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利己主义

达尔文观察到自然界中同种生物争夺相同资源的现象，总结出自然选择理论。此前，他曾读过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年的著作《人口论》，按照书中观点，人口增长如果超过食物供给能力，人口数量就会因饥荒、疾病和死亡率增高等因素自动衰减。斯宾塞读了同样的书，不幸的是他却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强者活命以牺牲弱者为代价，这不仅是事实，更是理所应当。竞争的出现是自发的，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看，他将自然主义谬误发挥得淋漓尽致。

斯宾塞的说法为什么这么容易被人接受呢？我认为，当人们开始对道德窘境习以为常，斯宾塞的理论就正好能给他们台阶下。以前，有钱人无视穷人，根本不需要理由。贵族生就打上皇家血统的烙印，他们是纯种，其他人是杂种。他们还用鲜明的标志来表达对体力劳动的不屑，比如西方的贵妇要把自己的腰勒得细细的，东方人则留起长得吓人的指甲。他们或许并不都打心眼儿里觉得穷人的生活和他们一点干系也没有（所以才有“贵族的义务”之类的说法，Noblesse oblige），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们看在眼里，确实可以心安理得。

工业革命之后，风水就变了，一批新的“上层成功人士”冒出来。他们可不能坦然无视他人的窘境，因为自己早几代的长辈根本就是“杂种”的一员。照理说，他们是不是该和“同根生”的穷人分享自己的成就和财富？实际上这些人可不乐意了。所以，当他们听说有些人就是活该给他们卖苦力，听说功成名就之后忘记在过去是很道德的行为，简直乐得合不拢嘴。斯宾塞的理论恰好告诉他们，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自然规律，富人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良心里隐隐冒出来的那点谴责也都烟消云散了。

除此之外，美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得感谢另一个独特之处——人口迁移。绕着地球大搬迁可要下很大的决心，除了有决心还得自力更生。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移民。离开你的伙伴和家庭，同你熟悉的语言、家乡菜、音乐和气候说拜拜，这相当于迈出巨大的一步。移居是场赌注，我当年一时冲动下了注，肯定有无数前人像我一样。

如今移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飞机、电话、E-mail，保持联系易如反掌。但很多年前，人们挤在快要散架的破船上（俗称“棺材船”），如果侥幸从风浪和疾病中活下来，那么恭喜，你就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上了船的人心知肚明，他们怕是一辈子再也见不到祖国和亲人；同亲生父母说一句“再见”，就知道再见只在梦里。无数投机者和想要探索新天地的人就这样抵达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并依靠自我选择形成新的人群。自我选择的过程有点像自然选择：下一代继承上一代的基因和文化。同时，由于每个移民都梦想过得更好，因此他们的文化围绕其中每一个人的成就变迁和演进。

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亚力西斯·托克维尔很早便看清了这一点：

我们欧洲人习惯性地认为不安于现状、理智追求财富，以及热爱独立自主，都是对社会极大的威胁。然而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而言，恰恰是这些因素给它带来了一个长治久安的未来。

怪不得斯宾塞那“成功才是王道”的论点那么容易被接受。在斯宾塞之后，一位俄裔美国移民安·兰德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了相似的观点。这位女作家对成功应担当道德责任的看法嗤之以鼻，说利己主义非但无可指摘，反而是真正的美德。这种说法为她赢得了数以百万的热情读者。她颠覆了从前的世界，用一本接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大力鼓吹一个观点：如果一定要说我们有义务，那也只对我们自己。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赞许兰德，说她是对自己工作和生活影响最大的人。

啰唆了这么一大堆，到目前为止我所列举的所有论点都建立在人类自己编造的前提之上，可惜这个前提本身漏洞百出。在斯宾塞的年代，俄国的彼得·克鲁泡特金王子就是反例。这人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不仅是杰出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出类拔萃的博物学家。1902年，他发表著作《互助论》。书中指出，人为生存而奋斗，并不是一个人对付其他人的过程，而是大伙儿一起对抗恶劣环境的过程。互助普遍存在，比如当野狼来袭，野马或者牛群会自动围成一个圈，把幼年的成员护在中央。

克鲁泡特金的灵感来源同达尔文大相径庭。达尔文去的是野生动物繁多的热带地区，那里物产丰饶，动物的密度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观察非常吻合；而克鲁泡特金的研究对象则位于冰天雪地、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那里的气候酿造了无数惨剧，大风暴吹散马群，牛群葬身积雪之下，克鲁泡特金目睹这一切，怎么也不相信生命就是一场“角斗表演”。在他眼中，个体之间并非成天拳脚相向，打赢的带着战利品跑路；正相反，动物尊崇公有制原则。在极度严寒中，要是不同“仇”敌忾，就都得死翘翘。

如今，互助已成为演化理论毋庸置疑的组成部分，尽管其细节同克鲁泡特金当年所描述的并不完全相同。两位伟人都相信，懂得合作的动物（或人），会比丝毫没有合作精神的动物（或人）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换句话说，能集结成群，并建立起一套互相帮助的体系，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最近在肯尼亚平原开展了一项研究，结果证实，合作技能对灵长类动物同样重要。在研究中，社会关系最好的雌性，婴儿的成活率最高；互相梳理毛发的个体，不仅能向对方提供安抚心灵的肢体接触，而且在发现危险的时候会彼此提醒，互相保护。此类行为可以帮助狒狒妈妈更好地养育后代。

我也见过两只形影不离的恒河猴，它们分别叫“破烂儿”（Ropey）和“甲虫儿”（Beatle）。两只猴子年龄相仿，互相理毛，形影不离，还时不常跑去和对方的孩子亲个嘴儿。她们为对方两肋插刀，谁要敢欺负甲虫儿（地位比破烂儿低），破烂儿就一边盯着好朋友，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到最后群里每只猴子都知道，如果想找事儿，就得做好准备对付两只猴子。开始我还以为它们是一对姐妹，然而记录却显示它俩非亲非故。

猴子为了活下去建立了许多类似的“信任同盟”。所有灵长类动物都有这种倾向，有些甚至把整个群体视为一个大联盟。也就是说，这些动物采取行动时不会只顾自己，它们的行为体现了集体价值取向。显然，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增进家族团结。比如，金丝猴“部落”由一雄多雌组成，雄性的体形比雌性魁梧，全身覆盖又厚又漂亮的橘色长毛。女眷多了，家事也比较难缠，每次雌猴打架，雄性金丝猴就要站在中间劝架，一会儿这边扮扮好脸，一会儿那边梳理梳理毛。

而黑猩猩群体中，雌性和雄性要共同扮演公共关系调解员的角色。我曾用动物园里一大群黑猩猩做过研究，当中的雌性有时会群起而上，让一只准备发飙的雄性缴械投降。雄性在真正发起进攻前总要先恐吓一番，全身毛发直立，边大声嘶叫边夸张地左摇右摆，做出很生气的样子，要是没人拦着，它能这么干上10分钟。趁这个当儿，雌性黑猩猩们就拥上前去撬开它的手掌，让它放下大树杈和大石头。它一般也就是摆摆谱儿，通常都会乖乖就范。

如果雄性们真的干了一架，事后又不和好，雌性就要出面干涉了。两只雄性面对面坐着，斜眼儿瞄着对方；雌性先跑到一只跟前，再到另一只跟前，直到它俩握手言和，互相梳起毛来。我们曾经亲眼见到一只雌性拉着一只雄性的胳膊，将它活活拽到对手跟前。

雄性也花大力气平息怒气。这是地位在上的雄性当仁不让的责任，当它感觉局面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就亲自出马，通常只消凑过去一站，手臂那么一伸，形势就会被控制住。如果不奏效，它就毫不客气地动用暴力，上前把双方打散。充当仲裁人的雄性一般不会偏袒某一方，这个角色对维持和平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边举的所有例子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出灵长类动物的集体主义精神，整体来说，每个成员会尽自己的努力改善所在集体的整体状况。

我的学生杰西卡·弗莱克利用另一种灵长类动物豚尾猴研究了集体主义行为的作用。这种猴长得特别帅，短尾巴又卷又翘，是众所周知的聪明猴子。肌肉健美的雄性豚尾猴常被作为东南亚人们的“农场好帮手”，那景象要是城里人见了准得吓一跳：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后座乘客不是人……那家伙坐得笔直，两条腿丁零当啷地耷拉在座位两边。到了目的地种植园，这些受过训练的豚尾猴就可以大显身手，它们灵活地攀爬在高高的树顶，听主人在树下发号施令，遵照指挥把熟了的椰子往下扒拉。这样，主人不用爬树也能坐收其成，然后拿到市场上卖掉。

像黑猩猩群体一样，豚尾猴通常群聚而居，一只地位高的雄猴充当“管理员”：遇到打架斗殴就出面制止，维持群体秩序。我和杰西卡的研究对象大约有80来只，被关在一个户外的笼子里。连续数天，杰西卡都要坐在高塔中，头顶佐治亚州强烈的阳光，一手握着水瓶，另一手捏着麦克风，录下上千次群体性行为的情况。研究小白鼠的科学家如果想看某个基因的功能，可以通过基因敲除手段让那个基因失活；动物行为学家也可以做类似的“敲除”实验，让猴群“管理员”暂时消失，看剩下的猴子会出什么状况。

具体是这样做的：每两周选一天，把领头的三只雄性早上抓出来关在附近楼里，晚上再放回去。我们发现，小冲突爆发时，猴子们往往飞奔到关押首领的房门口，可是首领无能为力，只能通过门缝喊话，所以这一天之内，猴群显然要自行解决争端。“管理员敲除”造成了负面效果，这天打斗和挑衅事件增多，打架之后大家谁也不理谁，也没人出面缓解气氛，所以总的戏耍活动和互相理毛行为都减少了。总之，猴子社会几近解体。

看，雄性管理员对维持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它们在或不在，猴群状况有天壤之别。请注意，我们这里讨论的可不是为了大伙儿利益甘愿自我牺牲的高尚猴子。所有体现集体价值取向的行为，包括调解矛盾、解除武装，还有维持秩序等，都能反过来给出力的个体带来好处。比如雄性动怒，雌性热衷于上前缓解气氛，因为雄性到头来都喜欢把怒气转嫁到群体里的妇女儿童身上。雄性“管理员”也不是白干，卖力地维持群众秩序往往能给自己赢得广泛的爱戴。话虽这么说，从效果上来看，集体价值取向的行为不仅让自己获益，也让大伙儿乐在其中。

我们对“集体”这个概念太过习以为常，以至于视若无睹，实际上所有群居生物都对集体生活这种状态非常敏感——大家像捆在一根绳儿上的蚂蚱。既然其他灵长类动物都是这样，那么社会层次更加复杂的人类不更该如此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公共事业和公共机构对自身存活是必需的，所以人们也确实在为这个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未必认可，可真正的达尔文理论恰恰说明，群居动物必然有社会性动机（Social motive）。可以说，没有它，社会就没法正常运转。

不过，单凭社会性动机也不可能维持一个社会。自然中唯一的例外只有蜜蜂和蚂蚁，这些社会性昆虫一大家子全是近亲，只有这样才能一心想着共同利益，全力效忠一个女皇。人类的情况完全不同。不管我们怎么被洗脑，不管我们如何声嘶力竭地高唱爱国歌曲，到头来还是“自己摆中间，集体放两旁”。如果愣说共产主义者们的尝试真的得出了什么有价值的结论，那就是澄清了这一事实——所谓“团结”，永远是有所保留的。

反之，如果一个社会除了自私自利什么也没有，那它同样没法长久。我们凭借的是所谓“进步的利己主义”，大家同心同德地建立一个社会，并让这个社会反过来为我们大家服务。想想看，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我们每日都依赖同一套排污系统，行驶在同一条高速路上，依靠同一个法律法规系统以保障各自的权益。每个人都离不开国家防卫系统，离不开国家提供的教育和医疗保障。社会运作就像遵照契约行事：没人能不劳而获；而如果有奉献，就有权索取。在这个社会中长大，我们相当于自动签署了这些契约，中途一旦对方违约，自己当然怒不可遏。

2007年一场政治集会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钢铁厂工人史蒂夫·斯卡瓦拉诉说了他的窘境，当着众人他几乎声泪俱下：

我为LTV钢铁公司整整干了34年，结果呢，人家嫌我有残疾，轰我退休。又过了两年，这厂子倒闭了。我退休金一下少了三分之一，一家老小还没了医疗保险。现在，我每天坐在饭桌前，看着对面的老婆，她为我这个家操劳了整整36年，到头来我竟然连她的医疗保险也出不起。

斯卡瓦拉对老婆是于心有愧，可他本人为社会工作了一辈子，社会也有责任回报他的辛勤，否则就是违背道德的。讲完自己的故事，斯卡瓦拉质疑当前的政治候选人说：“美国究竟出什么问题了，你打算如何改善？”不出所料，群众长时间起立为他鼓掌。

看看美国金融系统的崩溃现状，和医疗保健系统所面临的大规模危机，就不难预见美国社会即将进入改良时期。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医疗系统质量稳拿倒数第一，这就是“一切向着挣钱看”的灾难性后果。反观西欧国家，虽然有着让人羡慕的医疗保健制度，却也有自己的问题。公民被国家宠坏了，渐渐消磨了发展经济的动力，长此以往越来越消极，只想索取不想付出。有的国家不得已只好缩减福利，其他国家也准备效仿。

所有社会都需要在自私和集体主义之间寻求平衡，让经济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牵着社会的鼻子走。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这种动态过程，脑子里只想着钱。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说过：“在所有动摇自由社会根基的众多因素中，最有效的就是企业主管把社会责任看得比让股东挣更多钱还重要。”他的意思是要把人民利益抛到脑后去。

就算弗里德曼没说错，理论上来说金钱和自由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但别忘了，实际上金钱能将人引入歧途。因为钱而造成剥削、不公、欺骗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安然（En-ron）公司就曾经上演了一场耸人听闻的大规模造假，它们那整整64页的《伦理章程》，也像泰坦尼克号的《安全航行条例》一样付诸东流。最近十年间，每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重大的经济丑闻，每一次，行政部门都恰恰是遵照了弗里德曼的旨意，稳操胜券地动摇了他们所谓的社会根基。干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