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经济增长

一 西方发展理论及其演变

早期发展理论的出发点都是提高效率、扩大生产，最终增加经济总量和人均福利水平。然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发展的结果，反而带来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学者们在对增长本身带来的问题进行不同学科的观察之后，形成各种相异的发展理论。发展观所关注的内容广泛，从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演进，到发展过程中个人的痛苦。但是，作为对发展现象的诠释和指导，发展观主要围绕发展的结果、目的和手段这三个问题来展开。

既然发展观是发展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进而可以成为指导实践的关于发展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对发展认识和再认识乃至反思的逻辑是，从观察到的发展结果出发，反思发展的目的，进而重新认识和选择发展的手段。首先是发展的结果。人们观察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环境遭受破坏，污染愈演愈烈，一部分人群被排斥在发展福利之外，由此导致人们的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把这叫作“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是发展的目的。由于发展的结果与初衷相反，应该如何定义发展、规定发展的本质等问题也被相应提了出来。与此同时，各种衡量发展结果的度量方法也纷纷受到质疑，新的办法不断得到尝试。最后是发展的手段。既然人们逐渐改变对发展目的的看法，对于用来促成发展的手段自然也需要进行反思。也就是说，需要对那些曾经被认为有助于促进发展的具体制度、生产方式、增长类型、资源配置机制以及发展战略等也需要重新认识，进行合理的选择和调整。

马尔萨斯最早从人口增长的制约角度反思发展。在他看来，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自然法则”，即人口按几何级数比率增加，生活资料的供给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最终，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使人们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把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食物危机，扩展到人口—资源—环境危机。作为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批评，西蒙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指出在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通过知识进步和规模经济，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并从多方面论述地球资源的丰富性，指出只要政治、制度、管理和市场等多种机制较好地发挥作用，从长期看，人口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可持续发展思潮追求的是一种新的发展途径，体现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这种发展途径强调以人为本，着眼于从代际关系上解决人口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协调，从而“使人类进步不局限于区区几处、寥寥数年，而且要将整个地球持续到遥远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法国学者佩鲁把“增长”与“发展”两个概念作了区分。他认为，发展包含比人均GDP的提高更为广泛的内容，他强调的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都有机遇获得效力和能力”的结构变革和演进。从此出发，托达罗归纳了发展的三个核心含义——基本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从而提出发展的三个目标。首先，发展必须使基本生活必需品得以不断增长。这些必需品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人的基本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从这个概念出发，营养、健康、衣着、住所和获得个人自由与进步的机会，都是发展满足基本需求的衡量内容。其次，发展必须通过扩大就业和教育机会，提高人的尊严和文化价值。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意味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本身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目的是使个人和社会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再次，发展意味着扩大个人和国家的经济社会选择范围。阿马蒂亚·森指出：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真正自由的一个过程，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人谋福利。

按照不同的方式定义发展，就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增长与分配的关系，进而对于公平和效率关系的看法的差异。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是要对发展的福利作用进行衡量和评价。库兹涅茨发现了一个有规律性的轨迹，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后，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形成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U字形曲线。这条曲线本身所隐含的所谓规律，随后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并非一定成立。同时，这种关系作为一种发展观念，也已经遭到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人的摒弃。经济发展战略从而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被认为是产生“边增长，边分配”效应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些选择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能够实现最大化的就业，从而使增长的结果得以分享，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角度来看，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的持续存在，是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不同，因而社会政策倾向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既然使每一个社会群体比较均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自然要求一系列体制层面的改革。

二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内涵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既得到全面的发展，也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列宁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就是从一般性上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使人自身的社会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这种规律性相适应。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指出了这种生产方式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并且从此目的出发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顾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基本原则。马克思还在批判的过程中，揭示了物质生产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本价值，或者说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性质。恩格斯更针对人类对于大自然规律的违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恩格斯阐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界关系时，表述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在于认识和正确运用规律，在于能够预见和控制生产行为引起的长期自然后果，在于人类与自然的一体性。

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既符合人类发展共同趋势和中国特定发展阶段要求，又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科学发展观逐渐形成，它既以各个学科领域深入研究的成果为科学基础，又对人类社会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总结，每一代领导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前六个关系的论述都是当时面临的发展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第一次关于发展观的阐述，既直接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又是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质疑。

邓小平在领导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直接确定了跨世纪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且就改革方针和发展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可以概括成发展目的论和发展道路论。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发，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等著名论断。进一步，他在不同场合指出了发展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实际上，科学发展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有针对性地系统论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十二大关系，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

在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关键时期，以“五个统筹”为具体表述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三个代表”的发展观，体现了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刻领会这个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关系到各级党的领导和政府能否真正形成一个对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科学观点。能否真正贯彻这个科学发展观，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概括起来，中国特色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确认识自然资源国情。邓小平从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出发，提出重新认识中国“地大物博”的自然资源国情。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中国自然资源禀赋。首先是从资源结构看其可用性质，只有真正可用于直接生产的资源才具有经济价值。例如，国土总面积中可直接加以经济利用的部分就相对匮乏。按照国土类型分，耕地仅占9.9%，森林13.9%，内陆水域面积1.8%，可利用草地32.6%。从矿种的储藏特点来看，许多矿种特别是铁、铜、磷等重要矿种，品质较低且储量很少，而开发贫矿则需要很高的成本。从分布来看，矿产资源在地域上的分布十分不均衡。其次是从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看其对人民福利的影响。自然资源作为国民财富的要素，只有以人均占有量来衡量才有意义。

温家宝把这种认识方法称作观察中国国情的乘法和除法。自然资源按人均占有量计算，很多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人均煤的地质储量，中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7%，人均石油的地质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2%—64%，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1%。把中国与其他五个国土面积大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发现中国从国土面积来说处于中间水平，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生产性土地和水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则大大低于其他国家。

第二，兼顾公平与效率。早在计划经济建立初期，毛泽东就尝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辩证关系。但是，后来形成的经济体制以及在多年的建设实践中，这种关系实际上没有处理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关键在于如何在政策上和激励机制上处理好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邓小平在倡导“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是让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而收入先多起来，还指出了这种先富的目的是产生示范力量，带动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人们，最终使全国各族人民都富裕起来。一部分人先富，是激励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产生效率的必然结果，在任何体制下都必然如此。邓小平这一“波浪式共同富裕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典范运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执政党的高度，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在理论上，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唯物观点和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在实践上，它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要课题。通过分析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目标范畴，可以使我们得出通过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增进社会和谐的认识。同时，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

效率与公平两者固然存在矛盾，但也是可以统一的，即一个方面的改进有助于另一个方面问题的解决。首先，一个社会如果分配机制是公平的，这个社会就会相应地更加安定和谐，而安定和谐永远是经济发展的最好环境。其次，不同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一项旨在使穷人增加收入的政策，既是倾向于公平的，又可以拉动市场需求。再次，一个社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比较优势，通过采用最大化的就业政策使劳动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不是把资本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这样无疑有利于社会公平。

第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指出了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同时，他还论述了两个根本转变之间的互相促进和密切关联的关系。温家宝既强调了经济增长是社会财富增加和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是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又指出要全面看待经济增长，既要看增长速度，还要看增长的结构、投入产出效益以及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在实践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转变，而是一个综合的转变，即实现从单纯追求速度到速度和效益统一的转变，从单纯依靠投入到越来越多地依靠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增加生产的转变，从单纯经济总量的增长到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化相同步的转变，从不计成本、滥用资源、破坏环境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生产的转变。实现上述转变，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而这些条件需要改革来创造，即要求经济体制实现从计划配置资源到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以及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第四，坚持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实践，并不是受到国际舆论压力而做出的反应，而是内生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实践，部署了环境保护工作。1994年，为了履行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所做出的正式承诺，中国政府编制并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思想，即①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②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③中国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④强调了中国政府对待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国际能源价格的高涨和不稳定，国内资源、环境和生产安全方面矛盾日益突出，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充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重视生产安全，并且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新思路。

三 科学地审视发展可持续性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特定发展时期出现的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任务，也是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深层矛盾的解决所提出的正确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连续26年平均以两位数的增长率扩大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罕见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以及国际上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曾经把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部分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称为“东亚奇迹”。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的增长表现被称作“中国奇迹”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在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传统的经济结构得到提升，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及全世界，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

问题在于这样的经济增长势头需要维持下去才可以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这个宏伟而长期的目标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而所有的挑战大都来自于发展是不是科学的。因此，我们需要回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

1.资源与环境的不可持续

20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要求中国在未来十几年内保持年均7%的增长速度。在速度压力巨大的条件下，增长必然与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和环境的容忍限度发生矛盾。过度依赖于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趋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高能耗和高污染倾向，以及生产过程的贫困恶性循环，都放大了上述矛盾的表现。在目前的增长方式下，高速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风险，导致不可持续性，也与中国政府“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目标不相一致。具体来说，这种增长方式将带来一系列两难抉择。

首先，当前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观，以及增值税激励导致重化工业化的强烈动力，与中国面临的能源供给的不可支撑性之间的矛盾。近年来，许多地区，甚至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高速增长的地区，认为本地区已经到了重化工业化的阶段，鼓励重工业优先发展和人为拔高重工业比重。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政绩观，以及由于重工业比重高有利于增加税收的增值税体制，都推动了重工业化动机。近年来，机械、汽车、钢铁等重化行业已经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仍然处在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而资源绝对稀缺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这个阶段发展重工业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成本将是高昂的。另一方面，这种重工业化模式没有可持续性。在中国发展资源绝对稀缺的条件下，资源的国际政治学制约着我们的发展。依靠重化工业化的经济增长，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都是巨大的。

其次，地方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嗷嗷待哺的饥渴症鼓励甚至顺应了发达国家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的倾向，增强了增长不可持续性的程度。中国的高速增长及其潜力，吸引了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毋庸否认，在看中劳动力丰富和廉价以及庞大的市场和潜在市场的同时，许多外商直接投资输出国家和地区的意图是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在世界能源供给趋紧、减排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这种倾向将日益强烈。2004年中国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630亿美元，在整个亚洲的比重已经达到65.9%。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地吸引外资，世界上的污染和能耗产业将以空前的速度向中国转移，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对可持续性要求的严重背离，积重难返。

再次，解决温饱和收入增长的迫切要求，使得上项目不顾环境污染，劳动行为不计伤害，造成污染事故和人身伤害以及重大事故频仍不断。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2004年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两者差距却逐年扩大，以农民收入为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04年达到3.2。如果借鉴国外采用的人力资本法（HC）和支付意愿法（WTP），以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来估算人的生命价值的话，中国人生命价值的主观估价十分低。这一方面导致对污染的危害的低估，另一方面也导致在追求生产扩张的过程中，对安全的忽略，乃至对生命的蔑视。

2.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处理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实施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200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指出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过于简单化地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来自马尔萨斯传统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快增长必然造成对资源环境的危害；而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并不必然形成对立关系，人口甚至可以成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

中国处理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直接影响可持续发展结果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而后者与人口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人口转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所依靠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传统的过分依赖要素投入、投资和出口以及制造业发展的增长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

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旷日持久的课题，就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重农学派认为是土地，但是，土地会遇到肥力递减和报酬递减。丰富的自然资源给一些国家带来先天禀赋，但是也遇到诸如“荷兰病”一类的“资源诅咒”。资本作为一种可再生投入要素，长期为增长理论所青睐，但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也否定其作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的地位。劳动力丰富固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但这种人口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而必然消失。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源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物质资本的投入快于劳动力的投入，从而企业和产业的资本构成提高，有助于改善劳动生产率。现实中，这就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企业采用更多的机器来替代劳动者。在出现民工荒和工资上涨之后，沿海地区许多企业开始了这个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调整过程。但是，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有限度的，在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设备后工艺过程效率反而下降，包括人与设备的协调程度降低等情形，即所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通过技术进步、改善体制和管理以更有效配置资源，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这个劳动生产率提高源泉可以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不利影响，是长期可持续的，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擎。在人口红利消失，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增加资本投入时，要求机器设备本身也包含技术进步，要求操作者素质的提高，以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以释放出更多的微观效率。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要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从国际上看，国家贫富差别主要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而那些曾经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终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主要原因，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不前。对于那些经历过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体而言，抚养比停止下降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未能及时跟进，经济增长减速乃至停滞就在所难免。

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靠资本投入，转到依靠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的轨道上，对于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如果不能改变当前投资驱动的重化工业化路径，就难以从“两高一资”粗放发展方式上摆脱出来。而如果能够确立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方式，则可以创造出一种内在的激励，通过技术进步、价格引导、体制创新形成一个人口均衡、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