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反腐败斗争（1921-1949）(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争取中国人民全面解放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同腐败进行斗争的历史。前28年，它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主要是反对执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为了实现这一主要任务，也毫不留情地同自身的腐败现象进行顽强的斗争，并为日后执政奠定了重要的廉政建设的基础。

一、党初创时期的反腐败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处于被围剿的境地。在险恶的环境中，党的任何腐败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因此，党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浴血奋战的同时，始终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把“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庄严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不变的立党方针。

1921年党的一大就注意党员质量的问题，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还提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这些规定表明党一开始就具有严格的组织约束和纪律监督。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规定了“纪律”一章。此后党的三大、四大都强调加强党的纪律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反腐败文件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党的事业迅猛发展，党员队伍得到迅速扩大。1925年1月党员总数是994人，1926年4月就增加到11000多人。这时，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混入党内，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针对这个情况，在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于1926年8月4日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严肃指出：“在这个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文件发出之后，不仅有效地遏制住了刚刚出现的腐败苗头，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敲响了第一声洪亮的反腐倡廉钟声。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内监察机构

在血雨腥风的大革命年代，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受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党内监察机构。

为什么党中央要成立专门的党内监察机构？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在组织工作方面，最主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主要是“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此外，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党组织的急剧扩大，一些腐败分子趁机混入党内。成立监察委员会，既是党在初创阶段自身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党内反腐败的必然要求。

由五大委托中央政治局制订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对监察委员会进行了规定。《章程》指出，“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由“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这表明监察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党内团结，加强党的集中统一。此外，《章程》还对党的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监委委员不得为同级党的委员会成员，但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会议，“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若两者意见不一致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这些规定的意义在于，既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要维护监察委员会的权威。

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7位委员是王荷波、许白昊、张佐臣、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3位候补委员是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为主席。

王荷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当过水手、工匠。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1924年6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1925年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中华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８月７日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7年10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始终没有暴露北京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使敌人的阴谋破产。面对刽子手的屠刀，他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牺牲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被杀于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等组成“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员会”，将烈士的遗骸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临主祭。

五大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初步创立。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发挥更多的作用，但是它成立的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在党的纪律建设和组织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廉政建设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旗帜，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局部地区获得执政地位。党不仅在组织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而且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之创建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权，后来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新生的人民政权展现出完全不同于旧政权的新风貌，绝大多数干部清正廉洁。当时有歌唱到：“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但是，由于旧思想的影响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健全，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一是贪污。江西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财政与经济问题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当时就查处了两个贪污犯罪分子，一个是瑞金县财政部会计唐达仁，贪污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另一个是中央财政部的会计处长，把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如金表、自来水笔等，占为己有。二是浪费。一些苏维埃政府机关“乱收乱用，随意浪费，更无预算决算和计划。”“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三是党政机关经商。据《红色中华》第159期和161期报道，于都县从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到县军事部长、互济会主任等，都参与了挪用公款贩卖谷盐以权谋私活动。此外，苏维埃政权的干部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生活腐化等问题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

实行工农兵民主政治，建立民主监督体系

中国共产党当时就认识到，实行民主政治是解决包括廉政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政治基础。所以，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就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工农兵是国家权力的主人。人民群众不仅有权选派代表掌管政权，而且有权批评、监督、检查和罢免政府官员。在《中华苏维埃选举法》中，明确规定工农兵如何行使选举权和罢免权。苏区推行供给制，实施经济民主，杜绝长官发财恶习。

为了有效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同时，还通过了《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工农检查处是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一部分，代表工农和城市贫民的利益，有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之后，在省、县、区都建立了工农检查机构，规定它受同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上级工农检查机构的双重领导。在工作实践中，工农检查机构还设立了控告局，发动群众举报不廉洁的干部；组织临时检察委员会，检举、监察政府工作人员，清除腐化分子；建立突击队，组织轻骑队，设置巡视员、通讯员，加大检查工作力度。

加强廉洁从政教育，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强调思想建党。1929年的古田会议，不但提出了红军建设的原则问题，也提出了廉政建设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在党内和红军内部，重点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主要是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流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享乐主义、极端民主化和军阀思想等。《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为纠正党内、军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必须加强正面教育，从思想上肃清各种错误观点，分析其危害，并开展党内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决议》把廉洁奉公的内容写入党员五项条件中：“新生分子入党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观念，忠诚老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而且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要做到“不吃鸦片，不赌博”。早在1928年，红军就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干部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根据地，广泛兴办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以及各种干部学校，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

在苏区，主要领导干部的身教对于保持干部的廉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至最高统帅毛泽东、朱德，下至普遍士兵，大家都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民房。没有粮食了，干部带头吃野菜，朱德军长亲自挑粮上山，留下了“朱德扁担”的美谈。这种干部冲锋在前、享受在后的优良作风和官兵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各级干部最好的廉政教育。

建立法律制度，严明法纪

推行廉洁政治必须依靠法制。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颁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廉政法制文献。它的主要内容是：（1）犯罪主体。按照训令的规定，不仅包括苏维埃机关人员，而且还有国营企业和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只要利用自己的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均构成犯罪主体。

（2）犯罪种类。一是贪污罪。当时把挪用罪放在贪污罪之中，毫无差别地同样处罚。二是浪费罪。是指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和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的行为。设立浪费罪是苏维埃政权的一大发明，对于当时的廉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3）惩罚办法。对贪污公款罪，按四等惩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至500元之间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100元至300元之间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此外，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对于浪费罪，根据浪费程度进行处罚。轻者警告，重者撤销职务，严重者处以监禁（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徒刑）。

为了堵塞漏洞，防止有人贪污浪费，苏区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财政制度。1931年12月，财政人民委员会颁布了《暂行财政条例》，确立了财政统一的原则。1932年11月，制定了《国库暂行条例》。12月，发布了统一会计制度的训令，要求把收钱、管钱、领钱和用钱的机关分开，确定会计科目，统一记账方法，并明确会计交接章程，防止交卸接管中间的舞弊和损失。后来，还建立了审计制度，成立了与中央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相并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各机关、团体及国家企业的财政收支工作，并督促各级财政部门揭露问题，做好工作。这些法律制度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执行，有效地促进了苏区的廉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