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故乡杂记(3)

只有四个兵全身武装，在相离“营本部”左右五六丈的泥路上来回彳亍，——大概他们就是步哨。

河滩上有许多兵在那里洗衣服。他们利用了老百姓家里的春凳，把水淋淋的衣服在春凳上拍拍地打。打过后就提着衣服跳上泥岸，抖开了铺在小桑树上晒。这一带的桑树全挂满了灰色军服。

忽然在灰色中显现出鲜明的一点来了！那是在作为“营本部”那间平房的东间壁。也是同样的平房，看样子本来是杂货铺子，但现在当然只有兵。我所说的“鲜明一点”就在这间平房里飞快地一晃。我看得很明白，是一位剪了头发的女子踅到门前对我们那轮船看了一眼。虽然不是都市女子的服装，但也不像乡村女子，只看她一头短发剪得何等“入时”呀！一路来，常见竹篱茅屋畔探露出剪了头发的女子的上半身，可是无论如何我一眼就能判定她们是真正的村姑，和眼前这一闪就不见了的一位有很大的不同。我很盼望她再出来一次，但是使我失望；那平房的没有门窗的外边半间里始终只有兵们走进走出，一张破桌子旁坐着几位像是什么“值日官”之类的斜皮带者，不住地在那里吸香烟。

随军一定有几位“女同志”，想来于今是惯例了罢？

离这平房再往东些，又有七八个“乡下人”围坐在一张板桌边，他们身上各有一条白布符号，可惜相隔远了，看不清楚白布上写的是什么字。在兵们中间，他们显得十分拘束，而且垂头丧气很苦恼。后来听船上人说，这七八位就是拉来的伕子。

有位挂斜皮带的官长从东边的小桥岔道处跑了来（那边不见有散散落落彳亍的兵），到得“营本部”的平房门外，就喊了一声：

“报告！”

门开了，当门站着一个卫兵，门边泥墙上挂着三四顶军帽和一套军衣。不多一会儿，就听见电话铃响，又有高朗的说话声音。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见先前进去的那位官长跑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封公文，仍旧向来路走去。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小时许，我们那条柴油小轮依旧没有活动的征兆；据说那损坏的一部分机件已经修好了装上去，但是不灵，现在又拆下来重新修理。旅客们都等得不耐烦了；有几位要在第二站的洑院下船的，就说早知如此，船停时就上岸走，现在早已到家了。那位最得茶房欢迎的灰气色脸四先生死洋洋地对茶房说：

“喂，阿虎，看来要在船里吃夜饭罗，米够么？”

茶房阿虎咧开嘴巴笑，停一会儿，方才回答道：

“快哩，快哩！修修机器，蛮便当的。”

当真岸上的兵们搬出夜饭来了。两个也穿灰布军衣的人先抬出一箩饭来放在路口，接着又抬出一只大铜锅，锅身上的黑煤厚簇簇地就和绒毛相似。锅里是青菜和豆腐混合烧成的羹。抬锅的人把这青菜豆腐羹分盛在许多小号脸盆似的洋铁圆盒里，都放在泥土上。于是五六个兵一组捧一盆青菜豆腐羹，团团围住了，就蹲在泥地上吃。饭是白米饭，但混杂的砂石一定不少，因为兵们一面大口地往嘴里送，一面时时向地上吐唾沫。

我们船上的人总有一半爬在窗口看兵们吃饭。忽然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老乡钻进舱里来，看着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说：

“当兵真苦。你看他们吃点啥东西呀！东洋兵每顿是大鱼大肉，还有好酒，娇养惯哩，故所以勿会打仗！再打罗，东洋兵必败！”

绸缎店经理苦着脸，还没回答，突然从船头上送来了卜卜卜的一阵响，柴油小轮的机器终于修好，船又动了。

以后的水程算是没有意外的阻搁。柴油小轮以每小时十八华里的速率向前走着。谜一样的未来中日之战又成为旅客们谈论的题材。我不能不说他们那谈论还只是“消闲”的性质，正和他们咬瓜子“消闲”相仿佛；但是一种焦灼和愤慨，却也常在话意中透露出来。虽然同是小商人，然而他们的意识情感又和沪杭车中我所接触的小商人很有些不同了。封建的内地乡镇的小商人的他们似乎比大都市内的小商人更为“盲目”，更为“乐观”，同时亦更为容易受“欺骗”。因为是更“盲目”，他们不感知大地震似的剧变即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只认眼前的“不太平”是偶然；也是因为这“盲目”，他们比大都市里的小商人较少些颓废的气分，而成为“乐观”。

而这“乐观”又是迷信的，拜物教的。叫做“吉兄”的三十多岁的小商人就时常流露了这样的“乐观”。他安慰他的常常苦着脸的同伴说：

“陶家泾落来，扎了两万多兵呢！东洋兵路勿熟，包管冲勿过来。你看，到处装好军用电话，东洋兵有点动静，答答地方全晓得，东洋兵想偷营也勿会成功的。”

他很卖弄似的用手指着徐徐往后退的岸上的桑园。这里的矮桑树尚只有极小的嫩芽，矮而粗的树干上挂着深绿色的军用电话线。（后来我知道这里几条毫不打紧的军用电话线很使附近乡镇中的土财主慌张了，以为这就是划成军事区域，他们带着大箱小笼就逃难。）

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点头表示同意了。但他立即很不放心似的看着他们的同伴们提出一个问题来：

“外国调查员讲得拢喂？顶好是讲讲拢，勿要再打。”

没有回答。似乎西洋鬼子毕竟和东洋矮子有点不同，而自信是对于东洋矮子的“鬼心思”颇能灼见而大放议论的瘦长子老乡碰到关于西洋鬼子的事，也失了把握，不敢妄赞一辞了。他很无聊地举起茶来喝。

我忍不住加入了一句问话：

“再打下去怎样呢？”

大家都愕然转眼对我看，仿佛猛不防竟听得一个哑子忽然说起话来。并且他们的眼睛里又闪着怀疑的光采。我看出这些眼睛仿佛在那里互相询问：他不是什么党部里的人罢？但幸而我的口音里还带着多少成分的乡音，他们立即猜度我大概是故乡的一大批“在外头吃饭”的人们之一，所以随即放宽了心了。问过我的“贵姓”以后，他们又立即知道我是某家的人，“说起来都是相熟的”。

他们反倒先谈起我老家里的事，举出了许多我所不大记得的本家，亲戚，以及“世交”的人名来。这些，我也乐于倾听，但我到底觑机会又回到我原来的问话：

“照各位看来，是再打好呢，还是不要打？”

绸缎店经理叹了一口气，惟恐被人听了去似的低声回答：

“论理呢，一定要打。不过我们做生意人日子难过：上海开了火，钱庄就不通，帐头又收不起，生意上的活路断得干干净净了；近年来捐税忒重，生意本来难做，乡下人穷，乡庄生意老早走光；现在省里又要抽国难捐，照旧捐加二成，听说就是充做打仗的军饷，你想，不曾开火，先来做生意人头上抽捐了！”

“抽捐去真和东洋人开仗，倒还呒啥，就恐怕捐是抽了，仗又勿打。”

光头的老乡赶快接口说，鼻子里哼了一声。

三十多岁的瘦长条子却所见不同。他很有把握地说：

“一定要打！伊拉勿抵桩打东洋人，调啥格兵！”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我觉得这位“蒙在鼓里”的主战热者未免太可怜了。不问他们是信也罢，不信也罢，我不能不打开天窗说亮话：

“老百姓尽管一腔热血主张打，那结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当局所勿要。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着。”

“那末，陶家泾扎下两万兵，拉伕，捉船，乡下人逃光，地方上当差使，小小一个镇，要分摊到千把只洋，真是活见鬼罗！”

瘦长子表示了稀有的兴奋，一口气说出来了。我正想回答，忽然那位四十多岁的光头同乡又节外生枝地插进一句话：

“造伊拉格娘！嘉兴到苏州一路扎的兵越多，小火轮倒是三日两头抢！——新近出一桩三十万的大抢案，抢是抢了，失主还不敢报官，你想想！”

“就是伊拉自家做的呀！”

瘦长子做一个鬼脸，很轻声地接口说。我明白这是指的什么，记得俗语有所谓“虫吃虫”，正就是那件大抢案的注脚。我笑了一笑，又回到老题上：

“要抽国难捐么？兵队调动就不过告诉老百姓有国难，要抽国难捐！”

“生意是越弄越难做了！”

三位老乡同声说，脸上都是异常失望。

船上的茶房来收茶壶了。他回答一个旅客的询问：

“茶亭到哩！造伊拉，到双林要在半夜里罗。”

这时天已经黑了，我望望外边，看见不远的前面有黑簇簇的房屋和几点灯光。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故乡到了。虽然相隔已有十年之久，但眼前的故乡还是和我记忆中十年前的故乡没有什么两样。

“大概能够分别出这确是一九三二年的家乡的特点，也只是多一些剪发旗袍的女郎罢？”

我望着渐近的房屋，心里这样想。但后来我知道我这论断有一半是对的，又一半却不尽然。一九三二年的中国乡镇无论如何不可与从前等量齐观了。农村经济的加速度崩溃，一定要在“剪发旗袍的女郎”之外使这市镇涂染了新的时代的记号。

而最最表面的现象是这市镇的“繁荣”竟意外地较前时差得多了。当我们的“无锡快”终于靠了埠头，我跳上了那木“帮岸”，混入了一群看热闹以及接客的“市民”中间的时候，我就直感到只从一般人的服装上看，大不如十年前那样整洁了。记得十年前是除了叫花子以外就不大看见衣衫褴褛的市民，但现在却是太多了。

街道上比前不同的，只是在我记忆中的几家大铺子都没有了，——即使尚在，亦是意料外的潦倒。女郎的打扮很摹拟上海的“新装”，可是在她们身上，人造丝织品已经驱逐了苏缎杭纺。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着这个曾经繁荣的市镇了！

（原载1932年7月1日《现代》第1卷第3期）

第三半个月的印象

天气骤然很暖和，简直可以穿“夹”。乡下人感谢了天公的美意，看看米甏里只剩得几粒，不够一餐粥，就赶快脱下了身上的棉衣，往当铺里送。

在我的故乡，本来有四个当铺；他们的主顾最大多数是乡下人。但现在只剩了一家当铺了。其余的三家，都因连年的营业连“官利都打不到”，就乘着大前年太保阿书部下抢劫了一回的借口，相继关了门了。仅存的一家，本也“无意营业”，但因那东家素来“乐善好施”，加以省里的民政厅长（据说）曾经和他商量“维持农民生计”，所以竟巍然独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于“半关门”了。

这就是一幅速写：

早晨七点钟，街上还是冷清清的时候，那当铺前早已挤满了乡下人，等候开门。这伙人中间，有许多是天还没亮足，就守候在那里了。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再不然——那是绝无仅有的了，去年直到今年卖来卖去总是太亏本因而留下来的半车丝。他们带着的这些东西，已经是他们财产的全部了，不是因为锅里等着米去煮饭，他们未必就肯送进当铺，永远不能再见面。（他们当了以后永远不能取赎，也许就是当铺营业没有利益的一个原因罢？）好容易等到九点钟光景，当铺开门营业了，这一队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拼命地挤轧。当铺到十二点钟就要“停当”，而且即使还没到十二点钟，却已当满了一百二十块钱，那也就要“停当”的；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因此不能不拼命挤上前。

挤了上去，抖抖索索地接了钱又挤出来的人们就坐在沿街的石阶上喘气，苦着脸。是“运气好”，当得了钱了；然而看着手里的钱，不知是去买什么好。米是顶要紧，然而油也没有了，盐也没有了；盐是不能少的，可是那些黑滋滋像黄沙一样的盐却得五百多钱一斤，比生活程度最高的上海还要贵些。这是“官”盐；乡村里有时也会到贩私盐的小船，那就卖一块钱五斤，还是二十四两的大秤。可是缉私营利害，乡下人这种吃便宜盐的运气，一年内碰不到一两回的。

看了一会儿手里的钱，于是都叹气了。我听得了这样的对话在那些可怜的焦黄脸中间往来：

“四丈布罢！买棉纱就花了三块光景；当当布，只得两块钱！”

“再多些也只当得两块钱。——两块钱封关！”

“阿土的爷那半车丝，也只喝了两块钱；他们还说不要。”

不要丝呵！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其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平银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

这一切，他们辛苦饲蚕，把蚕看作比儿子还宝贝的乡下人是不会知道的，他们只知道祖宗以来他们一年的生活费靠着上半年的丝茧和下半年田里的收成；他们只见镇上人穿着亮晃晃的什么“中山绨”，“明华葛”，他们却不知道这些何尝是用他们辛苦饲养的蚕丝，反是用了外国的人造丝或者是比中国丝廉价的日本丝呀！

遍布于我的故乡四周围，仿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那些茧厂，此刻虽然是因为借驻了兵，没有准备开秤收茧的样子，可是将要永远这样冷关着，不问乡下人卖茧子的梦是做得多么好！

但是我看见这些苦着脸坐在沿街石阶上的乡下人还空托了十足的希望在一个月后的“头蚕”。他们眼前是吃尽当完，差不多吃了早粥就没有夜饭，——如果隔年还省下得二三个南瓜，也就算作一顿，是这样的挣扎，然而他们饿里梦里决不会忘记怎样转弯设法，求“中”求“保”，借这么一二十块钱来作为一个月后的“蚕本”的！他们看着那将近“收蚁”的黑霉霉的“蚕种”，看着桑园里那“桑拳”上一撮一丛绿油油的嫩叶，他们觉得这些就是大洋钱，小角子，铜板；他们会从心窝里漾上一丝笑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