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继往开来 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发展战略(6)

然而，“一带一路”构想的通透性还显示在发展战略本身的透彻性中，这就是重视历史经验又不拘泥于历史经验，连接了实践认识的历史长河，打通了经济发展规律运行中的认知隔膜，极为明了透彻地点出经济规律与地缘规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使之高度契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高度契合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引出广泛的共识和操作上的顺势力量。

这种透彻性还体现了思维的创新和战略创新。“一带一路”构想具有前瞻性，同时具有一定的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的自由度和多维度，既同沿线各国共享发展成果，也同拥有广泛利益的大经济体务实合作，添加了与世界主要大国共同发展的“正能量”，即与多极化世界广泛建立全面经济发展关系，与发展中经济体建立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与发达经济体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同时也为世人瞩目的中美关系走上一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添加了更为现实的选择。这样一个看似老话题实则是新课题的构想，与众多的西方地缘战略家们的“理论”相比较，少了用政治地缘绑架经济地缘的“虚伪”，多了用经济地缘发展促使政治地缘从扭曲中回归发展的真切，更加契合希望发展的人们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

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相融会的浑然一体性

“一带一路”的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内核和诚邻、惠邻、富邻的理念，加上双赢多赢的经济合作，硬软实力交相融会，必然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使路子走得更远更长。以中巴经济合作为例，仅建设瓜德尔港的旗舰项目就有30多项，除港口将在2017年完工外，多数要在2030年竣工，耗资450亿美元。在中巴合作需要更频繁的语言交流和相互沟通的情况下，孔子学院变得不可或缺，伊斯兰堡的孔子学院担负使命，于2015年开学。真诚的合作与丝路经济项目的落实，使得双方的硬软实力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中巴人文交流中出现“巴铁”（brother，即兄弟）的常用问候开头语，准确地传达了新丝路的这种新特征。

“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的战略创新是不言而喻的，它区别于古往今来东方西方的任何一种战略。这是一个以国际经济合作为主旋律的战略。纵观近现代历史，从来没有出现如此明确、如此清晰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其战略核心。把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第一位，把改革开放与经济的相互融入作为发展的动力，把与各国建立全面经济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努力方向，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安邻、富邻”，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

这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均衡发展为目标的战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打破发展瓶颈，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2008年美欧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发展中经济体也受到巨大影响。在经济互利互补中建立多元经济联系，相互之间进一步加深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共同发展，既是各国各地区共同的愿景，也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尤其在信息化社会发展条件下，市场要素的流动配置半径发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重大变化，流动性从来没有如此强烈，流动规模也从来没有如此巨大，谁都不可能闭门发展，更不可能在一些经济领域实行封闭，必须在经济一体化的多种实现形式里推动发展的车轮，寻求新的发展轨道。

这也是一个以和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战略，是地缘学说的一次回归。在战略学的词典里，几曾见到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概念。从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开始，西方战略理论无一不在遏制与军事战争里兜圈子，并使战略问题打上了不平等与主导权争夺的深深烙印，甚至使“战略”与谋取军事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霸权”之间画上了等号，其最终目标是把自己的发展利益凌驾于别国发展利益之上，而不是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自己活得好，也让别人活得好”。

跨大区域经济合作现象

“一带一路”构想是当代地缘学说新的突破与创新。地缘学说建立在地缘认知的基础上，地缘认知的第一动机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而经济合作与平等市场竞争是发展的前提。“丝绸之路”为世界发展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过去是欧亚经济发展的纽带和巨大的地缘经济发展传动带，今后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传动带，地缘经济发展规律并不会因为“地球村”的出现就会发生改变，相反地进一步拉近了传导的距离，拉近了人们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的视野。陆上丝路构造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将构造奈斯比特所说的“南环经济带”和新的环太平洋经济带，经济全球化将会在跨大区域合作发展中向前推进。

地缘认知，是伴随着人类进化发展过程同时发生的，也是人类改造世界、发现利用各种资源的初始环节和关键环节。它指导过人类的早期迁徙活动，指导过人类经济活动的要素与资源的选用与配置，是人类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种主观活动。经济认知活动也指导过人类从原始群落社会曲折进入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历程，这个历程还要继续。时空认知是地缘认知的基础，人类只要存在一天，这个认知就存在一天。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的各种活动是从陆地开始的，最具代表性的认知结果便是随着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信息社会文明的次第演进。人类扩大了资源利用开发的范围，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合作形式和配置方式，从政治形式到经济联系到文化交流结构，都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认知活动已经扩展到远洋深海，扩展到太空与外太空，扩展到月球、火星和许多地外星球、银河系。那么地球作为过去和今天地球人的大陆家园，深植于其上的认知活动不会结束，组织形式的创新与更新的变化与转换也不会停顿，这也就是人们把这种生产要素配置转换方式称为战略的原因。

但是，战略目标、战略动机不同，认知视角、认知成果和运用的方向不同，认知之后采取的方法和认知的话语体系也不同。同是为了发展，有利己和利他，或者二者统筹兼顾在共同发展中实现双赢和多赢的区分，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战略价值观和价值指向。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张是少数人财富的扩张，必然建立在不平等的“殖民”概念和强权之上，手段又是“坚船利炮”下的不平等贸易，而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必然引出合作的平等、共享合作成果的分配平等，而这种平等首先是认知表达也即行动决策权话语的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是其中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和一种最重要的“负面清单”。

“殖民”经济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但饱含在其中的不平等的历史基因并未消亡，不时改头换面花样翻新，一直在战略思维中居于支配世界秩序的强势强权地位。近代以来先后出现了德国康德的“欧洲中心论”、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美国马汉的“海权论”、意大利杜黑的“空权论”、英国麦金德的“陆权论”，还有德国豪斯霍夫的“生存空间论”、美国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格鲁厄姆的“太空权论”，以至美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等等。总体上都是这样一些打造强权霸权的理论，而当今的“世界秩序”论、“破窗理论”和“重返论”，也都是从中派生的言必称控制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强势话语系统。从自然地理地缘和经济发展地缘开始的地缘学说，逐步变成政治地缘和军事地缘学说，是地缘学说的高度异化，相比之下，未来学家们更多地回归地缘理论的原点。对信息革命浪潮作出准确预测，从技术要素的变量趋势里给出经济发展趋势答案的托夫勒，更懂得其中的真谛。在诸种战略思维里，发展思维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思维，发展战略选择也是最重要的选择。

应当说，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彼时世界的人们最早的跨国地缘经济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活动是有效的，影响到世界文明发展历史的进程，丝路经济从古典形态演化为现代形态，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新丝路建设不会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和循环，而将在新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下出现飞跃。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缘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现代丝绸之路将是它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战略实现形式。丝绸之路为世界发展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过去是欧亚经济发展的纽带和巨大的地缘经济发展传动带，今后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传动带，地缘经济发展规律并不会因为“地球村”的出现就发生改变，相反地进一步拉近了传导的距离。目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在经济政策上，从最初的关税同盟发展到自由贸易区，先行者如尚在不断扩大的欧盟实现了货币金融的一体化；在合作范围上，从单一的货物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从贸易进入相互投资和越来越深入的经济技术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成为各国经济联动发展的“热现象”；从合作方式上，由双边合作进入多边合作，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相互结合，形成新的网络格局；从地域和规模上，则出现了引人瞩目的跨大区域经济发展现象。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自身发展中进入跨大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进展。跨大区域经济发展现象为“一带一路”丝路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一带一路”丝路发展也为跨大区域经济发展增添了新能量。丝路贸易合作的集团化趋势是新丝路发展的重要背景条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的提出，有其历史继承性，更有地缘基础。经济全球化不是抽象的，是要通过地缘的接近性和相互联结性去逐步实现的。即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也有海路联结的地缘逻辑，形成由海洋进入内陆的经济辐射与相互影响的经济带或经济合作圈，合作半径的扩大使跨大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可能与现实。

首先看一下丝绸之路经济带之所以能够形成的地缘逻辑。亚洲大陆的地缘地理结构很规则，东亚、西亚和中亚地理均衡对称完整，甚至大陆边缘的大小半岛都具有地理对称性和古老文明圈的对称性。亚洲南北与东西间距也大体相等，西伯利亚与南亚次大陆遥相呼应，轮廓分明，位于在北纬77度至北纬1度的几乎整个北半球，包括地球各种地理地貌和气候带，是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大陆。自古以来位居大陆中心地区的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并非主观上要做世界的中心，而是由客观地理方位决定的。她的另一个名称“支那”，既不是丝或者瓷的音转，也未必具有歧视性，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中印在西南丝路久远贸易接触中，出现了秦的转述转译变音。由此也可以大略推断，丝路的正式开通不会晚于秦代并极有可能在秦并巴蜀之时。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较早地出现五洲四海乃至八卦方位的方向定位，而天圆地方的观念也应当是在发现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之前最前卫的认识。公元前200年的张骞使团和南来北往的使节团已经认知了整个亚洲，要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商人”出于商业垄断心理诓称向西已到无人居住的尽头，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而丝绸之路走得也会更远。公元395年，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从台伯河畔的蕞尔小邦成为横跨欧亚非并以地中海为“内湖”的庞大帝国。这是罗马文明和中国文明的直接接触之始，也是欧亚成为发展经济双核的真正历史开端。这同时也说明，欧洲与亚洲在地缘边缘上应当是直接联通的，造成分割的“楚河汉界”是不同文明而非真正的地理划界。

事实上，欧洲和亚洲在地理地缘上是一体结构。欧洲与亚洲的紧密地缘联系，过去就有学者提出过，因为它们之间的划分与其他的洲际划分并不一样，后者是按照诸如大洋和自然形成的明显陆地标志区分的，而欧亚更多地以宗教文化甚至种族划分。乌拉尔山之所以成为分界，并不是因为它难以逾越，而是因为这里是最早“白种人”与“黄种人”的居住分界线。但更早的“白种人”如雅利安人的故乡其实也在亚洲。乌拉尔山为界也造成了近现代俄罗斯向西向东的历史纠结，令其“双头鹰”的国徽图案有了特别的含义。对造成欧洲和亚洲划分的原因和地缘一体，西方学者也心知肚明，因此欧洲和亚洲在麦金德的地缘学说里，连接在一起的欧洲和亚洲被称为“世界岛”，欧洲和亚洲之外则被称为新月形地带。这无异于婉转地承认这块连接在一起的超级大陆原本一体，但又把它人为地割裂开来，划出了发达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两个洲际概念，而“新月形地带”则是更加边缘化的地带。如果当时地理学家们真要以明显的地理坐标为标准，也许帕米尔高原更有候选资格，但文化歧视又使他们不愿把阿拉伯地区当成与自己同居一陆的“文明世界”。这就形成了地理科学与现实地缘学说的一个悖论，把地理学意义上欧亚超级大陆实则是“大半岛”的重要地区看作欧洲，其余则归为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