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溺爱的孩子

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对“节约能源”不屑一顾，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也不看好与人为善的价值。用切尼的话说，节约是“个人的美德”，对整个星球无益处可言。而在康德看来，怜悯之情固然美好，却同道德生活无关。既然“社会责任”是王道，谁还在乎什么柔情蜜意呢？

我们活在一个崇尚理智的时代，相比之下，情感就成了招致脆弱和优柔寡断的东西。更糟的是，情感难以驾驭——人之所以为人不正因为我们能自我驾驭么？现代哲学家们的目光全都聚焦于逻辑和推理，对人类情感则唯恐避之不及，好像禁欲的隐士躲避诱惑。但是，正如隐士也会偶尔想象花前月下和鲜衣美食，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完全避讳人类的基本需求、欲念和迷恋，因为很不幸，人毕竟是血肉之躯。“纯粹的理性”就成了纯粹的臆想。

如果道德源自人为的抽象概念，那我们为什么每每能不假思索地迅速做出判断呢？事实上，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认为道德决策来自直觉。他让实验参与者对异常的行为（比如兄妹一夜情）发表看法，实验对象都能立刻表达不赞同。海特继续让他们历数否定乱伦的原因，并一一辩倒这些理由，直到实验对象理屈词穷。比如，他们会提到乱伦容易生出异常的后代，但在海特设计的情景中，兄妹二人使用了有效的避孕措施，也就是说那些顾虑其实是不存在的。大多数实验者立刻就走入了“道德窘境”，他们只能强词夺理地坚称这些行为都是不正当的，却给不出任何严谨的理由。

毫无疑问，我们时常“不过脑子”就能做出道德判断。实际上是情感先做了决定，我们那思考的头脑才事后诸葛亮似地站出来，自圆其说地拼凑出一套合理的解释。考虑到逻辑思维中这项基本缺陷，我们似乎应该反思一下前康德哲学对道德的诠释。它认为道德感植根于“情绪”——此观点恰恰符合演化理论、现代神经科学，以及对我们的灵长类近亲行为的观察。这并非意味着猿也有道德观念，但我非常赞同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表达的观点，即人类道德感源自动物社会：

任何一种具有明显社交天性的动物……一旦其智力水平发展到接近或等同于人类的程度，都毫无疑问会产生道德感或道德意识。

那么达尔文所说的“社交天性”具体指什么呢？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关心他人，为什么要关注他人的行为？显然，道德评判的含义远不止于此，但对他人发生兴趣是前提。失去这个前提，就难以发展出什么道德。人类的这种习性，是一切的基石。

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在不自觉中做出反应。聆听他人讲述悲伤的故事，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垂头丧气，像当事人一样皱起眉头。身体上的这些变化反过来致使我们的情绪变得像讲述者一样忧郁。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脑子并没有钻到对方脑子里去，而是身体准确地捕捉到了对方的情绪信息。不仅忧伤的感情如此，愉悦感也可以传递。有天早上我迈出早餐店，竟莫名其妙地吹起口哨来，我想我的情绪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呢？原来刚才我的邻座坐着两位男士，看得出来是久别重逢的老友，谈笑风生，天南海北。我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尽管我们素昧平生，而且我对他们聊天的内容也不知情。

情绪可以通过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传递，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每日进行这种交流的人的长相会日渐相仿。此现象已经通过实验得到了证实。研究人员给实验参与者展示多年夫妻的两组单人照片，一组是结婚当天照的，另一组拍摄于25年之后；接着，参与者要根据面孔相似性将照片配对。当看到老年时代的照片，受试者很容易判断出谁和谁是夫妻；然而当看到年轻时的照片，配对结果就一团糟。因此，常相厮守的夫妻有所谓“夫妻相”，并不是因为他们开始选了长相相似的人做伴侣，而是由于经年累月各自的特征发生了趋同的改变。夫妻自我评估生活越幸福，长相也越相似。每日情绪的交流显然可以让二人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别人从外表一眼就看出他们已经彼此拥有了。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到，我们也时常觉得狗长得像主人。这和夫妻相像的道理并不相同。只有当狗是纯种时，我们才能成功地将狗和主人的照片进行配对。遇到杂种狗，人的判断力就失灵了。因为纯种狗通常是主人不惜血本精心挑选而来的。可以想象一位高雅的女士恐怕更愿意牵猎犬在街上闲逛，而性格坚毅的汉子和罗威纳犬走在一起那才更拉风。关键问题在于狗同狗主人的相似度不会逐年增长，因此造成狗像狗主人的原因只是品种选择，这和配偶之间由于情绪传递而造成的彼此相像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的身体和头脑都太适应社会生活了，一旦落单，就会无可救药地精神消沉。这就是为什么单独囚禁是除死刑之外最严酷的惩罚。社会联系无可取代，因此延长寿命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告别单身，并一直维持婚姻关系。这样也有危险，有朝一日失去伴侣，活着的另一半就常常心灰意冷，甚至连活下去的愿望也没有了，这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丧偶的人随之死于交通事故、酗酒、心脏病和癌症。统计数据显示，夫妻一方去世之后，另一半的死亡率在半年之内会很高，这个规律在年轻人中表现得比老年人明显，而男性又比女性更甚。

其实动物也是如此，我就因为这个原因失去过两只动物伙伴。第一次是我亲手养大的寒鸦（一种状如乌鸦的鸟）乔汉（Johan），它性格驯良温和，不过对我并不怎么亲密。它毕生最爱寒鸦拉菲亚（Rafia）姑娘，一双鸟儿相伴多年，直到有一天拉菲亚独自飞出鸟笼追求自由去了（我怀疑是邻家小孩儿出于好奇把笼子打开了）。剩下乔汉一个，孤苦伶仃终日对着茫茫天空嘶鸣。几个星期后就撒手“鸟”寰。

还有暹罗猫莎拉（Sarah）。它是被我们的老公猫迪亚戈（Diego）“收养”的。迪亚戈对莎拉温柔有加，不仅为莎拉舔净身体，还任它揉缩在腹部，好像在喂奶，两只猫连睡觉都挤在一起。这样的忘年交持续十年，直到迪亚戈寿终正寝。莎拉那时还年轻，身体也健壮，可它竟然停止进食，兽医也说不出个道儿，两个月后竟追随迪亚戈而去。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至爱的亲人死去，不肯弃尸而去的事屡见不鲜。灵长类的妈妈有时会一直抱着死婴，直到剩下皮包着骨头。曾经还有一只失去孩子的肯尼亚母狒狒，几个星期后当她再次见到当初安置尸体的树丛，还会躁动不安。那只狒狒妈妈爬到附近的高树上俯瞰地下并发出悲号，狒狒一般只有找不到大部队时才会这么叫。还有大象，它们时常回到同伴死去的地方，在那经受风吹日晒的尸骨旁站上半晌。几个小时内，它们一边嗅一边轻柔地翻动骨头。有的大象会敛些骨头随身带走，还有的会把骨头再送回葬身之地。

人们被动物的忠诚所感动，甚至为之树碑立像。在苏格兰爱丁堡有一座名为“格雷菲尔斯鲍比”的小塑像，塑像原型是一条斯凯梗犬。主人于1858年死后，小狗鲍比（Bobby）不肯离开主人的坟墓，整整守护了14年，靠它的粉丝送来的食物维持生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它死后被埋葬在离主人不远的地方。在它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话：“让它不渝的忠诚成为我们的榜样。”日本东京也有一座类似的雕像，纪念的是秋田犬八公（Hachiko）。主人在世时，八公每天都会跑到涉谷车站等待他下班归来。1925年，主人去世，但是八公竟然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它的习惯，每天准时出现在车站，长达11年之久。如今，狗狗爱好者每年还会在车站出口聚会，表达对忠犬八公的敬意，而这个车站也用“八公”取代了原来的名字。

听到这里，你也许仍然会不屑一顾，故事倒挺感人，但它们和人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呢？不要忘了，我们属于哺乳动物，在这一类动物中，母亲照顾孩子义不容辞。社会关系显然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而其中最根本的就要数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它提供了一个演化模板，包括成人之间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当我们看到谈恋爱的人有时会模仿亲子之间才有的行为，比如互相喂吃的，好像自己不会吃饭似的，或者像小宝宝那样提高嗓门说特别幼稚的话，就不足为奇了。而我呢？我就是在甲壳虫乐队的爱情歌曲中长大的——“我要握住你的小手～”——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向童年的回归。

实际上，过去某些动物研究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而具体的影响。一个世纪以前，弃儿所和孤儿院一概遵循行为主义的原则，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糟糕后果。行为主义是心理学派的一支，顾名思义，它相信行为是科学唯一能够观察和量化的，因此也是唯一值得研究的。而大脑的意识哪怕真的存在，也像个黑盒子一样无法捉摸。情绪就更不用说了。如此一来，动物还有内心世界就成了无稽之谈，它们被比作机器。这可苦了动物行为学家，他们必须重新创立一套名词，好让对动物的描述和对人类的描述相区别。可笑的是，好不容易重新命名了，有的词竟再次被人利用。比如，人们顾虑“朋友”、“伙伴”这样的称呼会给动物带上人类行为的意味，于是造出“亲密关系”（Bonding）这个词，专门用于描述动物。谁料想，这词听起来太棒了，立刻变成形容人类关系的流行语汇（比如“男性亲密关系”和“亲密关系体验”）。这让人始料未及，结果反而要让它从动物行为领域再次退役。

行为主义之父约翰·华生曾成功地“训练”婴儿，让他们对毛绒物体产生恐惧。这个结果终于让人相信，人的行为同样符合效果法则（即人倾向于重复那些会带来好结果的行为，而避免结果不理想的行为。——译注）。华生首先让“小艾尔伯特”高高兴兴地玩着一只毛绒小白兔。过了一会儿，阴谋就开始了：小白兔一出现，华生就拿铁器在可怜的小艾尔伯特耳边制造噪声。如此一来，恐惧就成了毛绒小白兔的后果。从那以后，每次小白兔（或研究人员）一出现，艾尔伯特就吓得号啕大哭。

华生认为条件反射无所不能，“情绪”是应该回避的。他尤其质疑母爱，把母爱看成一种危险的感情，认为无微不至地关照孩子其实相当于向孩子灌输软弱、恐惧和自卑性格，这样下去将毁掉孩子的前程。最后他申明，社会需要多一些条理少一些温情。他甚至设想了一个“婴儿园”，园里没有多事的父母，婴儿的抚养完全遵照科学设计。比如，小孩只有在行为表现无可挑剔时才可以被人碰一碰，而且不可能是拥抱、亲脸这种亲昵动作，只能在头上轻拍一下。华生认为，在培养下一代的过程中，有组织地分发物质奖励会带来惊人的效果，而平庸的好好妈妈只会滥施感情，完全不懂育儿之道。

不幸的是，这种“婴儿园”真的存在，效果简直差得没得说！看看心理学家对孤儿院孤儿的研究，结果不言自明。这些孤儿被分开关在有栏杆的小床里，彼此之间用白布单隔开，缺乏视觉刺激，没有肢体接触。他们从没听过柔声细语，没被人抱过，更不曾像其他孩子那样被人挠痒逗乐——恰好符合科学家们的推荐。可这些孩子看上去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和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照华生的说法，他们理应茁壮成长，实际上却对疾病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在某些孤儿院，死亡率甚至接近百分之百。

华生当年对所谓“过分溺爱的孩子”的声讨，以及20世纪20年代公众对华生强力的支持，我们今天看来简直不可理喻。这促使心理学家哈里·哈洛着手证明另一个更符合常识的理论，即母爱很关键——对猴子来说……哈洛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灵长类实验室中证明，在孤立环境中养大的猴子，不管精神还是社交能力都不健全。如果愣是把这些猴子放归到群体中，别提社交技巧，它们连社交欲望也没有；不仅如此，这些猴子也不会像其他成年猴子那样交配和抚养后代。先不论是否符合伦理，哈洛的实验确实已经向人们证明，剥夺肢体接触，对哺乳动物可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此类实验慢慢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孤儿们的命运也逐渐得到了改善。不过历史还有个例，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曾集结上千名新生儿，把他们投入“感情集中营”，剥夺他们应得的温情。当统治的铁幕最终被打破，齐奥塞斯库的孤儿院终于打开大门的时刻，全世界再次见证了教训。这些孩子不会哭笑，终日像胎儿那样蜷成一团，摇来晃去（同哈洛的猴子惊人地相像），连玩耍也不会。如果给他们递上新玩具，他们就会猛地向墙边掷去。

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人类至关重要，它带给我们最大的欢乐。虽然戴高乐将军有句名言：“欢乐是为蠢货准备的”，但我说的欢乐并非他所指的那种癫狂状态。美国《自由宪章》中也描述了“欢乐”，是人满足于自己生存现状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是可以度量的；不仅如此，研究表明，在收入达到特定水平之后，物质财富带来的区别并不显著。在过去几十年间，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但我们欢乐的程度可曾有所改变？答案是，一点也没有。对人最有益的，并不是金钱、成就，以及功名等，而是同家人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

人们把社交圈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时常忽视它的重要性。我所在的灵长类专家工作小组就曾经历过一次教训，尽管我们这帮人其实应该是最了解这些动物的。那次，我们为黑猩猩建了一个新攀爬架，然而却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物质环境上。哪知道，这些猿已经在那个老的户外金属攀爬架上耍了30年。我们却心血来潮，决定弄几根大木杆，拧出个更激动人心的架子来。在整个建造过程中，黑猩猩们被锁在隔壁。起初，它们坐立不安，不停制造噪声；可有一次听到外边的巨型机械开始树杆子，它们再不折腾了。它们看出来，这帮人是动真格儿的了！我们把杆子用粗大的绳索连接起来，在地上铺了新草皮，挖了新管道。八天后，新攀爬架拔地而起，比旧的高10倍。万事俱备。

跑来观看黑猩猩乔迁新居的野外站工作人员不下30名。我们甚至开始打赌哪只黑猩猩会率先碰到新架子的木头，哪只会最快爬到顶端。这些猿几十年都没碰过木头，有的一辈子连木头味儿也没闻过。灵长类动物中心主任猜测地位最高的雌、雄黑猩猩会赢，不过我们也知道雄性黑猩猩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它们成天忙着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惜冒险，却完全可能见到点新事物就吓得跑肚拉稀。

我们在观测塔上架好摄像机，对准镜头。黑猩猩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放出笼子。那情景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显然，我们光顾着为自己顶着炎炎烈日精心搭建的攀爬架而欢欣鼓舞，根本就忘了黑猩猩们已经在各自的笼子，甚至彼此分开的楼里关了好多天了。打开牢笼后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社交活动。有些黑猩猩直接扑进别人怀里，彼此拥抱亲吻。一分钟不到，成年雄性已经竖着全身的毛，开始四处恐吓，好像在提醒其他个体：不要忘了谁是头儿。

这些黑猩猩压根儿没注意到它们头顶的新攀爬架。有的径直走到下方，好像新架子根本不存在似的。它们看来一点也不准备接受！直到从地上看到我们巧费心机挂上去的香蕉，年纪大的雌性黑猩猩才率先爬上去，讽刺的是，最后碰到那上边木头的，反倒是整个群体里最横行霸道的雌性。

结果好景不长，挂在攀爬架上的美食一旦被吃光，大伙儿就撤了。显然，它们还没做好入住新居的准备。所有黑猩猩又集合在旧金属架子里，实际上我的学生在前一天已经测试过，证实这个旧架子确实是极不舒服的。可这些黑猩猩一打出生就活在这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它们四仰八叉懒洋洋地躺在里头，抬头瞻仰着隔壁的“宫殿”，好像那根本不是给它们享受的，而是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物件。足足过了几个月，黑猩猩们才开始把大把时间花在这个新架子上。

我们这些研究人员过于沉醉于自己的杰作，反被黑猩猩教了一课，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才是最基本的需求。这件事让我重新思考康德。难道这不正是现代哲学的症结所在么？一门心思研究那些所谓人类最独特和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抽象思维啦，良知啦，道德啦，结果恰恰忽视了最基础的方面。我并不想刻意贬损所谓“人类的特质”的重要性，但是，如果真想弄明白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样子，就必须尝试着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思考。让我们将注意力从人类文明的巅峰转移到山脚。巅峰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让人无法忽视的光芒，可山脚却蕴藏了推动人类演化的东西——包括那些驱使我们去溺爱孩子的“龌龊”的多愁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