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以田野勘探和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不久，我国的考古学家即着手对两周时代的遗存进行调查和发掘。1949年以前开展的考古工作中，发掘的地点主要有：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河南汲县山彪镇及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等；并对陕西长安、岐山等地的一些遗址作了调查。老一辈考古学家对这些遗址的调查、发掘，初步揭开了黄河流域西周和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在发掘方法、资料整理、报告编写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当时的两周考古尚处在初创阶段，但这些基础性工作，为以后两周时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学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宋代。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金石学家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清代出土了毛公鼎、散氏盘、大克鼎、虢季子白盘、大盂鼎、小盂鼎等一批铸有长铭文的铜器，引起金石学家的浓厚兴趣。他们结合文献资料和历代传世的有铭铜器，考释金文资料，研究器铭中所记的史事。加之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大批甲骨卜辞，人们对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和传世商周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一时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就金文而言，在194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学者们在金文资料的汇集、文字的释读、与文献典籍的互证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商周时期的有铭铜器，以两周时期最多，商代铜器铸铭者相对较少。有了这一基础，研究者主要依据铭文内容，开始对有铭铜器进行分期断代的探索与研究。郭沫若于1931年完成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首次改变了过去以器分类的著录形式。它的上编所收西周铜器“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所收东周铜器，“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这种方法在金石学研究中是一大创新。该书在1934年增订时，郭氏提出了中国青铜时代大致可分为四期：滥觞期（约当商代前期）、勃古期（晚商至周初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1945年，他又将后三期改称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并将战国末叶以后称作衰落期。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土，一些学者除了对西周铜器进行分期断代外，还在铜器断代的基础上，利用有纪年的铭文资料对西周列王的在位年代进行探索。

诚然，这时的铜器断代研究，无论在资料的数量方面，还是在研究的手段方面，都不能与后来的考古分期相比。但是，借铜器铭文的内容推定王世，用“标准器断代法”对青铜器进行分期断代研究，与传统的金石学研究相比，的确是一大突破。它反映了学术界已不满足于对一器一字的释读与考订，试图通过分期断代的研究，把大量传世铜器置于特定的时空框架之内。他们从铭文所记的史事、涉及的人物及其他相关内容中，认识到相关铜器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从而提升了对这些资料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在正确释读铭文的基础上，借铭文的内容进行分期断代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这一成果，使铭文的释读与两周历史的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虽然，对两周文化遗存的分期断代工作，最终是在田野考古中解决的，但这一时期对两周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对中国古文字学和商周青铜器作为学科分支的出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周考古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十分重视，在政府机关中设置专司文物事业的行政管理部门；考古研究机构的建立，把两周考古的研究列为重点课题；在高校中设置考古专业，为考古事业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凡此种种，为两周考古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大量两周时期的遗址在基本建设项目中陆续被发现，为两周考古的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同时，考古工作者在对这些遗存进行发掘和研究的同时，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正是在不间断的发现与研究中，逐步架构起两周考古的研究框架，并且推进了两周考古的研究进程。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和河南洛阳中州路墓地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分别提出了对西周和东周文化遗存进行分期断代的课题。在自然科学的测年手段对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还不能提供准确的绝对年代的情况下，对两周文化遗存进行分期研究，成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因为，只有在分期断代的研究中取得合理而准确的成果以后，才能将发掘工作中获得的物质文化遗存，在两周时期的时空框架中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先民在各种活动中遗留下的各类实物资料。于是，通过田野发掘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料，成为考古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在上个世纪中，我国的两周考古，主要围绕中原地区的都城遗址和大型墓地开展了一系列勘探与发掘。考古工作者严格按照科学规程操作，将主动发掘与配合基本建设工程有机结合起来，使两周考古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两周考古以周人控制的实地——中原地区为研究重点，并逐步向周边地区推进。在长期不间断的工作中，随着中原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对两周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有了这一基础，在向周边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时，为确认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可以比较的基础材料。这使人们在对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时，易于获得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两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不断地被发现并被正确地加以识别；它们的文化面貌及其特征，也得以比较全面地被揭示出来。所以，本卷中反映的不仅仅是周人创造的灿烂文化，还包括了目前已经认识的、活动在不同地区的各族人民创造的古代文化。

在对丰镐遗址、周原遗址和洛阳北窑等遗址进行的考古勘探与发掘中，发现了多种形制的大型建筑基址；数量可观的大、中、小型墓葬以及贵族死后陪葬的车马坑；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及烧陶、制玉作坊遗址；还有祭祀遗迹、窖穴及其他用途的各种遗迹。同时，还出土了数以千万计的各类遗物，包括青铜铸造的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其他实用器具与装饰艺术品；用各色玉料制作的礼玉、用具与装饰艺术品；各种用途的成组陶器与原始瓷器；精美的木雕彩绘漆器；反映当时在土木建筑、丝绸纺织、冶金铸造、陶瓷烧造等不同行业的工匠们制作的各种遗物；此外，在各地发现了居民聚落、采矿遗址、冶炼遗址、养殖业遗址、祭祀遗址以及反映与外界交通、交往等方面的遗存等等。这些遗存的出土，不仅使人们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了解，而且对西周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也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

这一期间又发现了一批窖藏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和铭文内容之丰富，进一步推动了对西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许多铜器上铸刻的长篇铭文，叙事记史，内容丰富，可补文献资料之不足，大大促进了对古文字的释读和史事的考证，廓清了一些过去混沌不清的问题。对西周金文的深入研究与发掘揭露的考古遗存相结合，使人们在对西周历史的研究与探讨方面，有了可以互证、互补的宝贵素材。

周原及其他几个地点发现的西周甲骨文，其数量虽不如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那样丰富，却也填补了一个空白。

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都遗址、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山东曲阜鲁故城及其他诸侯国遗址与墓地的发掘，证实了周初实行的分封制度。这些遗址或墓地出土的各种遗迹、遗物，使人们对诸侯国的文化面貌及其特点有了较深的认识。在长江流域、南方地区进行的考古工作中，可以看到生活在长江流域与南方地区的居民，在西周时期与中原地区的居民有着广泛、密切的交往；周人的势力与影响随之不断向南方深入。在对北方地区进行的考古勘察与发掘中，也可看到这一地区的古代少数族居民，在与中原居民的密切交往中，创造了极富特色的地方性文化。凡此种种，突出地反映了学术界对西周时期历史文化的认识，较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上一世纪中，考古工作者对东周时期的秦、晋、楚、齐、鲁、燕及韩、赵、魏等国的都城遗址，都作过勘察或规模不等的发掘。通过这些工作，使人们对这些都城的规模、文化内涵、它们的形制与特点等有了初步认识。将这些城址与西周时期的城址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两周时期在社会政治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也可了解到列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发生的变革与进步。这些都城不仅是列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了经济、文化乃至商贸的中心。

湖南长沙、湖北江陵、河南淅川、安徽寿县和其他一些地点发掘的楚墓，陕西咸阳等地发现的秦国墓葬，三晋地区与齐、鲁、燕等国发现的墓葬，以及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等等，以其丰富的内容而使人们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状况有了许多新认识。对生活在江南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各族居民创造的文化遗存，也有了远比过去深刻得多的了解。一些地点发现的采矿、冶炼遗址；众多城址内发现的铸铜、铸铁作坊及制陶、制玉等各种手工业遗址；各地出土的大量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陶器、原始瓷器、漆木器以及丝织品；一些大、中型墓中出土的竹简以及帛书、帛画；反映各行各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后所获成果的其他遗物等等，大大充实了人们对东周时期居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乃至科技发展方面的认识，为研究东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形态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

上述成果，使学术界同仁对两周时期的文化面貌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使两周时期的考古研究向深、广两个方向正常地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对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以前，周人先祖创造的文化遗存——先周文化的探索，也适时地被提上考古工作的日程。考古工作者依据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在传说周族发祥的地域内进行调查与发掘。经过近20年的探索，现已积累了不少资料。虽然目前对哪一种考古学文化是先周文化，在学术界尚未获得一致认识，但积累的这些资料，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个世纪中两周考古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因此，本卷撰写者将客观地论述两周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的情况，并从若干方面对20世纪中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作一总结性回顾。

诚然，由于不同地区间开展的考古工作很不平衡，所以各地区在两周考古中提出的问题，在探索研究中获得的认识，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两周考古在许多方面还需在进一步积累资料的基础上，强化研究的进程和探索的力度。

撰写者在本卷的撰写过程中，往往受到资料不足的限制，又有对第二手资料如何消化等问题，在作回顾与总结时，遇到了一定困难。本卷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只反映撰写者目前对相关资料的认识，这些认识在未来的岁月中将经受检验。有些看法将随新材料的发现而被修正。但是，本卷的编撰，记录了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两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状况，这是很有意义的。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两周考古学承担的复原两周历史的研究任务，需要一个很长的探求过程，不断地获得真知。从探求真知的长过程观察，本卷中的一些观点或许很不成熟。若因未来的新发现而使一些观点得以修正，正说明两周考古在不断发展。这将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回顾20世纪两周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还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在逝去的岁月中，几代考古学家在创业中曾经走过的艰辛历程和不懈努力。展望未来，今天考古工作者进行的总结，可以对后人的进一步探求起到铺垫的作用。目前已经积累的资料，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考古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对我们在新世纪中深入开展两周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认识到在推进田野工作时，应该主动地提出问题以推进研究；认识到多学科协作对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将促使两周时期的考古研究，按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序地发展下去，并在深入研究中争取更大的成绩。

回顾20世纪两周考古的发展历程，以下几个方面需特别予以强调。

一

考古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建立与应用，为两周考古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考古学和历史学一样，是“时间”的科学。因而，在对文化遗存进行发掘与研究时，对它的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成为首要的任务。在自然科学的测年技术还不能对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提供准确的年代以前，用正确的方法对文化遗存进行分期断代的研究，成为两周考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两周考古，尚处于初创阶段。那时对两周遗址进行科学发掘的地点较少，研究资料的积累也不够丰富。人们对两周文化遗存进行分期断代的工作，虽已引起重视，终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两周考古工作，其研究重点之一，就放在对两周文化遗存的分期断代方面。人们在发掘遗址或墓地时，注重按科学规程操作，依据层位关系明确、又有共存器物出土的典型单位，对各层的出土物进行分析排比。他们将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分期断代工作中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研究。以后，又将一个地点中获得的分期断代的结论，在其他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进行检验，使有关认识得以深化。经过多次检验与修正，有关结论更加合理与准确。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它改变了以往单纯地寻找器物间的“演变”途径，严格地依据地层叠压关系或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在分层的基础上探寻器物组合与形制变化的规律。对两周考古的文化分期与断代研究，坚持在实际工作中提出问题，又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的做法，使分期断代工作中揭示的器物形制的变化规律更具有客观性。实践证明，这一研究成果，对两周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器物与生物不同，它们是无生命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在自然界生存，必须适应自然界的客观环境与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些生物依据“适者生存”的法则，会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变化。因而，人们从生物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可以找到生物演变的轨迹或规律。器物自身则不存在这样的“演变”，因为每一件器物的形制乃至纹样装饰，都是依据人们的特定需要而被制作出来的。它既然受人们的意识支配，那么，同一功能的器物，在不同的制作者手中可以做出不尽相同的形制。考古发现证明：生活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他们的意识存在差异，即使同一用途的器物，却被人们制成不尽相同的器形。事实是：无论是器物的形制、组合，还是在纹样装饰等方面，它们的制作与改变，均是由人们的意愿与需要决定的。这里，人的意识是第一位的、起主导作用的。

不过，人的意识又具有社会性。所以每个时期人们的需求与爱好，也存在共性。这种共性，决定了同一社会中的居民群体，他们制作的同类器物，其形制、组合、纹样装饰等方面往往也会表现出许多共性因素。若从较长的一个过程进行考察，不同时期器物上出现的变化，不论是它的形制、组合，或是纹样装饰，都会随人的意愿与需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有的还反映了制作技术的改进。因此，在分期中看到的器物形制、组合或装饰纹样的变化，都会在纵、横两个方面有所反映。横向方面可以看到共存器物间存在的共性特征；纵向方面则可以看到与前一时期器物间存在若干差异。这样，人们可以将这些共性特点，概括为各期的特征。这样的分期研究，因揭示了器物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规律而被人们接受。这样做的结果，使人们在分期研究中避免了因单纯寻找“演变”途径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确保了文化分期的结论具有客观性。

对两周时期物质文化遗存的分期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在长安的丰镐遗址和洛阳中州路墓地的发掘中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果的。1957年在沣河西岸遗址区的发掘中对西周遗存进行的分期，最初分为早、晚两期。1962年在沣河东岸的遗址区发掘中，进而将西周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同时，将墓地发掘的墓葬分为五期。东周遗存的分期，则是在1959年出版的《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报告中正式提出的。报告依据墓葬中随葬陶器的形制、组合的差异，将东周遗存分为七期。上述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对其他两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经过检验，证明是合理、可信的，因而成为两周文化分期的标尺。

例如房山琉璃河、曲沃天马—曲村等西周遗址在发掘中提出的三期六段的划分，虽与丰镐遗址的分期略有差异，但总体来说仍颇为一致。

同时，人们基于地层叠压及各层中出土遗物的形态学排比，结合有铭铜器中可以推断王世的铜器，与西周文化遗存所分的早、中、晚三期对应起来，进而推定各期所涵的王世：早期遗存约当武、成、康、昭诸王世；中期约当穆、恭、懿、孝、夷诸王；晚期为厉、宣、幽三王。

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东周墓地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将东周时期文化遗存分为七期。就陶器组合而论，洛阳东周墓中看到有鬲、盆、罐；鼎、豆、罐；鼎、豆、壶；鼎、盒、壶这四种组合。基于上述组合，结合陶器的形制变化而提出的七期说，在许多地点发现的东周墓葬的出土物中都得以验证，从而证明这一分期成果是合理的。

就青铜礼器而论，鼎的使用与数量多少，在西周时期有严格规制。中州路墓地中第一期大型墓中使用的铜鼎，在二期的中型墓中也出现了。至第三期以后，即使小型墓中也普遍使用鼎随葬。这种组合变化，在其他地点也能见到。这种变化，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总体上看，尤以第三、四期之间，即春秋、战国之间的变化为大。由此可见，上述七期说不仅反映了各期之间的相对年代早晚，而且对揭示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社会变革，也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人们在对诸侯国遗存进行发掘时，也立足于对基本材料进行文化分期的研究。由于地区间居民生活方式不尽相同，各地的器物组合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的分期序列，与上述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没有明显的抵牾。有了这一基础，对东周时期青铜器的分期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目前，一般将春秋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各分为早、中、晚三期。

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第九个五年计划中被列为国家重点攻关计划的项目之一。它的目标在通过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建立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年表。在西周时代的年代学研究中，西周文化分期的研究成果，为建立西周的年代框架，推定部分王年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古代的历史纪年，过去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为解决共和元年以前的西周早、中期的年代及西周列王在位的年代，设置了“西周列王年代学研究”的课题。课题组依据丰镐、琉璃河、天马—曲村等西周遗址的文化分期研究成果，按分期序列分别采选含炭样品，用碳十四测年方法进行测年，所得的年代数据经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换算成日历年代后，获得了与西周文化分期序列一致的西周年代序列。由于这几个地点测得的年代序列与分期序列大体一致，并与商末的年代相衔接；有的年代还得到天文学研究成果的支持，因而西周年代学研究取得了预期的结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四年后，于2000年底公布了西周时期的年代框架和武王至厉王这十代周王的年表。

应该说，“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的实施，对考古学家提出的西周文化分期的研究成果，是一次很严格的检验。但三个碳十四实验室分别进行的测年结果表明，上述几个地点测得的年代序列不仅与分期序列一致，而且几个地点测得的各期年代也比较接近。这说明，考古学家对这几个地点的西周遗存所作的文化分期是合理的。同时，也说明依据分期研究的成果提供的年代信息，经碳十四测年方法得到的年代，在年代学研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西周年代框架，是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产物，因而说明是可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周考古的文化分期成果，为西周年代框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此外，课题组利用西周时期有铭铜器中“年、月、干支、月相词”齐全的60余件铜器，在分期基础上进行了天文学计算，推定了一部分周王的年代。对这些王年自不可作出绝对化的理解（因为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有的年代是推算或估定的），但需指出的是：有一些年代是可以信从的。例如，晋侯墓地M8中出土的晋侯苏钟，所刻铭文记录了晋侯苏随周王东征的事迹，铭文中还刻有“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纪年。那么，它究竟是哪个周王的纪年？当时人们的看法颇不一致。后用该墓采集的含炭样品，经常规碳十四方法进行测年，得到的日历年代为公元前808±8年。据文献记载，晋侯苏死于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显然，碳十四测年给出的墓葬年代与文献所记晋侯苏的死亡年代是一致的。这一结果不仅解决了学术界围绕该墓究竟是厉王还是宣王时期的遗存而出现的争论，可以认定晋侯苏钟上所刻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为厉王的纪年；同时，也说明厉王在位至少有33年。课题组依据文献中厉王在位37年的说法，进而推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这一结果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夏商周断代工程”建立的西周年代框架与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的纪年是一致的，二者是自然衔接的。

又如，古本《竹书纪年》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有学者在1975年提出“天再旦”是黎明时发生日全食的天象记录。按这一说法，“天再旦”是指某一日清晨天刚放明，后因出现日全食而一度变黑，日食过后天空复又放明的现象。经天文学计算，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40年间发生的日食中，丰镐附近的“郑”地能看到“天再旦”现象的，应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为了验证“天再旦”是日全食的天象，“夏商周断代工程”利用1997年发生的一次日食，在新疆地区可在天明后观测日全食的机会，验证“天再旦”是日全食说的合理性，组织天文学家在新疆布点观测。结果证明：日全食确能形成“天再旦”的天象。这也说明：推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如，用琉璃河M1193中保存良好的椁木，按年轮取样组成系列样品，经常规碳十四测年，获得的日历年代为公元前1000±15年。该墓为西周早期康王时期的遗存。碳十四提供的这个年代，可以推知成王在位年的下限，当不会晚于公元前1015年。

在这次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中，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尽管很不一样，但得出的结论却颇为一致。有了这样一些比较准确的绝对年代作支点，表明现在公布的西周年代框架，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四年时间的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00年公布的西周列王的年代为：

武王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1043年

成王 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21年

康王 公元前1020年至公元前996年

昭王 公元前995年至公元前977年

穆王 公元前976年至公元前922年

恭王 公元前922年至公元前900年

懿王 公元前899年至公元前892年

孝王 公元前891年至公元前886年

夷王 公元前885年至公元前878年

厉王 公元前877年至公元前841年

共和 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828年

宣王 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782年

幽王 公元前781年至公元前771年

诚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提出的上述西周列王的年代，是现阶段取得的成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年代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不排除有的王年会有修正的可能。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西周年代框架，因有几个遗址的材料为基础，经碳十四测年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年代数据为依据，又有天文、历史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支持，并与共和元年和商末的年代自然衔接，当不会有大的变动。

这个年代框架的提出，对西周考古与西周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过去借用分期研究的成果推断遗存的相对早晚、缺乏绝对年代的状况。高精度碳十四测年方法与考古学分期研究相结合，使西周考古的年代判断更科学、更准确。事实证明，依据分期研究的成果，采选系列含炭样品，作高精度碳十四测年，经树轮校正曲线校正，可以获得相当准确的日历年代。今后在考古工作中继续采用这种方法测年，将使西周年代的研究不断朝精细化的目标推进。这方面的成果，将会进一步推动两周考古的研究进程。

二

对两周遗址开展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使两周时期的各种遗存大量被人们发现。各地出土的各种遗迹、遗物，作为原始素材，为研究两周时期的历史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地层学的运用，将一个个遗址中不同层位的遗存准确地区分出来，使这部“无字地书”一页页地被打开，供人们细细研读。文化分期的研究成果，使众多遗址中包蕴的丰富内容，得以串联起来。这就为人们全面、正确地研究两周时期不同阶段的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科技成果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便利，也为揭示其前后发展的轨迹创造了条件。这样，通过对这些不同地点、不同时段的遗存的分析研究，将湮没了二三千年的两周历史，真实而颇为生动地逐步予以恢复。

必须指出的是，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今天对两周时期历史文化的认识不再是支离破碎的了。在对西周时期的丰镐遗址和东周王城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宗庙遗址，居民聚落，各种手工作坊遗址，大型墓地及其他遗存。东周王城还发现宏大的城垣。丰镐遗址虽未发现城垣，但遗址面积之广，内涵之丰富，使人们认识到这个都城规模之恢宏。出土的大量文化遗物，包括青铜、玉石、骨角、陶瓷、漆木等不同质料的制品，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反映了两周时期的社会生产能力比商王朝时期有了明显提高。加之对诸侯国都城与墓地的发掘清理，相当充分地反映了各级贵族与平民的生活状况与埋葬习俗，从而揭示了两周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等级划分。各地发现的采矿、冶炼、铸造遗址及反映各种手工行业水准的其他遗存，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两周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养殖遗迹的发现，表明我国至少在西周时期已出现了人工养殖鱼虾的行业。祭祀遗迹及相关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周人的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了宝贵素材。对周边地区少数族的文化遗存进行的勘探，将两周时期各族居民创造的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使人们对其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等也有了较多的了解。这些发现使人们对两周社会及其文明的发展状况，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周人与周边地区族群间因互动而产生的相互影响等等，有了比过去更多的认识。这些认识促使人们对两周时期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作更深层次的思索与探究。

诚然，诸如要搞清丰镐遗址、东周王城乃至列国都城的布局，还需作长期的勘探与发掘。有关洛邑成周地望的勘查，揭开周代王陵之谜团等等，也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中原与周边地区在文化方面的互动，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两周文明对后世文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有多深多远？凡此种种，都需在进行大量工作之后，才能不断地充实或推进已有的认识。有关西周历史的不少问题，诸如围绕西周的社会形态、两周之际出现的社会变革等重大课题，也有待作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但是，已经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是突出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由于文献中明确记载西周初年曾经进行分封，建立了许多诸侯国，所以在田野考古中寻找并确认诸侯国遗存的存在，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在江苏丹徒发现宜侯簋，因铭文记录了原处西部的虞侯，在康王时改封至江南宜地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半个世纪以来，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和平顶山应国墓地、陕西宝鸡茹家庄与竹园沟等地的国墓地、甘肃灵台白草坡潶伯墓、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河北邢台葛家庄邢国墓地，以及东周列国的城址、墓葬等一批诸侯国遗存的发现与发掘，不仅使人们对周代分封制的内容有了明确认识，而且从出土的大批文物中，对诸侯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等有了许多新认识。例如，晋侯墓地发掘的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从它们的早晚关系及有关铭文可与《史记·晋世家》记述的晋侯世系大致对应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又如，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的200余座墓葬，以其规模大小、随葬品的多少，反映了虢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与等级差别。大、中型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中出现七鼎、六簋，五鼎、六簋，三鼎、四簋及一鼎或二鼎等与其他器物配置的差异（一般小墓则不见青铜器随葬）。其中，随葬三鼎以上的墓中有车、马附葬；七鼎墓中还有乐器等随葬。由青铜器铭文可知，七鼎墓为虢国的公侯及虢太子。天马—曲村墓地中发现的大、中型墓中也有类似现象，只是晋侯墓有用五鼎者，并有乐器随葬。这些情况表明，当时诸侯国间的埋葬制度并不一致；即使当时实行的礼制，在不同国家间也存在一些差异与变化。

从两周时期的大小都邑入手，对它们进行勘察与规模发掘，无论对研究周王朝的社会历史，还是研究诸侯国的社会历史，甚至对周边少数族的社会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都邑是各国及各族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这里各种遗存相对集中，而且具有典型性。对它们进行发掘与研究，对于探寻周代及诸侯国、各少数族的社会历史，可谓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无论是秦、楚、齐、燕、晋（或韩、赵、魏）等大国，还是像中山这样的小国，它们的都城都颇具规模。城址的形制因地形地貌的差异而不尽相同，可分为几类，但共同的功能需要，又使它们具有若干共性。诸如依山傍水而建；都有高高的城墙与护城壕等防御设施；王室大贵族的居址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地点，建有高台建筑，并与平民居住区分隔；城址内外有各种手工作坊及墓葬区等等。但因各个城址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所以各个都城中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也存在一定差异，反映在物质文化方面，各自有其不同的特点。考古学家在对诸侯国文化遗存的内涵进行分析时，既注意其共性的方面，又注意其差异性，这有特殊意义。由于共同性寄寓于差异性之中，所以只有深入揭示其间的差异性，才能更好地认识其共性。这种差异除了表现在日常使用的器皿外，还涉及建筑、葬俗、艺术乃至度量衡等许多方面。诚然，要想全面了解诸侯国在各个方面的差异特点，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过去对列国的都邑均作了一些勘察与发掘，但其工作量远不能适应课题研究与学科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对中、小城市的考古勘察与发掘尤为薄弱，应加强对它们的勘察与发掘。今后，若从了解城市的布局入手，将两周时期都邑考古作为大课题而列为两周考古的重点，组织各地、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协作与研究，并与墓地、各种手工作坊及其他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结合起来，对涉及社会生产与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更全面的揭示，相信会将两周考古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平台。

三

在充分运用地层学的基础上，对器物或遗存作形态学分析，无论对文化分期的研究，还是对考古学文化及其类型的划分，都发挥了特定的作用。由于一个个考古学文化被确认，它们的文化特征被人们认识，所以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遗址中出土的遗存进行分析与梳理，可有效地把包蕴其中的不同文化因素区分出来。应该说，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在这方面已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随着对诸侯国遗存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它们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在趋于深入。同时，考古工作者在对诸侯国周边一些少数族地区的发掘中，也发现了各种遗迹、遗物，使人们对它们的文化面貌及其历史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诸侯国文化遗存的确认，促进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族居民创造的物质文化的认识。

资料的积累，由少及多需要一定时间；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过去的工作中，因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运用，使人们对不同地区、不同国族的遗存及其特点的认识，也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发展而扩展与提升。上面提到的诸侯国遗址的发掘中，人们很注意这些地点的遗存中是否存在其他文化因素。如有些西周遗址的出土物中除了有周文化因素外，还有商遗民留下的商文化因素，当地原住民创造的土著文化因素，甚至还有从周边地区少数族传入的文化因素等等。这些情况反映了遗址内当时居住的民众，他们的构成成分可能并不单一。有的则反映了不同族群之间存在交换与交往的情形；有的还因不同国、族间的实力有消有长，使考古学文化在遗址分布地域方面出现相应变化，同时其文化内涵也会出现某些新的变化。通过这些分析与研究，从静态的遗存中可以窥见因人们的交往而出现的文化交流；可以找到族群间出现融合的一些迹象；甚至可以寻觅因种种原因而出现人群流动的轨迹。这方面的探索与研究是极有意义的。

考古工作者对周边地区的考古勘察与发掘工作的开展，使人们对少数族居民创造的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本卷中所列的周边地区诸文化的内容，反映了目前对所获资料进行分析后提出的初步看法。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这一期间，中原地区的居民与周边地区的居民间的联系已相当密切。在长江流域，当地居民与中原居民之间的交往一直在频繁进行。或许与周王朝对铜金属的需求量不断增长有关，周人对这一地区十分重视。在两周时期，交往与争战在交替进行，周人的势力及周文化的影响在数百年间不断向南方扩展。伴随着这一地区铜矿资源的大量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居民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例如建造了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堆筑起颇具规模的土墩墓群；铸造了许多富有特色的青铜器具；烧造出数量可观的原始瓷器；织造了各种丝绸产品；制作了精致的漆木器和极富想像力的装饰艺术及绘画作品等等。这些文化遗存的出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该地区居民在社会生产领域中不断取得进步，并使社会得以较快发展，文明程度也随之提高。就北方草原地区而论，现有的出土物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情景：创造了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族群，有的过着居无定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有的虽以游牧生活为主，但也驯养家猪，反映了这部分居民过的是半定居生活；有的经营农业兼畜牧狩猎，已过上定居生活；还发现有从事农业的中原居民与从事游牧的少数族居民埋在同一墓地的现象，反映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错杂居的传统由来已久。这些族群的居民与燕、赵、晋、秦等国的居民频繁交往，使他们很快接受了中原文化中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例如在这些族群的战国时期遗存中，出土了不少从中原传入的铁质工具。这表明中原居民制作的铁工具很快被这些族群的居民所接受，并将这些先进的工具应用于生产领域，给北方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及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明显好处。这些情况还说明，各族群间的交往与交流，既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族群间的融合。

四

随着两周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扩大，出土的各种资料日益丰富，使我们看到两周时期社会经济较前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将自然科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和多学科协作研究的开展，使我们看到了两周时期因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获得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也推动社会在变革中前进。

如果说西周社会是在相对平稳中获得发展的话，那么东周社会是在社会发生动荡的态势下前进的。社会的动荡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一时期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其原因与条件应该是多方面的。虽然，目前对这一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与途径，还不能究其穷尽；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盛，应是起主导作用的动因。当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人们只有改变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摆脱它的束缚。考古发现的许多材料表明，这一期间因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农业与各种手工业领域中都出现了一些新技术、新工艺。这些新技术、新工艺，不仅促使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文明的程度有所提升，而且促使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

两周时期的青铜业，与商王朝时期相比又有新的发展。无论是铜矿开采与冶炼技术，还是青铜器具的铸造技术，都出现了许多创新，使青铜业生产的品种和产量大幅增长。铜资源的大量开采和青铜铸造业的不断发展，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出现了又一个高峰。铸造的青铜器具不仅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商业贸易乃至大规模的战争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基础则是采矿与冶炼技术的进步。

对各地的古铜矿进行的发掘与研究表明，两周时期的采矿业，除有露天开采的作业外，主要的作业形式是坑下开采。人们开凿垂直的竖井，挖到矿脉后再开拓平巷或斜巷，为了从深处采掘矿石，又从平巷向下开拓盲井。他们用这种方法，从地下数十米的深处掘取矿石。为了保证坑下采矿人员的安全，工匠们在掘进过程中，采用了在采空区内预留矿柱的做法。为了从两种岩体的接触带中采掘富矿石，他们在井巷中架设了木质支护，以防止井巷周围的岩石塌落，伤及人身。工匠们在地面预制统一规格的方形木质支护用料，运到坑下后，按榫卯结构一节节组装，于井巷内的预定位置架设、固定。采掘过程中，人们用金属工具和石器开拓竖井和平巷。为了省力和提高功效，已使用辘轳提升矿石。为了排干井巷中的积水，人们用半圆形木槽组成排水系统或铺设专用排水巷道。他们利用井口高低不同形成的气压差来调节坑下的空气，以确保工匠们在坑道中采矿时对氧气的需求。他们利用矿石所含成分的比重不同，用重力选矿的方法判别贫矿、富矿，并从富集带中大量采掘高品位铜矿。这一整套采矿作业系统和在富集带中揭露的一组组完整的井巷及其木质支护，不仅反映了采矿前的设计合理，而且在实施中证明安全可靠，说明古代工匠们当时掌握的坑采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春秋以前的采掘工具，主要用青铜的斧、凿等工具，一般井巷的内径在70厘米上下。战国时期改用铁质工具后，锐利的铁工具使开凿井巷的工效提高了，井巷内的空间也随之增大，直径可达120厘米；同时，木质支护的加工技术也有了改进，如竖井中采用的“密集搭口式”木质支护，使竖井形成密闭的井筒，更加安全可靠，从而使井巷掘进的深度进一步提高，可以从更深的矿带中采掘铜矿石。所以，战国时期的铜产量较前有了进一步增长。

当时已掌握了用竖炉冶炼铜矿石的技术，改变了早期冶铜时一次只炼一炉的“杀鸡取卵”的冶炼方式。这种竖炉由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组成，炉基下设有防潮沟，炉缸部设有排放渣、铜的“金门”。经模拟实验证明，这种竖炉的性能优越、操作简便；只要风量充足，即可确保炉内温度，并进行长时间冶炼。冶炼时可以持续加料、持续排渣、间断放铜。当时还掌握了配矿技术，即在冶炼时加入溶剂，以降低炉渣的黏稠度。经检测，湖北大冶铜绿山地表的古炉渣中的含铜量只有0.7％，且酸碱适度，表明当时的冶炼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种竖炉可以长时间进行冶炼的性能，为硫化矿的冶炼创造了条件。湖北、江西、安徽、辽宁、新疆等省、区的一些遗址中发现的冰铜锭和大量冰铜渣，反映了当时用硫化矿冶铜的事实。由于自然界赋存的硫化铜矿的资源，远大于氧化铜矿，所以硫化铜矿资源的开发，使铜金属的产量大幅提高。工匠们将采掘的矿石，就地进行冶炼，既减少了采矿、冶炼过程中为运送原料、燃料的投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也避免了在都城冶铜时可能造成的污染。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十分丰富，至今仍是我国主要的有色金属产地。在长江沿岸已发现许多古代铜矿，地面均有大量古炉渣堆积。例如仅铜绿山一地的古炉渣，约有40万吨之多，估计冶炼的铜金属当在4万吨以上。

东周时期的青铜业生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上层贵族的生活中大量使用青铜器具提供了条件。贵族生活中钟鸣鼎食、琴瑟喧嚣的奢华场面，因大型陵墓的发掘而得以再现。一座不大的曾侯乙墓中，埋放的青铜礼器、乐器及其他用具、兵器等等，用铜量达10吨之多，反映了大贵族们的穷奢极侈的生活情景。这时还将铜金属大量用于货币与铜镜的铸造，在作坊中生产后推向社会，被人们广泛使用。这也需要大量铜金属为原料。大批青铜器具的出土，反映了铜金属的大量消耗和社会对铜资源的大批量需求，但也说明当时的铜矿开采与冶炼业，已经向社会提供了充足的铜金属原料。

为了提高青铜器的生产效率，工匠们除了用传统的浑铸、分铸技术外，还创造了叠铸技术、蜡模熔铸（失蜡法）等新技术。此外，还出现了鎏金、错金银及焊接技术等等，使青铜制造业更加兴旺，其产品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新面貌。

冶铜技术的进步，客观上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

中原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人工冶铁制品，是三门峡虢国墓地中一座西周晚期大墓出土的铜柄玉茎铁剑。与西方相比，它的年代明显偏晚。这是用铁矿石在较低温度（约1000℃）的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还原法炼成的比较纯净的铁，称为“块炼铁”。这种块炼铁的结构疏松、性质柔软，只有经过锻造，提高其性能后才能制成用具。但我国在春秋时期已出现了生铁。这是在高温（1146℃）下用木炭还原法得到的冶炼制品。生铁含碳2％以上，性能良好，能直接铸造各种器具。所以，生铁的出现，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西方从发明块炼铁到使用生铁，用了2500年，但我国出现生铁的时间却比西方早了1800余年。这一发现，表明中国古代冶铁业的发展，同青铜业一样，也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之路。

生铁的出现，与青铜冶炼业中使用竖炉冶铜有密切关系。竖炉是近代高炉的雏形。用这种竖炉进行冶炼，不仅能较长时间进行冶炼，而且在增大风量后，炉内木炭充分燃烧，温度即可提高。当炉内温度达到足以使铁矿石熔化时，进行高温炼铁的条件就具备了。用高温冶炼得到的生铁，可以直接铸造器件，还使大量生产和铸造较复杂的器件成为可能。生铁的这一优越性能，使它出现以后很快被人们认识，因而铁工具在战国中期已被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领域。为适应社会对铁工具的需求，还出现了用生铁制作模具，用于铸造铁器。同时，工匠们还掌握了渗炭、脱炭和淬火技术。铁制品的优良性能一旦被人们接受，社会对铁制品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促使冶铁竖炉越造越大。如登封告城战国遗址中发现的熔铁炉，其仅存的炉底部分直径就达1.4米。

冶铁业的发展，大量铁工具被用于农业，使农业的产量大幅提高。在农耕社会中，农业生产为社会提供的剩余劳动产品愈多，促使手工业生产与商贸活动愈加发展。各行各业的兴盛，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的繁荣。考古发现的东周遗存中，无论是漆木器、玉石器、原始瓷或釉陶器，还是土木建筑、车辆制作、纺织加工等工艺，其水准与产品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的丝绸纺织、乐器制作等技术，都有长足的进步。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还使农学、数学、地学、音乐学、绘画乃至天文学、医学等等，都得到了较快发展。在这一时期的出土物中，有关这些学科的成就，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有不少出土物以其卓绝的创造性和工艺的先进性而引起世人的震惊！

这些信息提示人们：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是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产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金属工具的运用，特别是铁工具的广泛运用，使人们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进一步赢得了主动。铁工具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犁耕农业与水利灌溉的发展，并使一家一户独立进行农耕生产成为可能。新型自耕农的产生，标志了一种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

指出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周王朝在上古史中居于重要的位置。它以实行分封制开创了在当时看来甚为有效的统治格局，但最终以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宣告结束。从更深的层面进行分析，统一是各国、各地区社会经济获得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必然导致政治割据格局的出现；实行的世卿世禄制度，也因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受到冲击。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出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摧垮。社会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期的阵痛之后，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就会出现。这样，当群雄割据、国与国间的壁垒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时，只有打破这些桎梏，创造统一的局面，才能满足民众的企盼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虽然，这些方面因受资料的限制，目前还不能作比较深刻的分析与阐述。本卷中对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很少涉及。但西周时期实行的分封制，因一些诸侯国的经济发展、国力强盛而导致大国争霸局面，最终在战争中实现了统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反映了分久必合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在未来的岁月中，若能着眼于宏观，又从微观入手，围绕两周时期历史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探索，将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五

对两周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涉及对周人的起源及其发展轨迹的探寻。在这种情况下，对周人入主中原前的文化遗存的探索工作，也在20年前被提上考古工作的日程。经过20多年的探索，已经积累了不少材料，并在学者中展开讨论，发表了不少意见。如有人认为以宝鸡斗鸡台出土的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遗存是先周文化；有人提出陕西长武碾子坡发现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包括刘家墓葬和瘪裆鬲等的遗存是先周文化；有人主张以陕西武功郑家坡遗址出土的联裆鬲为代表的遗存是先周文化等等，意见甚为分歧。在缺乏实证的情况下，目前提出的各种看法，均属推论，当然不可能形成学术界同仁的共识。所以，有关先周文化的探索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考古工作者探寻的先周文化，是指周武王建立周王朝之前周族在其发祥地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因此，探索工作必须在周族的发祥地区内，在早于武王克商的，其文化内涵与周文化存在密切联系的考古学文化中去探寻。如果这一地区内同时存在两个以上考古学文化，那么就要对这些考古学文化进行区分、考辨，并寻找充分的证据，进而论证其中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为周族先民创造的先周文化。这里，对周族发祥地的论证；对武王克商前某个特定年代的论定；对探索对象的文化属性的证论，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诸如周族的发祥地究竟在山西还是陕西，以及在其中的哪个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年代早于武王克商的考古学文化有一个还是几个？若有两个以上考古学文化，那么，它们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其中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若是先周文化，又有哪些证据证明它是周文化的直接前身？凡此种种，都应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并逐一予以论证。只有这样做了，有关论点才能被学术界同仁所接受。目前，虽然积累了不少资料，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要解决先周文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基于目前的研究状况，在探索工作中应该特别注重科学的方法论。

提出探索先周文化的目的，既然是从考古领域内探寻周人的族源及其在早期发展时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那么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课题，必须用考古方法进行探索。为此，必须立足于对西周文化的分析，并遵循由已知达于未知的原则。探索的途径应以已经认识的西周文化为起点。所以，首先要确认哪些遗存是西周初年的物质文化遗存，并由此向前探寻。如果年代比周初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不只是一个，而是几个考古学文化时，那就需要对它们进行分析与鉴别，尤应以某个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与西周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予以重视。

当然，探索过程中允许提出假说。但是一个假说是否合理、正确，取决于它与提出的相关条件是否吻合和是否具备强有力的证据予以支持。如果没有寻找到有力证据，那么它也仅仅是个假说或推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被学术界同仁们认可。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客观地思考与审视这种假说的合理性。一旦发现这一假说不甚合理，就应及时修正，必要时应另辟途径，寻找新的探索对象。若想证明某个考古学文化是先周文化，只能靠证据并通过论证才具有说服力。所以，只有遵循由已知达于未知的原则，一步步地往前推进，才能确保结论的合理与正确。如果抛开由已知达于未知的原则，认为在周族发祥地内发现的遗存，只要它的年代与商代晚期相当，再加上一些解释性的推断，就认定它就是探寻中的先周文化，显然难以服人。特别是在一些遗存与周初文化遗存还存在缺环的情况下，既缺乏有力的证据，又不能严密地进行论证，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

回顾以往20年间先周文化的探索与研究，从发表的文章看，或与周人发祥地的地望不合；或因探索的对象与周文化的面貌差异较大；或它们的年代与周初的年代不能衔接；尤因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它是先周文化，所以至今未能形成共识。1997年在陕西长安马王村发现的先周晚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期的文化层堆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探索对象与周初文化在年代上的缺环。但在周原、丰镐地区发现的先周晚期遗存，其数量仍相对较少，特别是缺乏有力物证，所以探索工作还需继续进行。今后应加强探索的力度，积累更多资料，深入分析研究，力争找到有力证据，使探索工作取得突破。

在先周文化的探索中，有的文章借陶鬲的形制特点推定姬周文化与姜戎文化的做法，很富创意。只是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关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探求，迄今还没有见到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结合成功的实例。说到陶鬲，它在考古断代方面确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它的形制能否提供族属的信息，考古学目前的研究手段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能否破解这个难题，还有待今后的科技进步方可回答。

在先周文化的探索中，提出姜戎文化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只是，无论是先周文化还是姜戎文化，它们的确认都需要证据。若能先确定姜戎文化，对确定先周文化来说，无疑缩小了探索的范围，在学术上有它特定的价值。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最好先不予冠名，仍沿用已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称谓为好，以免形成混乱。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研究工作的大忌。先周文化的探索与夏文化探索、先商文化探索一样，都需要获取必要的一个个证据（确切地说是证据链）并作充分论证，才能论定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是先周文化。因此，有关周人族源的探索工作，有必要在总结前段工作的基础上，对思路与方法作些必要的调整。

总之，在20世纪中对两周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并获得发展，不仅将金石学家借有铭铜器研究两周历史中某个点或某个断面的状况，提升到全面恢复两周历史的高度，而且在长期开展的田野考古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两周考古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为在未来的岁月中推进两周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依存于自然。在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早期，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尤为突出。当然，人类的活动也影响自然，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类自身。科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其庞大的学科体系。它们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是，科学的发展又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实现协作或交叉结合。在今天，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

为此，考古工作者在从事研究时，不仅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并加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考古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是最易于跟自然科学结合的一个学科。在过去的岁月里，考古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协作已有良好的基础。诸如考古工作者提供的各种样品，在自然科学家手中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对遗存的年代作了测定，对古人的食谱、农作物品种、古代的气候、古代先民的人种族属、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同时，在复原古代建筑，研究古代冶金技术、纺织工艺，推算天文历法等方面，因自然科学家的参与，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果，使两周考古中一些靠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难题，因与自然科学家的合作而得以解开。有了这种协作，也使一些看似普通的遗存，如陶瓷器、金属制品及其他一些工艺制品等，因它们蕴含的科技内容被揭示而大大提升了它们的研究价值。所以，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与自然科学家的协作，并在协作中促使学科之间相互渗透，提升研究的质量，使两周考古的研究领域更加开阔。

客观地说，目前在两周考古中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所以，带着问题去从事考古勘探；有目的地选择一些重要遗址或墓地进行规模发掘；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以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方式，有目的地解决发掘中提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样做的结果，将有助于有关研究课题向前推进，不断地将两周考古的研究引向深入。

随着研究进程的不断推进，相信21世纪的两周考古，必将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取得更多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