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高坚

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对全球经济、金融和政治等格局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中国崛起。中国崛起首先也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和增速层面。21世纪头10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直以来，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迎来了两个机遇：从需求方面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大大增加了各国对中国加工品的需求；从供给方面看，基础设施的改善，大大提升了加工业的劳动生产力。而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和国家开发银行自21世纪初开始的基础设施投资分不开的。

这种需求和供给方面的机遇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关于这一轮高增长的起源、实质和前景，曾有不少书籍和文章进行过讨论和分析，这些讨论大多围绕人口因素、实体经济和产业格局等层面展开。赵巍华和徐以升的《旧格局与新周期》更深刻地提示了产生这两个机遇的历史条件，并提出了“新周期”的思想。我认为年轻人研究这样深层次的问题是难能可贵的。

《旧格局与新周期》一书的角度比较独特，该书站在全球和国内货币金融格局的角度，通过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多层次的影响机制，全面、系统且深入地梳理了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旧格局”的多个方面。阅读本书，能使读者从一个较新颖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书从多个层面梳理并分析了2001—2013年中国经济的“旧格局”。

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看，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主导；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主导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所推动，所有非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均大幅扩张。投资增长需要融资扩张支持，没有融资扩张就没有投资增长。2008年以后，经济增长越发依赖投资增长，而融资的扩张越发依赖外部的债务融资膨胀；非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需要负债或者所有者权益端扩张来与之匹配，2009年以来通过债务融资撬动财务杠杆是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最主要动力。

2009年以来，融资扩张形成了债务的堆积，而投资增长则形成了产能和资产供应过剩。产能过剩与债务堆积是相生相伴的一对问题。由于债务融资的期限较短，而过剩产能的流动性较差等原因，因此债务的再融资或者债务问题的化解往往是更为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由于“旧格局”下投资欲望过于强烈，因此长期以来融资决定着投资。融资主要是金融部门提供的，信用的创造往往对应着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央行通过基础货币供给向金融机构和非金融部门提供融资，而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则通过自身的信用媒介作用在对外提供融资的同时派生信用。在“旧格局”下，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是由外汇占款主导的，即央行大致以其外汇资产为背书来投放基础货币。而央行外汇资产最终来源于国际收支。2010年以前，我国国际收支盈余主要是由经常项目盈余来提供，而这种盈余既植根于中国过剩储蓄和美国双赤字的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格局，也植根于全球化进程繁荣时期的产业跨国转移。2010年以来，国际收支盈余变动主要由资本项目变动来影响，美联储非常规货币宽松政策的出台和谢幕通过资本项目对我国资本项目盈余的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旧格局”下金融机构的信用派生受到大政府主导下信用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政府信用支持和后发国家非常规宏观政策等因素，使得金融部门的信用供给和非金融部门的信用需求均很强烈。政府信用广泛介入信用环节，也使得“刚性兑付”和“风险大锅饭”普遍存在。

温故是为知新，通古是为鉴今，我国经济正告别“旧格局”并迎来“新周期”。2008年后，特别是2013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和政策转向、欧日等经济在底部震荡，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性问题持续积累等，全球经济进入相对收缩的低增长时代，全球化呈现明显的退潮之势，我们正迎来不同于以往几十年的“新周期”。近几年来，全球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总量和增长中的作用下降，部分国家正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等高标准的贸易区域化框架，以取代WTO下低标准的贸易全球化框架。而我国恰恰是10余年来WTO框架下最大的受益者。作为主导货币国的美国，其财政和贸易双赤字持续改善、美联储开始逐步收紧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这使得大量美元不断从全球市场回流美国，全球市场的美元供给趋于紧缩，跨国金融活动有收缩之势。2001—2013年美国先后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对外（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输出美元，这近似等同于美联储对新兴市场实施货币宽松政策；而当美元趋势性回流，则意味着美国对前些年大举借入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货币紧缩政策，美元走强背景下新兴市场持续承压也就在所难免。

由于2008年之后低效率的投资“狂飙突进”，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规模和过剩产能规模均井喷，经济增长动力不断下降，微观层面比宏观层面寒意更甚。对我国而言，当下的要务在于设法收拾“旧格局”下狂欢后散落的一地鸡毛（产能过剩、债务高企、微观活力不足等），并通过改革挖掘红利应对较为寒冷的“新周期”。从“旧格局”到“新周期”绝非一个轻松的历程，“旧格局”下遗留和堆积的各种问题纵横交织、错综复杂，不少矛盾交织的敏感点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是体制上的约束，基本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资金的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金融领域改革的重点，比如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仍未完成。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是一个长期任务。“基础货币发行机制转型”、“债务去杠杆”和“人民币汇率”是本书所强调的新旧转型过程中三个矛盾集中点。

最后，在全球众多国家结构性问题凸显的背景下，各国难有通过无痛改革走出困局的可能，有时是需要在审慎谋定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敢于担当的决心和勇气。在复杂的形势下，目标太多也往往难以顾全，当各目标发生矛盾时，需要客观分析短中长期的利害得失，有取有舍、以大局为重。

本书通过对这三个主题的深入分析，讨论了财政预算改革、货币政策转型、人民币国际化等众多举足轻重的重要话题，展望了中国经济在“新周期”中的若干图景，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