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两个法国人在美国(1)

民主是个好东西

美国是一个人类政治经验的实验场，两三百年的试验中，创造了许多过去不曾有过的政治安排，进而，这些新鲜的安排也就改变了政治这件事情的本质，改变了政治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

回头看历史，美国崛起进而影响世界之前的所有社会，不管位于何处、源自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它们的政治基本上都是传统型的。传统型政治最大的特色，是中国所说的“天高皇帝远”，也就是这个社会里绝大部分的人一辈子都跟政治没什么关系，不需要、也没有机会跟政治发生关系。政治是极少数人的事，除了这极少数之外，其他人不知道、不需要知道，甚至也无从知道、无从接触政治。他们只有被动地接受政治，不会主动地和政治发生任何关系。

因为美国，更精确地说，因为在美国所进行的大规模民主机制试验，才产生了今天世界上普遍接受的现代型政治社会。活在现代型的社会中，每天被政治、政府包围着，我们很容易忘掉：这样的高度政治化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非常状态。

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社会中，政治和生活保持着遥远的距离，政治只占一般人日常生活意识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那才是“常态”。今天大家经常且充分地意识到政治的存在，关心政治、讨论政治、参与政治，这是最近一两百年才出现的变化。刺激、创造出这项全球性变化的一个主要力量，就是美国的经验，美国的民主，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快速强大、崛起的事实。美国的经验使得民主从一个概念，成为一个事实，进而成为一套让国家富强的秘诀，使得就算欧洲人，就算一贯从文化角度看不起美国的法国，都不得不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都不得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不断往民主的方向倾斜调整。

而民主的前提，就是一般人要参与、进而要承担政治决定的责任，也就必然使得关于政治的讯息大量膨胀，在社会上快速流传，制造出了将社会高度政治化的结果。

共和不只适用于小国

美国崛起之前，欧洲对于民主的认知，基本上是历史性的。说到民主，浮现在他们脑中的，不会是任何现实国家、现实政权，而是古希腊城邦，以及罗马早期的共和制度。从历史上来的知识，也就使得欧洲人普遍相信：民主只适用于小型的政治体。

托克维尔的前辈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严复译为《法意》）中，整理了人类古往今来的政治制度，将所有的政体分成三大类——共和、君主和独裁。共和制度又分成民主（平民共和）与贵族共和两种。

《论法的精神》第一册第八章，有一节标题为“共和的显著特性”，孟德斯鸠明白地说：

共和管辖小领域，毋宁是件自然的事，否则共和就无法长期延续。在领土广大的共和国家里，有人控有庞大的财富，因而也就少了节制；有太重要的事务无法交给任何一个平民来处理；平民有自己的利益；他很快就会觉得自己有机会可以借着压迫同胞而变得更快乐、更光荣，因此可能会在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荣光。

在幅员广大的共和国，公共利益会成为千种私人看法的牺牲品；被压服在众多例外与意外之下。在小型共和国里，公共利益比较明显，容易理解，在每个公民的日常行为范围内；违规行为不会那么多，当然，也比较不会被包庇。

从相反的方向看，孟德斯鸠也主张，民主共和是小型国家最适切的政治制度。

除了在极少数的特殊环境下，非共和政体很难在单一城镇规模的国家长期维持。小国的君主自然会倾向于压迫他的子民，因为他的权力很大，然而可以用来实现他的权力享受或尊荣的手段却很有限。结果是他会践踏自己的子民。换个角度看，这样的君王很容易就被外来或甚至自身的反对势力给击垮；人民随时可能团结起来推翻他。

类似的看法，散布在《论法的精神》书中各处；更重要的，孟德斯鸠的看法，反映了18世纪中期欧洲的普遍意见。共和只能在小规模的社会成功，法国、西班牙、波兰、俄罗斯……是不可能以共和方式来统治的。

在这样的共识背景下，竟然出现了美国革命，接着又有美国宪法。在北美新大陆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违背欧洲常识的政治实验，要以民主的方式来组构、治理相对庞大的土地与众多的人口。

到了托克维尔写书的1830年代，美国的政治实验成果基本底定，大规模的民主共和是有可能的，是的，人类政治道理必须加入美国经验彻底重新思考。

用雄辩的小册子传播理念

美国政治试验的正式起点，是1776年的革命。美国革命不只是武装反抗英国殖民政策，进而脱离英国统治而已，在反抗之前，以及反抗成功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内，不断持续有各种思考、理念的讨论。美国革命，先是一场思考革命，然后才是行动革命。

承载美国革命思考与理念的重要工具，是pamphlets（小册子）。这是当时在英国、法国流行，后来传到北美殖民地的一种大众传播形式。那时候的媒体没那么发达，不要说没有广播、电视，就连报纸的发行量都不大，传播的幅面都不广。因而小册子成了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当时的人想要宣传、鼓吹什么，只要是需要接触、动员陌生群众的，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写一本小册子。

小册子通常都是用煽动的语言，近似讲稿的方式写的。要让识字能读得懂的人，可以直接将内容念给不识字的人听，甚至可以聚众大声朗读，来扩散放大影响力。小册子的字数不多，但也绝对不是填上几句标语口号就能解决的，里面要装有雄辩滔滔的内容，才能吸引人来读来朗诵。所以小册子通常一方面要有可以挑激情绪的种种事实例证，另一方面也要有清晰醒目的观念贯串其间。

这个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引发注意，于是就会有同意他、支持他的人，仿效再写一本小册子，也会有人写小册子反对他、批判他。小册子既是观念流通的管道，也是辩论吵架的场域。

我们可以在潘恩（Thomas Paine）留下来的著作中，看到这种小册子的内容。潘恩主张美国革命的小册子（《常识》与《美利坚的危机》系列），在当时流传很广，对于北美殖民地下定决心追求独立于英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过，读潘恩时，我们心中应有补充的理解——潘恩的小册子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当时数以百计畅销小册子中的一部分。有潘恩这种鼓吹独立革命的小册子，也就会有保护英国殖民利益及支持王权立场的小册子，彼此叫嚣吵架，争取读者与听众的注意。这些小册子加在一起，创造了18世纪珍贵的政治启蒙潮流，借由小册子的强大感染力，使得许多人意识到政治制度的选择，思考了王权制度与民主制度的利弊得失。

这是我们今天理解美国民主的一项重要历史材料。另外还有一份同样重要的材料，是《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 ）。这是由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约翰·杰伊（John Jay）三个人合写的八十五篇文章，意图是说服各州同意签署联邦宪法。这批文章对于为何要成立联邦，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联邦制度有何意义，以及联邦制如何运作，联邦治下的政治生活会有怎样的特色，都做了深入、详细的说明。借由《联邦论》的鼓吹，联邦宪法通过了，十三个州正式组成了一个国家，也给予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一套完整的政治理念，以及一份独特的历史使命。

一个法国人对美国民主的客观分析

革命前后的小册子，以及《联邦论》，记录的都是“参与者”的观点与经验。行文中带着高度的迫切感与说服的热情，是其优点，当然相对的缺点就是少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少了对于这样一场革命带来的政治大改变，在美国以外其他地区是否具备普遍意义的讨论。

客观分析和普遍意义的讨论，正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最大的贡献。托克维尔是个法国人，他的书是用法文写成的，显然刚开始是以法国读者为对象。这原是一本向法国人介绍美国革命、美国政治制度的书，是为一群对于美国没有什么认识的读者而写的书。他当然没有打算要将这样的题材写给美国人看，更不会预期到他的书后来竟然吸引了那么多法国以外的读者，甚至包括大批的美国读者。

如果预见到会有许多美国读者来读他的书，想从他的书里找到一条自我理解的管道，托克维尔当年还能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吗？

在书籍的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对照、对比，那就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写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一本分析解释日本文化的书。本尼迪克特动笔写《菊与刀》时，一句日语都不懂，也没有去过日本。更糟的是，她还不可能有机会去到日本做调查观察。因为那时珍珠港事变刚发生，美国对日本宣战，两个国家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中。

事实上，就是珍珠港事变、对日宣战，刺激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出于战争需要，美国政府必须对于新的敌人有所了解，以便作为拟订战争策略的参考。了解敌人的一种方式，就是进行人类学式的文化研究，看看日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日本人相信什么，又会有什么样的基本价值态度。

本尼迪克特接受了委托，凭借着她对于“文化模式”的长期思考，设定了一套认识日本人、日本文化的问题。但她要到哪里去找到日本人来让她问，来做她的受访者（informant）呢？

到日侨集中营里去。美国对日宣战后，强制所有在美日人，包括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包括日裔第二代年轻人、小孩，不得在社会上自由活动，都得被拘留在集中营里。没有学过一天日语，没有待过一天日本的本尼迪克特就到集中营里和这些日裔美国人相处，做她的田野调查，写出《菊与刀》来。

如果不是处于战争非常状态，本尼迪克特不可能只靠这么有限的调查资料，就写一本分析日本文化的书。如果不是有迫切让美国人掌握敌人日本的基本面貌需求，本尼迪克特恐怕也不会那么快速写出一本书，马上印刷出版。然而这样一本调查条件严重不足、迫于现实仓促完成的书，出版后不只影响了美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战争结束后竟然译成日文，卖回日本，在日本成了畅销书，也影响了日本人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认知！

不久前，我到日本去，在东京地铁看到一本免费杂志，叫《R25》，那是专门办给二十五岁左右年轻读者的刊物，我看到的那一期，封面大标题是“耻文化？”，里面用了几十页的篇幅做了大专题，讨论日本的年轻世代是不是“耻文化”下的产物。“耻文化”这种说法，不是传统的日文，是从英文Shame Culture 翻译过来的，而Shame Culture 正就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来定性描述日本社会文化的一个主要观念。

Shame Culture 对比西方的Guilt Culture，是本尼迪克特用来帮助美国读者了解日本人的关键切入点，日本人没有原罪观念，却有强烈的集体评判，所以日本人做什么不做什么，在意什么不在意什么，主要不是出自内在的是非善恶信念，而是考虑外在周遭众人的眼光与意见，被发现做出了不合一般仪节的行为，就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

本尼迪克特的分析，半个世纪后，还在影响日本人的自我形象讨论。真是令人惊讶。

《论美国的民主》和《菊与刀》类似之处，在于作者托克维尔和他分析、描述的对象——美国——也没有那么亲近、密切的关系。托克维尔比本尼迪克特好一点，他写书之前，到过美国，对于美国有第一手的观察资历。好一点，但也没有好太多。

托克维尔去美国时，还不满二十六岁，前后在美国待了九个月时间。然后回到法国，几年后写出《论美国的民主》。比较一下，我二十四岁去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连续住了六年才回台湾，好像我会比托克维尔更有资格来写《论美国的民主》吧？

当然，这是玩笑话。托克维尔的书，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产生的，历史情境使得这本书能够在大西洋两岸都赢得众多读者，那样的历史背景，跟本尼迪克特的书在战争中写作，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在日本流行的历史背景一样，都是无法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