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益民与大明星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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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蔡国强Guoqiang Cai

诚品曾邀请他来台湾办了一场很大的展览,当时在华山艺文中心规划了一个空间,让来宾可以看他如何创作。他把舞者的舞姿投影在纸幕上,然后在这张画纸上以炭笔描绘,接着爆破出图案颜色与线条。能亲眼看到蔡国强创作真是非常荣幸。他是一个很讲礼节的人,他曾在日本留学,他说:“做一件事情的结果与过程同样重要。”他进行爆破创作的过程是一套非常严谨的流程,何时要站起、何时该跪下来、何时该以布去扑火,宛如进行一场虔诚而庄重的仪式。这再次证明了顶级的艺术家不只是以想法与灵感创作,他的执行都极具哲理。我很高兴可以有机会与他对谈,并看到他创作,这是一生难得的经验。

我们知道你的故乡是在福建泉州,后来到了上海求学,你可以谈一下泉州跟上海对于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就先从福建开始讲起,在地理位置上那里是属于天高皇帝远的类型,因为离北京有段距离,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封建思想与信仰也同样有较多被保留下来,像是普渡、风水这些民间的传统习俗大多都依旧循着古法,而民间艺术例如戏曲、南音、木偶也几乎都是原汁原味地被保存。北京反而因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影响,所以在那边发生的艺术举凡歌剧、京剧、舞蹈,反而会是以反映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就为主。另一个原因是泉州的宗教信仰多元化,在那里虽然广纳各种宗教不过却没有因此失去其独特性,反而保留着自己的特色。

对外的开放也是影响我很大的原因之一,我自己离开那片土地背井离乡并不等于我失去这样的背景,我的一些北方朋友离开自己的故乡后,当他们再度回到中国时却选择往北京、上海发展,失去了他们原本的方向。而我这样的一个泉州人,纵使跑遍天涯海角再次回到这片土地时,我依旧选择回到那个小城市去。就是这种看不见的灵性与民间的迷信深深影响着我。中国当时很多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或国家的艺术界人才,他们是政治表现的工具或该说是伟大文明的继承者,但在泉州的国画家、书法家聚在一起聊天时都是像古时候的文人那样,画一点花花草草,这种以个人作为艺术思想中心的文人自我精神也是影响我的因素之一。

后来我来到上海,跟其他大城市相比,上海保留了资本主义的特色,将过去传统遗留下来的结合上西方个人主义思想,这里的个人主义特点在于对自我表现的方法有兴趣,这点还是又回到了绘画的风格、色彩追求与线条表现上,在北京如果要表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会将重点放在主题上而不在作品的色彩风格上头,所以上海的创作者可以说是小家子气的表现方式,我的作品也是其中一种,用一些火药、喷一点烟火来表现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

之后你也到过日本一段时间,现在定居美国,这两个国家对你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经常说去了日本好像回到过去,中国的过去,那里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因为它保留着中国对于事物的看法,该如何呈现一件事的那种角度。应该说是诗意、含蓄谦卑的传达方式,这样的方式让美学带有距离的美感,不是直接呈现在眼前,而日本也有自己文化上的优点,像是Wabi-sabi [编按:日文汉字“侘寂”]这种不完美的禅性美,保留了材料本身的美和自然形成的偶然效果。对于日本而言,他们的地理环境条件、土壤、火山、台风、地震……等都是永无休止的天灾,所以将这种对于生命的领悟投射到器皿破损变形的造型上,产生了一种感动,而有着古老文化的中国反而是一直在竞争中追求完美,从这点便可看见并非所有日本传统文化都是受中国影响。

如果要说中国对于日本的文化有什么影响,一个是含蓄的距离,这是中国文化中很好的一项传统,像是清初的八大山人[朱耷],他是明朝的皇室遗族,他在作品中以花花草草和怪石头表现其王族灭亡的心境故事,通过画本身的美学来传达人生与社会的故事,并非社会主义那般直接,而社会主义传达的也并非中国的传统,因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面临着救国的苦难,在面对没有文化或是文化素质不高的人民只能采以较为直接的手段,不过这样的传统到了日本却回到了“距离感”上。

日本还有一项文化也让我联想到中国国情,那便是仪式化,食衣住行都有着生活上的一种仪式感,这个仪式化也是中国古代所拥有的,后来社会主义把各种仪式都抹掉,连封建礼教都没了怎么会有仪式,这一点日本对我是有影响的,它让我感受到仿佛回到中国的过去,把注意力放在更多的人道自然主题,不论是材料的美或是形式感上。

到了美国,我看到了一点点中国未来的影子,而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成那样的世界强国?我想只要没有发生动乱,就国力而言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就文化面来看,美国是如何把这么多元的民族文化统合在一个社会中?在我看来,美国先前所面临到的种种问题也即将都是中国所要面对的,而我到了美国后,作品的主题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也逐渐加重,也因为语言的不通顺所以在介绍时会有传达上的困难,我开始在作品表现上更注意视觉的力量,作品就是我想传达的理念,也只有唯此才能更容易表达出我所想说的。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想要做一个艺术家的念头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很喜欢写书法、谈历史、作画,所以我成为一个艺术家好像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我小时候很怕当个上班族,总觉得长大之后如果每天还要担心几点钟要上班这种生活会很乏味,这种担心同时让我想着以后要走艺术家这条路。但现在我还是要上班,每天还是要到工作室办公。

你现在在世界上这么有名,以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身份,你也做了很多代表作,你怎么看待东方与西方的差异?

东西方不同是难免的,但两者现在越来越接近。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并不是说我能力好而是时代的不同。在我去美国之前,他们对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有着大量的期待,通常会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他们狂热地崇拜西方的现代文明成果,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化表现出西方的热情;而另一种则是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批判,所以题材总是在诉说着社会有多不好。我到美国的时候也有人要求我这样,我的回答总是:“因为你们很想看,所以我不做。”我认为艺术总是要跟它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有距离,别人要求我做我就不想做,但其实这是一种调侃,我这种调侃带着一种生存条件。

西方需要面临全球化,学习去接纳各种多元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会对自己原本所拥有的文化产生怀疑,虽然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很了不起,在二战后他们曾有过一段很不错的艺术发展年代,但到了八十年代他们已经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了,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都发现不少问题,政治就是讨论第三条路的可行性,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不左也不右,资本主义也没办法解决很多问题,像是金融危机就是一例,不管是政界、艺术界都对自己本身所固有的文化模式产生怀疑。在这种时代里我到了西方,所以人们很容易为了寻求突破邀请我参展,像是惠特尼美术馆打电话邀请我参加双年展,我说我并不是领美国护照,结果他们说从今以后只要是在美国居住的艺术家也能参展,诸如此类的例子产生了很多的第一次,单纯只是因为我刚好走到了他们打开门的时代,我就这样溜进去了,并不是我有多了不起。

你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

我没有特别重视这个部分,因为它是与整个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要有创造力,两岸关系要有创意,经济也要有创意,才能找到解扣。连续三十年来中国不断成长的经济,在民主专政和计划经济的状态里面为什么中国能做到?这个经济理论是什么?全世界都期待知道,而它需要通过创造力来交代这件事,所以中国现代艺术是不是有很多问题?跟它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未来有希望还是没希望跟社会制度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不能单独来看。

你曾经参与过的两个非常大的国家级活动,最近这个就是中国的六十年国庆,这样的作品等于是和国家一同创作,而通过网络几乎全世界都看见这项作品,你是如何去看待这些作品?

跟我自身的作品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一样的是以盛典异俗作为主题来研究,一直都是我创作的主题,包括美术馆的开馆、双年展的开幕仪式,我做过几十个这样的作品,国外的国家盛典我也做过,而给中国做的尤其容易给人感到艺术上会出问题,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又在海外生活,为什么跑去做为国家处理政治的工具,这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其实这个危险性从把盛典当作艺术来处理就开始了。盛典顾名思义就是要有很多观众来看才叫作盛典,一个人悄悄去万里长城做一个“万里长城延长10000米”这就不叫做盛典,但是我的另一项作品“给京都建城1200年:来自长安的祝贺”因为在市中心,由市政府主办也有许多人观看就算是盛典。不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哪一个国家作都有危险性,危险在于你的创意有没有办法实现,表现的人文色彩是否有意义。

我在奥运典礼上的29个大脚印,至少大家认为是有创意的而且是有精神的作品,不仅仅是说出国家要说的那几句话还有我所要说的话。

这次国庆我有几项作品,一个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一千人手持烟火喷出了人民万岁这四个字,我觉得六十年来这个广场都是党万岁、领袖万岁或是国家万岁,在这个时期我能让人民喷出人民万岁,这本身就相当有意思。

火药与书法也是我经常玩的两种元素,我其实没有用火药写过书法,不过在现场利用这种方式炸出人民万岁是我这个艺术家很想做的事,如果这项作品发生在华盛顿广场上可能就会是用英文来做,不过相对的也不会像这次这么敏感;另一个作品就是我用烟火炸出一只只和平鸽,飞过白天的阅兵广场上空,这一点对我而言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盛典主要的传播对象是中国大地的人民,他们可以借此探讨力量,白天他们看到这片空间展示着国力、军力,晚上则是看着艺术家用和平鸽展现自由。

那在这次的创作中有什么部分是碍于外在因素而没有呈现出如你所原先预期的?

在这些工作中当然也有没做到的,有些你很想做有些做不到,比方说:原本的设计是在晚会结束后,会有一连串的烟火,刚开始的烟火会使人愉悦,不过长时间的施放后人们会开始反思民族的历史与命运,往后便会记得这股力量,这段历史,但是后来做不到并非碍于政治理念而是如果需要这么多的烟火,就需要相当大的阵地,在运输过程中也有着安全性的考虑,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有所坚持、有所妥协、有所失望。

我知道有很多人争相邀约你举办展览,这个月月底在台湾就能看到你的大型展出,你之前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不少作品,为什么这次会选择台湾?

我对台湾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当我在西方和日本四处流浪做艺术的时候,我是很期待能在拥有同样的中华文化土地上来作展览,香港、新加坡都没有人邀请我,所以台湾找我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我有种文化返乡的感觉,这种感情也延续到现在。

你做过这么多作品,每天你也都在自我挑战自我推翻,我很好奇你希望如果有一天你结束了生命的旅程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

记得这个人很好玩,而且在玩的同时也想到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