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为一代人和一座城市树碑立传(1)
一
人的命运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梦游般蒙蒙眬眬行走的。
1997年年初,我从北方的一座城市来到深圳。当时我已经在那个城市的市委机关核心部门有了非常好的职位,背景也相当不错,在别人看来前途光明,令人羡慕。可是我抛弃了这一切,来到深圳做了一名记者。此举在那座城市引起一次小小的震动,有人向市委抗议:“党培养多年的一个年轻干部,怎么允许他到深圳去?”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在他们心中深圳是“资本主义”。不过我清楚,我的举动动摇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
南下!一定要赶在香港回归之前到深圳,心情急迫。这项计划“蓄谋已久”,此前两年我分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没做任何装修,只是刷了白墙,把旧家具搬了进去。那时候我就有了撤离的打算。
我不清楚我的血液里为什么燃烧着不安分的DNA。
也许是家族的遗传,我虽然生在一个小山村,但我们祖上总是产生两类个性鲜明的人:一类是文人,一类是土匪。
祖爷爷那一辈,村里就闹义和团、红灯照,我小的时候还能翻出家家户户保存下来的大刀、长矛和土枪。爷爷那一辈,大爷爷是东北有名的胡子,在关外就跟日本鬼子较劲,日本鬼子进关他也跟着回到家乡,继续打鬼子。当时山下驻扎着伪军三团,大爷爷经过都是大摇大摆,通报姓名,因为我大爷爷的枪法厉害,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大爷爷武功了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我们村,就被他挥着大刀堵在胡同口。鬼子兵不多,上来两个比划了几下就被打倒了。但大爷爷没有杀死他们,让后面的汉奸告诉鬼子这是比武。被打倒的鬼子爬起来抱抱拳走了。抗战八年,我们那一带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前沿,经常被日本鬼子扫荡,有的村子被烧过三次,寸草不留。但鬼子经过我们村,从村边走,就是不进村。一天晚上,一群鬼子伪军在村边的山崖下露营睡觉,被村里住着的八路军发现,他们悄悄攀上山崖,捆了几捆手榴弹要往下扔,被我的一个爷爷死死抱住:“你们扔下就跑了,村里正睡觉的几百口人怎么办?红了眼的鬼子能饶过他们?”八路军失去了一次杀鬼子的机会,我们村也躲过了一次被屠杀的劫难。此后,那个爷爷就成了全村的“爷”,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给他送礼,谁家孩儿生日满月娶媳妇,他都要坐上席。平时,不论他走到谁家,都要好酒好菜伺候。
四爷爷是那一辈的文人。他没念过书,但凭着自学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连山下城里的大户人家都要牵着骡子大马来请他去看病。可惜,他英年早逝。
我没有见过大爷爷,他后来定居黑龙江齐台河,在那里为人打马掌,开铁匠铺。后来我们家族有一个传统,弟兄两个的,有一个要下东北,加入齐台河那一支。我也没有见过四爷爷,但他死后留下的中药铺的药柜等家当一直保留着,那是我们家族的骄傲。
我爷爷是老三,最本分。老二也去了东北,失散多年,没听说过他的故事。
还有几个其他分支的爷爷我是见过的,都下过东北,说话骂骂咧咧,走路横着,一副泼皮样,偷鸡摸狗,名声不佳,连后辈们找媳妇都没人愿意嫁,只好逼着再下东北。父亲是独苗,没有下东北,在他那一辈是老大,一直到去世都照应家族的事。
我那些爷爷在外面惹了祸,都是我父亲出面摆平,在家族上下很有威信,可惜不识一个字。据说四爷爷和父亲年龄相差不多,关系最好。因此,父亲经常念叨的就是四爷爷。四爷爷死后留下的几个叔叔跟我父亲关系最好,最铁。
我弟兄两个,成年后就曾被东北的家族召唤。小时候,我手里不离棍子,走路经过的每块石头、每一棵树,都要被我敲一下。老辈人留下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都是我的最爱。不过我读书还好,曾考过全县的第二名。高中毕业当了兵,遂了心愿,把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火箭筒、八二无后坐力炮全都玩了一个遍,叫一兵多能。直到今天,夜里做梦,还常常搂着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当了四年兵,我突然坚决要求退伍,要回家考大学。那时高考已经恢复四年,当时读书时的课程也就相当于初中水平,高考需要的高中内容根本就没学过。于是我决定考文科,但数学是一定要考的。再说,也没有多少时间复习,我就买了一套福建的高考复习题,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从一月退伍到七月考试,我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做题,结果考上了师专。
我感谢命运。考数学的前天晚上,县城最好的四中给学生猜题,别的学生是不让进的,我就在外面偷看。有一道证明勾股定理题和一道解析几何题是我过去没有看过的,记忆深刻。第二天打开考卷,就有这两道题,解析几何题是最后一道题,最难,分数最高。我立即做了这两道题,就得了四十多分。结果最难对付的数学让我考出了最高分。入学以后,我的高考数学分是班里最高的。我成了我们那两个山区管理区第一个考上大专的人。
这样,家族的匪性和文气就搅混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毕业以后,我先在一所城市中学当了半年老师,然后调到市委宣传部。当时是团市委和宣传部由我挑,我选了宣传部。这段时间里我任劳任怨,尊重领导,团结同志。我出自农村,没有任何背景,全凭工作业绩一步步提升,而写作又为我赢分不少,令我成为市委写作班子的一员。工作顺利,结婚生子,一切顺顺当当。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安分的DNA又燃烧起来,让我毅然抛却即有的前程,南下深圳。
二
扯这些闲篇我是想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江湖情结、英雄本色,血液里流淌着野性、血性。在不同的社会和环境下,人的血性有不同的宣泄方式。战争年代,就当兵打仗;社会不安定时就上山当胡子,当绿林响马;“文化大革命”,就去造反闹革命。
如果是在旧社会,难保我不当胡子。山东人自古就把响马当英雄,把梁山泊一百单八将当好汉。
不过我们这个时代,英雄气概的宣泄有了文明的渠道,经商、创业、赚钱的人成了令人羡慕的社会精英。
商场就是人生的战场。人的勇气、胆魄、智慧、能力在商场上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释放,并得到证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为中国人找到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人生的机会。
我曾在某报社广州办事处工作,除负责省里的政务报道外,还负责报纸发行等业务。我招聘了一百多名卖报员,写了培训教材,经常给他们作动员报告。发行员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人来自湖北随州,那里出过不少开国将领。我就讲当年当红军是需要勇气的,要冒掉脑袋的风险,一上战场,枪林弹雨,生死考验,人的本能和智慧就逼出来了。战场最考验人,一些红军没念过一天书,在打仗中长了见识,再加上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政治工作,让这些人树立了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有了革命觉悟,出生入死,留存下来的,都成了国家功臣。现在市场经济,也是一场战争,下海、经商、创业也需要勇气,也要甘冒风险,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不过不下海,就永远没有成功。因此,不要埋怨我们出身贫贱,来自农村,又没有文化,相反,正是这些不利因素逼着我们走一条创业路,这是一条市场经济社会的人生之路。
不过,我最终没有走到经商之路上去。粗犷的外表下,我的文人情结占了上风,根本原因是衣食无忧,没有逼到那分儿上去。
不过,在中国做记者也是吃青春饭的,年龄大了就跑不动了,也失去了活力。
幸好我在被逼迫中实现了转型。2003年的一场索赔3000万元的媒体官司,把我逼到了财经书的作者行列。
2003年3月,我在《深圳商报》“商海风云”版刊出《传长虹在美遭巨额诈骗》一文,首次披露国内彩电巨头长虹在美国遭遇APE公司巨额诈骗的事件。
逼使该公司在年报中披露,截至2002年年底,长虹应收账款高达42.2亿元,其中被骗传闻中的APE欠款高达38.3亿元人民币,即4.6亿美元。到2003年年底,长虹公司的应收账款达49.85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APE公司的应收账款为44.46亿元。也正是APE公司的巨额欠款不能收回,致使长虹在2004年全年亏损36.81亿,每股收益-1.701元,创下中国股市有史以来上市公司亏损之最。
长虹的巨额应收账款被暴露在阳光下,我却被长虹公司推到被告席上,罪名是“纯属子虚乌有、捏造事实,以逻辑混乱的臆想引导出莫须有的结论”等等。
长虹公司的索赔额更是高达3000万元,创下国内媒体官司诉讼最高的索赔额。
长虹的官司经过报社的努力费时半年才以和解,但这件事激发了我对长虹的兴趣,悄悄搜集长虹的有关材料。2004年7月,倪润峰去职,我知道时机正在成熟。到9月底,大部分文字已经成稿。
2004年11月30日,国内另一家彩电企业——创维的老板黄宏生的香港事件触发了我写创维的念头。作为一个家电行业的财经记者,我对深圳本土企业多年的跟踪报道,积累了不少材料。经过半个多月的思考,确定了以危机处理为主线的写作思路,一个多月的时间,近30万字的初稿就脱手了。
2005年1月底,《博弈危机-创维18年实战案例剖析》和《长虹隐痛-巨额应收账款覆盖下的企业难题》两本书同时出版。2006年8月,出版《三九陷落》,2007年11月出版《郭台铭与富士康》,在企业史写作上一发而不可收。
现在想来,当时敢揭长虹黑幕,并不是鲁莽行为。我是明白社会规则的人,我的报道负面稿件基本没有,为什么这一次去戳一个“老虎屁股”?我的人生需要占领一块更高的阵地,长虹就成了突破口。并且我对代价和风险与价值都做了判断。这一次,我身上的匪气又暴露了一下子。
此后,国内刚刚兴起的企业书写作队伍里,就加入了一个新人。
三
在写作《郭台铭与富士康》的过程中,我就产生了为深圳企业家群体写一本书的念头。
在以往的报道策划中,我也产生过这样的想法,意识到深圳这座城市是一个创业之城,许许多多的创业者聚集到这里,在这里形成了浓厚的创业氛围。这是深圳不同于北京、上海的地方,也不同于邻近的广州。深圳的活力就在于这种创业精神。不过,在报道中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就是在这个时候,《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的写作框架在头脑中形成。
我先试着写出四章,传给蓝狮子的吴晓波和中信出版社让他们提意见。因为我是蓝狮子和中信出版社的签约作家,有作品必须先跟他们协商。意见很快反馈回来,认为构思不错,文笔生动,赶紧写作,并立即签了出版合同,国庆节前交稿,年底出书。
能够为深圳这座城市写创业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记者,但是,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我的心就已经属于这座城市了。我刚到深圳时,上海宾馆还是城市的边缘,西边到南山只有零星的建筑。当时的深圳商报社周围一片荒坡,野草比人还高。一年一年,身边的建筑拔地而起,一天一个模样,连路边的树木都特别蓬勃,刚刚栽上,一眨眼的工夫就绿树成荫遮天蔽日。
两三年,空空的中心区就高楼林立,福田和南山连接起来。2000年之前,香蜜湖一带还十分荒凉,没有路,没有建筑,晚上没有路灯,一片漆黑。刚开发时,房价3000元一平方米还没有人买。一眨眼的工夫,这里就成了高档住宅区,房价过万了。
罗湖、福田、南山连成了片,城市就像潮水般向特区外一波波浸漫,漫过山后的龙华、布吉,瞬间就涨满宝安和龙岗。现在深圳已经没有了特区内外的分别,连房价都相差无几。
一千多万人的城市,就像夏天雨后的庄稼地一样膨胀得满满当当。
是什么魔力让深圳一夜间拔地而起?全世界的人都迷惑不解。
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最初的时候,到深圳就要割断与原单位的所有关系,成为“盲流”,没了工作,没了户口,没了粮食供应,就是一个“黑人”。因此,到深圳得有点儿勇气,离婚的、“犯罪”的、有“经济问题”的、和单位领导闹僵混不下去的、“神经不太正常”的,在原来的地方没法混了,就跑到深圳来了。深圳当年的条件恶劣,连惠州往深圳派的干部都不愿来。
广州那些大城市的人被派到深圳,就相当于下乡改造,没几天就闹腾着回去了。
在深圳待住得有能力、凭本事,没能力的不敢闯深圳。不但要能吃苦,还要会动脑子,这里做事的方法跟内地不一样,可以发挥创造。深圳是个大工地,百业待兴,机会多多,脑袋灵光,就能赚到钱。
深圳生活成本低,没地方住了,睡在草地上,也不会太冷。季节变化不大,连衣服都省了许多,一身衣服几乎可以穿四季。
深圳讲究“时间就是金钱”,大家都在忙碌,走路都在小跑,没有人听你聊天排解小情绪,即使是再好的朋友、老乡,没有事情,也不会陪你扯闲篇。但是,如果有事可做,即使是陌路人,大家也能立即坐下来攀谈。很多时间,大家就是寻找能共同做事的志同道合的人。大家组织参加各种聚会,实行AA制,吃一顿饭,饭钱按人分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