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走出国门 国内经济模式的全面转变(2)

西部大开发从2000年起步，已经进入第15个年头，按照有关规划，前10年打基础，再过20年是加速发展阶段，再用20年才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目前应当是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初始，如何接续十分重要。如果按原来的规划，至少还要经过30多年才有大的希望，现在看用不了这么久。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是西部发展加速的要求，也是西部超常规发展真正的加速器。

2004年，在肯定西部大开发四年开发成果的基础上，国家发布有关意见认为，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薄弱环节，生态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扭转，水资源短缺矛盾突出，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严重滞后，需要进行持续不懈的努力。

举措择其要者，要在继续加快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并要求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外招商引资新机制，逐步放宽西部地区保险、旅游、运输等服务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条件，开拓国际贸易和边境贸易。

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看作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和已垦草原退耕还草等生态建设上，在江河源头及两岸、湖泊水库周围，以及北方干旱半干旱土地沙化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区、南方岩溶石漠化集中区、长江中上游大江大湖周边区、青藏高原江河源头区和京津风沙源区等区域加大治理力度，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等工程，逐步恢复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落实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并提出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加强各类节水设施建设。推进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水资源科学调配、水源涵养地保护。有效防治水污染，促进污水资源化，以水资源的承受能力为前提，合理规划产业布局，禁止在缺水地区上高耗水项目。

国家还提出5年内建成“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到2010年建成西部开发八条公路干线，逐步完善以干线机场为中心、干线机场与支线机场相协调的航空网络和加强内河航运基础设施建设，这都是打基础的重点。

提出加强综合能源体系建设，发挥西部地区作为全国石油天然气生产和加工基地的作用，建设一批大型高产、高效、低排污煤炭生产基地和发挥西部地区气候多样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及其深加工，加强市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并密切结合西部地区资源特点和产业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发展能源、矿业、机械，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探索一条适合西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思路的出发点也不错，但这个新型工业化如何理解，还是一个问题。

特别提出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区域发展指导方针，依托水陆交通干线，重点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培育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和南贵昆经济区等重点经济区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对西部开发给出有希望的答案，但也在重点突破中忽视了西部经济内部巨大的差异性。

在西部大开发的前10年里，西部大开发迈出了实质性步伐，除了生态问题还要继续付出长期努力，在制造业产业结构上还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整。西部大开发还出现了新亮点，其中最瞩目的就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青藏铁路和拉日铁路通车，拉萨到林芝、日喀则到亚东和吉隆口岸的铁路也列入计划。西藏等级公路已经接近5万公里。兰新铁路三条复线建设、通向中亚的连霍公路建设、优化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和建设成都双流机场、昆明巫家坝机场、兰州中川机场和乌鲁木齐机场的航空网，也都亮点频出。根据不同的计算口径，2000年到2008年，累计工程102项，投资规模1.7万亿元。全口径统计，2000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5万亿元，包括财政建设资金5500亿元，财政转移支付7500亿元，长期国债资金3100亿元。2000年到2008年，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从16655亿元飚升到58237亿元，年均增长率11.7%。就铁路建设而言，在“十二五”期间，全国不仅建成世界独有的“四纵四横”铁路网，还在中西部地区投资1.85亿元，投产新线2.3万公里。2014年投资比例进一步加大，未来两年里，中西部铁路投资至少7000亿元，投入新线1.6万公里。交通部还提出，占比只有64%（2013年）的普通国、省道建设要加快推进，到2020年做到所有具备条件的县城通二级以上公路，这大部分涉及西部地区。

最艰难的生态建设也开始上路，2005年的最初几年里，退耕还林8600万亩，退牧还草2.9亿亩。三江源生态有所改善，连国人最为心忧的国内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水位也开始上涨，在2013年末回到40年前的状态，增加了6个西湖的水量。京津风沙源区林进沙退，相关四省区在2009年后沙化土地面积减少406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3.64%。但从全国来看，森林覆盖率由16.55%增加到20.36%，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3，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

生态系统一次制约的核心是荒漠化、石漠化——在这里，要区分沙漠、石漠和荒漠化、石漠化。沙漠边缘区也会有人为开发的历史因素，多数具有地理地质上的原生态性，荒漠化则主要归因于人类的过度开发——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类型复杂的国家之一。据监测，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荒漠化面积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3.1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国土总面积27.33%和18.03%。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也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3%。荒漠化面积主要分布在中亚一线和草原一线，水土严重流失区域也在中国西部黄河流域地区，在西南丝路上还有大面积的石漠化地区，改造起来难度更大。

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区之一，目前人均水资源量居世界第121位，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18个省份人均水资源低于严重缺水线。到2030年，随着人口增加到16亿，人均水资源将比现在减少1/4。全国缺水400亿立方米，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中国西北部降雨量低，西南部许多地区有较多降雨但年代与时段不平衡，石漠化又留不住地表径流，干旱时有发生，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特别是地下水资源，占全国总供水量的20%、饮用水量的70%、农田灌溉水量的40%、工业用水量的38%，但分布很不均匀，在西南红层地区、西部黄土高原和内陆盆地，都是典型的缺水区域。

中国西部矿产资源相对较多，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国民经济需求量大的支柱矿产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等严重短缺。已经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从2010年起已有2/3难以保证发展的需求。

2010年，西部大开发又上新台阶。在建设国家能源基地、资源加工基地的同时，生态建设再次上路，划分了西北荒漠化防治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区、西南石漠化防治区、重要森林生态功能区，在功能保持与建设中遏制生态恶化趋势。在交通设施方面则提出“五横四纵”高速公路网，连接东西南北，并形成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南亚“四出境”国际通道。2012年，西部大开发规划编制发布。在“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的主要目标为：区域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增铁路营业里程1.5万公里，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19%左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下降15%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0%以上，城镇化率超过45%，等等。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对“十二五”时期西部地区空间开发格局也进行了规划：提出支持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广西北部湾等11个重点经济区率先发展，支持河套灌区等8个农产品主产区优化发展，支持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等5个重点区可持续发展，支持攀西——六盘水等8个资源富集区集约发展，支持沿边开放区加快发展，支持秦巴山区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跨越发展。

应当说，西部大开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但依然存在长远经济战略布局的深刻矛盾。其一是在西部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大结构中，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与起始点有很大差异，必须在共同的发展目标下寻求不同的地缘发展路径。其二是生态建设必须放在首位，在一些地区甚至要在生态方面进一步“休养生息”“以逸待劳”，最大限度地摒除与生态建设要求相悖的产业发展要求。问题主要出现在重化工与对“城镇化”一般理解下的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

重化工产业价值链比较长，产业效益附加值也比较高，加上西部的煤炭油气自然资源相对富集，成为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趋之若鹜的发展产业，煤制油、煤化工不断上马，在一个时期里成为不小的热点。西部的其他矿产资源也成为竞相开发的对象。特别是煤炭采掘带动火力发电和全产业链煤化工，成为西部一些资源富集地区加速发展的动力源，在生态环境刚有好转的情况下出现二次污染的更加难以可逆的环境变化，成为西部发展的另一个发展瓶颈。这是西部大开发的最大也是影响最深刻的发展问题。

由于西部的资源禀赋和资源流转的重要区位位置，国家需要在重要的节点地区建立能源和能源加工基地，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高新技术装备产业，这些都是重要的产业发展战略决策，但这不意味着都要按照“俄罗斯套娃”的模式去搞遍地开花。为了一时一地的工业增加值而牺牲长远发展，明显带有不可持续的特征。而且，在一些地方，不仅不可持续，眼下也难以支撑，以煤制油而言，一吨油需要7吨水，在水贵如油的西北地区，怎么可能支持下去，更别说在工业环节里又要产生多少二次污染，机会成本又将如何倒挂。由煤采掘产业链和盲目推动西部房地产业发展的“鄂尔多斯现象”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这样的例证并不止一个。

如果仅是以上这些制约因素，也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去应对，但是，由于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长期影响，包括在产业结构中过多倚重高价值但也是高消耗的重化工业，不仅资源浪费严重，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也造成了生态环境二次制约的严重问题。自然生态恶化，淡水污染开始超出水体自然交换的自净能力。大气污染严重。农业生产中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与生长素，土壤污染面积不断增加，多方面多途径的污染加大了环保压力。

当然，西部地区并非不能发展化石能源与重化工项目，但要有严格的论证与环评。比如陕西榆林地区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仅榆阳区、神木、府谷煤储量就达1000亿吨以上，煤种低水、低灰、低硫，属于高发热量值标准煤，而且水资源相对丰富，又是西煤东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的能源节点地区，就要重点发展。但即使是这样的地区，人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炭素材料产业“兰炭”产业。缺少这样的综合资源技术条件，就要从根本上控制。

生态环境的二次制约与环境恶化，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国的丝路沿线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是中西部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是丝路建设必须关注和破解的重要问题。从根本上讲，生态环境建设不仅是丝路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开门钥匙，更是丝路建设重要的基础。

2010年，中国环保部在对环渤海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进行环评的同时，就对北部湾经济区沿海、成渝经济区和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进行了同步环评。2012年，首次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环评，实施项目区域化环境准入标准，弥补了区域战略环评在云贵和甘青新的空白。虽然在“妥协”中留有余地，但也明确地指出一些西部省份的“规划”具有浓重的重化工色彩。环保专家指出，西部发展不能复制东部的老路，更不能只看到重化工业的规模优势而“快赚钱”，忽视当地生态的完整性，最终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国土资源部专家也提出，应当禁止在黄河上游和大气污染扩散条件差的地区发展重化工。

西部要开发、要发展，开发发展模式又有先天与后天的重大制约，难道就等着东部发展带来最后的“平衡”效应吗？正确的答案只能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去寻找。也就是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的横空出世，不仅是西部大开发彻底摆脱开发矛盾与资源环境的经济发展战略，也为西部大开发带来近乎无限的发展操作空间，是西部大开发真正的原动力。这个动力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动力，是更大市场流通空间带来的动力。

市场流通拉动发展的效应，在中国西部历史上就曾塑造了与古扬州一东一西齐名发展的“旌旗十万家”的古凉州，也是古长安真正成为与古罗马齐名的国际大都市的关键因素。历史发生作用的商业规律将在今天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更大规模里发生更大作用，这是对新丝绸之路拉动发展效应的基本判断，也是对西部大开发前景实现的战略构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