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寿戏(2)
三爷那些天可忙坏了，他先打发人向所有该请的亲戚朋友都发了帖子，随后便让梅连春跟着他，沿唐庄北街挨门挨户帮人家收拾空房，搬柴烧炕，已备待客。那些天，堆放在后街壕坑边上像山一样的柴火垛，眼瞅着就下去了一大半。太爷走到那儿感慨地说了一句：“搬了，搬了，搬了了，省心了。”
父亲一直住在太爷的屋里，这让太爷很焦虑。他让爷爷劝劝父亲，可爷爷扭头就走：“我劝不了他。”
农历甲戌年是父亲的本命年，朱氏事先为父亲做了一条红腰带，可父亲这样冷淡她，她也就没拿出来。
对于父亲，爷爷屋里的范氏一直敬而远之。起先她曾想讨好父亲，但父亲一直冷着脸子不理她。她知道叔叔一定会告她的状，但因父亲在，她只能将怨恨记在心里：“看你哥走后，我怎么收拾你。”
父亲回来的第三天，朱氏就回娘家了。弄得一大家子人挺郁闷，直到开戏的头天后晌，朱氏才回来。晚上，一大家子刚准备开饭，那朱氏突然走进太爷的屋里说：“爷，爹，各位叔都在，我想让他对着大伙儿说句明白话，这日子他还想过不？”
一屋子人顿时沉寂下来。父亲站在地上，脸上毫无表情。爷爷刚要发话，只听太爷干咳一声：“春莹屋里的，我知道你心里憋闷，可你也知道，明天我唱戏，一唱三天，你们的事，现在提不是时候。自打过门来，我从来没说你一个不字，你要是还在乎我这张老脸，就先回去吃饭去，中不？”朱氏低头站了片刻，扭头就走了。
正月初五，在冀东乡下俗称“破五”，是接财神的日子。这一天，家家都不能用生米做饭，亲朋之间也不能走动，“年”在这里画了个句号。然而，对于太爷一家人来说，这一天却是紧张、兴奋而漫长的。在二爷的监督下，在离村庄不远的还乡河北岸高坡上，一座大戏台平地而起。唐庄北街几乎被席棚覆盖。从张家棚铺运来的杯盘碗筷堆满了跨院，一大群妯娌媳妇孙男娣女，老院跨院跑前跑后忙个不停。
刚过晌午，随着庄西传来一声响鞭，门海班的五挂大车率先进了村子。全村男女老少立刻围上前去，争着辨认谁是“水仙花”，谁是掌柜的门老板。不到一个时辰，北孙班的人马也到了。一时间人们呼喊着，“碧月珠”、“珍珠花”、“天下红”这些在当地百姓中如雷贯耳的艺名，整条北街像开了锅。
太爷一直坐在炕上。班头儿递上来折子后，太爷点了北孙班的《盗金砖》、《绿珠坠楼》、《保龙山》和《高成借嫂》，点了门海班的《桃花庵》、《呆子报》、《大赶船》和《夜审周子琴》。父亲对两个戏班子的老板说，考虑治安问题，不演夜戏，但酬金不变，两位老板连连道谢，表示一定卖力以报东家。
日头偏西时，一队地方警察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村口，他们个个荷枪实弹，煞是威风。父亲赶忙上前，与领头的握手寒暄，那人随身还带来了李子韩给太爷写的一幅寿幛。站在旁边的爷爷，一下子有点儿懵，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有这么大的章程，他立刻意识到，应尽快和他这个忤逆不孝的儿子缓和关系。所以当晚有人告诉他，村中央大槐树底下有人支起赌棚后，他赶紧跑过去压着嗓门冲人家说：“时下禁赌，让当兵的抓住，谁脸上都不好看。”他心里最清楚，春莹为了劝他戒赌，曾和他翻过好几回脸。
人定后，四个爷爷和父亲回到太爷的屋里，太爷显得很激动：“八十了，唱一台戏。”他独自喝了一小盅贯头山老酒，摇了摇头：“一是要告诉乡里，我唐开欣这一辈子虽然没取得什么功名，也没落下什么骂名。二是告诉你们，这一大家几十口子，一口锅里吃了这么多年，你们的爹我也算是尽力了。”说到这里，老人的话音有些颤：“庄稼人向来以务农为本分，今后你们还要好自为之呀。”他抹了把脸，转过身去：“都回屋吧，回吧。”
四个爷爷面面相觑推门出屋，只二爷嘟囔了一句：“大正月里，我听咱爹这些话，怎么有点瘆得慌呀。”
开戏的那一天，太爷并没有去听戏。包官营的马荫轩来了，他是父亲特意请来给太爷画像的。马荫轩是父亲昌黎汇文的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眼下正值寒假在家，就让父亲叫来了。马荫轩用自行车带来不少“行头”，他把画架支在太爷的正屋里，让老爷子坐在靠板柜的一张老榆木的太师椅上。这些天，太爷有些疲惫，但他仍将一头银色的长发，整整齐齐地梳向耳后，让三奶找出那件钴蓝色的棉袍穿在身上，坐下后不久，他便心平气和了。
父亲一直坐在一旁，望着与自己隔辈的这位老人。他记得小时候太爷曾经说过，嘉庆年间山东大旱，太爷的太爷家满门几近饿绝。只兄弟俩挑着一副扁担，顺着通往关外的黄尘土路，逃荒到了迁安。那时的迁安地广人稀，在还乡河边上，兄弟俩看中了一片荒地，一打听，地都有主，只是无人耕种，便决定卖身种地，留在了这里。当时只庄西头的高坎上有一处残垣断壁和一个倾斜的石臼，听人家说，那是高丽人留下的，唐王征东时把高丽人赶走了，这里也就撂荒了。
二百多年过去了，唐庄现已是迁安城东一座远近知晓的大村落，而太爷也到了耄耋之年。望着眼前这位忽然变得如此陌生的老人，父亲终于明白太爷为什么执意要唱寿戏了。八十岁了，他要让四邻乡里都知道，他唐开欣一家老少几十口子人，今天仍如此和睦富足。他要让他的儿孙都记住，这个大家族永远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
一阵琴声鼓板，伴着高亢婉转的戏腔从村北的还乡河边传来。父亲鼻子一酸，眼前的太爷变得模糊了。
三天大戏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吃过饭后，太爷把老院上下的男女老少都招呼到他屋里，女人们挤不进来，就都站在堂屋。朱氏一直站在当院不进来，三奶拉她，她也没给三奶面子。
太爷坐在炕里眼睛微闭着，像是一直在等谁。少时，院子里传来野河峪石老胥的声音。石老胥是姑奶的公公，一向与太爷交情笃深，是老院最受敬重的亲戚。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庄上学堂里教书的李先生。两人挤进屋后，石老胥大声抱歉说：“来晚了，让大伙儿久等了。”屋子里立刻鸦雀无声，几乎连大一点的孩子都知道，老爷子要分家了。
石老胥和李先生在炕里坐定后，太爷睁开了眼睛：“今天分家。”他环顾一下自己的儿孙，声音虚弱地说：“该说的，那天晚上都说了，现在我说怎么个分法。”他顺手从被窝垛里抽出一个账本来：“春莹，给大伙儿念吧。”
这是一本太爷用小楷书写的分家清单，它记录了几代人辛苦积攒的全部家产，包括土地、房屋、车马、农具、织机、存粮，甚至包括院子前后的树木，圈里喂养的猪羊，林林总总，分得清清楚楚。
太爷一生长于经营，豪爽仗义，在庄里很有威望。太爷一向善待雇工，平日早午两顿饭，太爷与四个儿子及所有长短雇工先吃，油水也大一些。待下地干活的人吃罢，女人和孩子才能靠前儿。这个规矩几十年不变，因此雇工们都肯卖力气，家庭收入自然好于别人家。及至分家前，太爷共有土地二百五十亩，在唐庄首屈一指。而如何将这二百五十亩地公平分摊，让只靠土地养家糊口的四个爷爷顿时屏住了呼吸。
太爷把所有的土地按平原坡地、好地薄地、旱地水浇地，运筹分成五个等份，一份五十亩。
父亲念到这里，太爷开始说话了：“这些年来，我和你们哥儿四个一样，也是起早贪黑没时没晌，所以和你们一样，这五十亩地该是我的养老地。另外，春莹自上大学后，他爹就再没给他寄过钱。如今，他不得不回昌黎教书，这传到外人的耳朵里，就和抽我嘴巴一样。所以，我要从这五十亩养老地里，抽出春莹念书的学费钱，也算积点功德，对得起祖宗。”
父亲没作声，其他人也沉默不语。
“这么分中不？”太爷声音不大地问。
四个爷爷仍默不作声。太爷瞥了大伙儿一眼：“今天亲家和学堂先生都来了，从明天起，你们兄弟四人就要自起炉灶，各奔前程了，有话现在说不晚，待会儿白纸黑字一按手印，就没人再听你们放屁了。”
二爷终于忍不住了：“爹，你这么大岁数了，留这五十亩养老地，是自个儿找人种，还是跟我们谁伙着种？”
太爷反问他：“你说呢？”
二爷拧了一下眉头：“我知道还问你？”
太爷看着四个儿子都睁大眼睛想知答案，便对石老胥笑了：“我就知道，我这五十亩养老地让他们闹心。”他回过头来对四个儿子说：“我一辈子做事，从未违背常伦，这五十亩养老地，我跟老大伙在一起种，谁还有话吗？”
爷爷刚想说同意，却被三个弟弟的眼神逼住了。屋子里死一般地静，还是石老胥打破了沉默：“没话了？李先生，写！”
第二天，在散伙饭上，四个爷爷都喝多了，他们有的哭有的笑，各自的酸甜苦辣溢于言表。
朱氏一直再没有发话，几天来家族发生的巨变，让她一时拿不准自己该怎么办。她把给父亲做的那条红腰带交给了三奶，让三奶转交给父亲。三奶交给父亲时说：“本命年，邪气重，这可是你媳妇的一片好心。”父亲却说：“我这个人自小犯邪，系什么都白费。”三奶捅了一下父亲的脑门：“你呀，咋这么拗。”
临回昌黎的头一天，在太爷屋里，父亲把爷爷和叔叔同时找来了。
“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这次要把子洵带走。”
太爷和爷爷都惊呆了。叔叔站在那里，嘴唇一直在抖。
爷爷困惑地问父亲：“带子洵走？上哪儿去？”父亲说：“先上汇文念书去。”太爷问：“你上秋不是回燕京吗？”父亲说：“走一步算一步吧，无论如何，子洵不能总在家里洗尿布。”父亲的话让爷爷很没面子，他望着太爷，不知如何是好。太爷却问：“子洵，能像你哥那样，混出个人样儿来吗？”叔叔憋红了脸，大声地说：“能！”
范氏听说叔叔要跟父亲去昌黎，高兴得差点儿从炕上蹦起来。打从过年不到半个月，范氏就沉浸在意想不到的满足之中。分家时自己当家的得了两份土地，虽说这之中还有一半归太爷所有，但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分明来日无多了。如今最让她记恨的父亲，又带走了与她那三多儿子分家产的叔叔。“谁说本命年不好。”她得意地对爷爷说：“今年就是我的本命年。”
春天来到的时候，爷爷常抱着他的老儿子三多，站在老院门楼前晒太阳。每当有人从身边走过，他都会冲人家说：“看见了吧，我们家三多可是个有福之人，他哥在外头当大官，我们在家里等着，就是等老爷。”
从此以后，“等老爷”的外号就传开了。三叔直到死，也没能摆脱这“等老爷”的阴影。
分家的第二年秋天，我太爷就过世了。丧事办得极其简单。父亲借奔丧之机，与朱氏了断了夫妻关系。不过朱氏大闹一场后，却没有回娘家，她始终执意住在爷爷家里。直到十四年后土地改革，朱氏才被当作地主的浮财，分给了北街西头一个无地的光棍儿。
“文化大革命”时，我和母亲、小妹随父亲被红卫兵遣送原籍务农。那年冬天为了盖房，我去邻县卢龙的潘庄赶集，在柴市附近，遇到一个卖松木椽子的老人。那是一个硬朗干瘦，牙齿焦黄不齐，一看就知道是抽了一辈子旱烟的人。他的独轮车上捆了二十多根松木椽子，六棱见线，笔杆条直，十分地道，价钱也实在，我很快便和他成交了。
钱货两清后，他忽然问我：“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迁安城东唐庄的。”我答。
“唐庄早些年有个叫唐开欣的，你听说过吗？”他问。
“唐开欣是我太爷，我是他的长房重孙子。”我答。
“哎哟！”老人一拍大腿，立刻说起甲戌年初的那台大戏。一时间，锣鼓齐鸣，丝竹骤起，但见宫灯水袖，武生花旦，刀枪剑戟，军警青衣，寿幛席棚，大块炖肉，一并涌来……
告辞时，老人终于平和下来：“唱戏那一年，没等完秋，我二叔就带我参加了樊永春领导的京东游击队。我娘不让我去，说是我本命年。我没听。眼瞅着快熬到正月了，没承想队伍在青山口还是让汉奸队给围住了。我这手就是让炮弹给炸残了，没法儿打枪了，人也都散了，我就回家了。”
说着，他伸出右手，食指果然只剩了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