投钱办小汽车出租公司。公司就这么悄悄办了起来。10年后，吴炯声的小汽车出租公司，发展成以一业为主，运输和工贸结合的外向、综合型企业。小汽车出租公司已有10个车队，350多辆车，除出租小汽车外，还开设了两条公共小巴专线，香港至深圳的直通大巴和高级小轿车专线。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善于理车的吴炯声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他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授予“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省特等劳模等光荣称号。1992年，深圳评选“首届商界风云人物”，10个候选人，吴炯声是其中之一。

1979年8月，六十多岁的汤年被指派为东湖宾馆的筹建人。他出生在广东郁南县，1948年随解放军南下的炮场迁徙到深圳，12岁起在烟厂打工。1950年，担任宝安联烟厂主任，他“一分钱不贪，一分钱不乱花”的敬业品行被政府看中，曾被评为县特等劳模。

正是汤年的敬业精神，让他六十多岁还被委以重任。东湖宾馆由香港嘉年公司出资，深圳出土地合资兴建，合资办企业建宾馆没有经验，中方要有好形象，汤年成了最佳人选。条件艰苦不要紧，但热情不能没有。为了迎接香港老板，六十多岁的汤年亲自骑自行车到罗湖桥头把老板接过来，沿着泥泞的小路驮到宾馆的筹建地。

当时，港方经理的工资为8000元，港方部门经理的工资为6000元，而汤年作为中方经理，工资只有100元。但汤年仍为大陆员工定下三条规矩：不利用职权谋私利，不接受旅客的礼物，不占宾馆的便宜。

由于管理有方，汤年赢得了港方的信任，聘请他担任宾馆总经理，港方人员不再担任这一职务。深圳政府对汤年更是信任有加，1985年，银湖宾馆经营出现困难，政府又委派近70岁的汤年披挂上阵。由于银湖宾馆也很快走出困境，汤年赢得了“两湖总督”的美名。

深圳元年【城市日志·1979年】

3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广东宝安县改为深圳市。

3月27日，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与香港港华电子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光明电子厂（康佳集团前身）。

3月，光明华侨畜牧场与香港豆品有限公司签约，以补偿贸易形式发展奶牛生产和鲜奶出口。

4月，畔湖鸭场筹办签约出口香港活鸭。

4月1日，招商局成立蛇口工业区指挥部。

5月，深圳珠宝厂与香港灿美宝石厂签订了宝石来料加工的合同，生产珠宝项链和装饰品。其前身是制作竹织产品和打棉胎的作坊。

6月，深圳五金机械厂与香港家乐贸易公司合作经营中雅床具家私厂。

7月2日，蛇口炸山填海，打通五湾、六湾间通道，此举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

8月，蛇口工业区码头动工兴建。

8月，香港嘉年集团与深圳合资筹建东湖宾馆。

9月5日，招商局轮船股份公司与香港宏德机器铁工厂联合成立中宏制氧厂有限公司。

12月9日，电子工业部投资爱华电子厂。

12月12日，招商局与瑞士大昌洋行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中瑞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第1章1980骑着单车过河来1980年7月27日上午10点，一阵豪雨，不到两个小时，深圳罗湖一带变成一片汪洋泽国。新园招待所水深齐腰，来自香港的游客挽起裤腿，趟过浮着粪便没过大腿的污水，走向火车站。

谁是第一个到大陆投资的香港人？

历史总是由“第一”创造的。当时毫无觉察、微不足道的行动，却有可能因书写出“第一”的纪录而被载入历史。

李嘉诚无疑是“文革”后第一个被当做贵宾请回国内的港商。1978年的国庆节，他被请上天安门广场国庆典礼的观礼台。这个有点瘦弱的潮州人12岁离开大陆，到香港闯荡创业，40年后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华人富豪，在大陆被称做“万恶的资本家”，在香港却被奉为创业的楷模和经营之神，被称为“李超人”。

1979年以前的深圳，那些逃港客每次回来，津津有味地讲述河对岸的见闻，总是讲到“李超人”。因为李嘉诚也是广东的一个逃港客。

1939年，抗日战争期间，李嘉诚随着父亲从老家广东潮安逃到香港。读了两年书之后，小学没毕业，因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第二年他的父亲重病去世，身为长子的李嘉诚只好辍学挑起家担。1945年他结束了打零工的生涯，在一家塑胶厂当推销员，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工作3年后，他在20岁那年被提拔为总经理，两年后他把所有的积蓄7000元港币拿出来创业，设立一家小型的塑胶厂，叫做“长江实业公司”。

1958年因为长江厂房的房东要提高租金，李嘉诚在北角买了一块地，自盖厂房。1960年年初塑胶花业不景气，1967年香港房价暴跌，李嘉诚趁机低价大肆收购土地。1972年香港股市大涨，长江实业上市并趁机吸收大众的资金购买土地，他在1958年盖好第一栋厂房后的10年间，持有的房地产面积达到59.4万平方米以上，增加了50倍。

打拼了40年，说到创业的成功，李嘉诚说：“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功100%是靠双手的勤劳；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奋得来；30岁之后，机会占的比率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为了参加那次国庆典礼，李嘉诚做了精心准备，脱掉了标志商人形象的西装革履，穿上一身紧身蓝色中山装。在一大堆穿着同样颜色中山装的中央大干部的身边，这位叱咤商场的商界名流显得局促不安。

李嘉诚接到邓小平参加国庆典礼的邀请后，到大陆之前给自己定了“八字定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回香港之后，李嘉诚只是回到家乡潮州捐建了14栋“群众公寓”，并没有立即到大陆投资。

从时间上来看，与李嘉诚差不多同一个重量级的霍英东应该是第一个到大陆投资的港商。

1979年1月，56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提出要在广州的珠江边上盖一座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霍英东投资1350万美元，再由白天鹅宾馆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这是建国后国内第一家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国内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霍英东之所以在广州投资建宾馆是因为他祖籍广州番禺，而且当时广州是大城市，是华南的经济文化中心。

“在香港的富豪里面，我想我的出身是最苦的。”霍英东曾多次这样表示。从他的祖父开始，全家就离开了陆地，长年居住在舢板上，被人称为“舢板客”。1923年5月出生的霍英东，7岁丧父，12岁入读香港皇仁英文书院至中三，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辍学。其后他当过渡轮加煤工、机场苦力、修车学徒、铆工等。

20世纪40年代末，历经二战战火蹂躏的香港百业萧条，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的大量物资和沉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