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美国开始将竞争奉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原则；可如果环顾社会各个角落，不管在工作场所、大街上，还是人们家里，你会发现人们仍然看重家庭、友情、伙伴关系和公民责任，同世界其他地方并无二致。经济自由同社会价值观之间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矛盾，作为一名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25年的欧洲人，我有幸以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体会着这种张力。政治党派轮番上台，就像钟摆准确地在两点间摇摆，真真切切地提醒人们矛盾的存在。短期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轻而易举地统领全局。

美国社会形成这种两极状态的原因不难理解，同欧洲并没有太大不同，只不过大西洋这一头的政治意识形态似乎整体偏右。给美国政客带来困惑的始作俑者，正是生物学和宗教两股力量的同时存在。

保守派特别喜欢借用演化理论，不过可真不是生物学家希望的那样。这个理论就如同他们的秘密情妇，以似是而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象被拥在怀里，而真正的达尔文主义反而遭到他们的厌弃。在2008年共和党总统辩论上，当被问到“谁不相信生物演化论”时，不下3位候选人举起了手。怪不得学校都对讲授演化理论心有余悸，动物园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也避免使用“演化”这个词。美国政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悖论，就是它对生物学的爱恨交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戈登·盖柯所说的“进化和进步的精神”。它把生命理解为一场艰难的摸爬滚打，那些成功脱身的人不该被搞不定的蠢货拖了后腿。这一思想被19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细细阐释出来，他将自然法则翻译成经济学语言，并自创了“适者生存”这个名词（我们总错误地以为这个词是达尔文说的）。斯宾塞极力反对社会阶层均等化。他认为，如果“适者”还要对“不适者”承担责任，那结果肯定要误事。他在那些热卖的大部头书里是这么说的：“大自然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就是为了摆脱弱者，把他们从这个世界扫清，给有能力的人腾地儿。”

美国把这句话熟记于心。经济领域将这个道理全盘接纳。安德鲁·卡耐基称竞争为生物法则，认为正是有了竞争，人类物种才会进步。约翰·D.洛克菲勒甚至将其同宗教联姻，说某项事业能蒸蒸日上，必然是“掌握了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法则”。这种宗教视角在今日便体现为“基督教右派”，它是存在于美国社会的第二大悖论。大多数美国家庭和每个旅馆的房间里都放着《圣经》，里边字字句句鞭策我们要心怀怜悯；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取笑这种情感，认为自然本来要给人类好好上一课，同情心却上去碍手碍脚。理会贫穷干什么，贫穷是懒惰最好的证据；而社会公正呢，只体现了软弱罢了。干什么不让弱者自行消失？如此残酷的理念，我很难想象基督徒们如何能接受，这必然会在认知上造成巨大的矛盾。可事实上还是接受了。

接着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悖论：追求自由经济激发出了人性最好和最劣的一面。“劣”指的是前边提到的同情心匮乏，至少在政府阶层是如此；但美国人也具有很好，甚至可以说是最棒的特质（否则我早卷铺盖回家了），那就是他们看重个人成就。名门出身、贵族头衔和家族遗产当然会受到重视和尊敬；但个人进取心、创造力和勤恳的工作态度同样不会遭到忽视。美国人欣赏事业成功的故事，只要不是靠投机取巧，不管谁获得了成功，都会得到肯定。这样，那些勇于接受挑战的人便可以无拘无束地去奋斗了。

相比来说欧洲人的等级制度更根深蒂固，他们更喜欢平稳安定的状态，不爱冒风险。人们带着怀疑的有色眼镜审视成功。所以，法语给靠自己创业白手起家取得成功的人贴上否定性的标签，用“暴发户”来形容他们（nouveau riche和par-venu），并不是毫无来由的。这种态度容易让国家经济陷入僵局。当我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法国街头游行，要求就业保障，当我看到上点儿年纪的人就叫着要维持55岁退休的权利，我情不自禁地觉得我的立场滑向了美国保守派一边，也同他们一样憎恨起政府津贴制。国家本不该是一个随时能榨出奶来的牛，不幸的是，在许多欧洲人眼里就是如此。

除此之外，那么多政治哲学家的观点就漂流在大西洋两岸之间，这可不是个舒服待的地方。我欣赏美国这边的经济活力和活跃的创造力，但同时也为这个国家所充斥的反征税和反政府情绪而感到困惑。生物学也不得独善其身，就像其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它仍然在寻求一个合理而公正的诠释。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它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了自力更生和个人主义的氛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追随者便希望从美国这个例子为自己的信条找到科学支持。

问题随之而来，依据大自然的目的确实推不出社会运转的目的。人们还为这种错误专门起了个名字——自然主义谬误，用来说明不能从事情“是”什么样推出“应该是”什么样。因此，我们不会说动物和平共处所以我们也得和平共处，同样，如果动物普遍互相残杀，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互相残杀。自然为我们提供的只有信息和灵感，而不是处方。

然而，信息却是十分宝贵的。动物园兴建一座新的动物房之前，要考虑这个动物喜欢独居还是群居，喜欢爬高还是挖洞，是夜行性还是昼行性等。当我们设计人类社会时，怎么可以坦然将人类特点抛到脑后呢？有些人将人性概括为“腥牙血爪的自然状态”（Nature red in tooth and claw，语出英国诗人丁尼生的长诗In memoriam A.H.H.第55节。——译注），也有人认为我们具有团结合作的天性，两者明显是截然不同的境界。斯宾塞等人从达尔文的理论中“精炼”出“暴力就是真理”的教义，可达尔文本人却并不接受这种概括。那么多人在谈论社会问题时张口闭口“演化理论”，可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理论本身的具体含义，也不关心它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我觉得身心俱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