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与文化

根据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相关科研成果，鄂温克族的祖先大体分布于贝加尔湖周围和以东地区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早在公元前2000年，即铜、石器并用时代，鄂温克族的祖先就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古代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居民的服装，例如在色楞格河左岸上班斯克村对面的佛凡诺夫山上发掘时，发现一具骸骨，其衣服上带着数十个闪闪发光的贝壳制的圆环，圆环所在位置与鄂温克人胸前所戴串珠以及萨满巫师的法衣上缀饰的贝壳圆环的位置完全一样。此外，还发现死者的一些白玉制作的大圆环，与17~18世纪鄂温克人古代服装上的圆环毫无差别，从而证明最迟在石器、青铜器并用时代，鄂温克人的祖先就已经居住在贝加尔湖一带。从石器、青铜器并用时代贝加尔湖沿岸居民的服装和鄂温克人服装的附属品——围裙样式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到现代鄂温克人和石器、青铜器并用时代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居民在族源上的直接亲属关系。鄂温克族及其文化的沿贝加尔湖地方来源说，也同样被人类学的资料所证实。就鄂温克族人类学类型而言，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洞穴中发现了具备鄂温克族一切体质特征的头盖骨，与头盖骨一起还发现了贝加尔湖地方特有的文化和装饰。

当时在贝加尔湖附近和沿岸的原始森林中，居住着流动的森林猎人和渔人的许多部落。他们居住在白桦树树皮搭成的帐幕里，从事狩猎和捕鱼生产，和鄂温克人早期的祖先紧密相联。这一结论，与我国鄂温克人的传说亦是相符合的。传说，他们的故乡在勒拿河一带，勒拿河宽得连啄木鸟想飞过去都不可能。说勒拿河一带有个“拉玛”湖（即贝加尔湖），有8条大河流都注入该湖。据说湖里长着许多美丽的水草，水上漂着许多荷花。在湖旁看，离太阳似乎很近，太阳似乎是从湖边升起的；那里气候很暖，湖的周围山很高，鄂温克人的祖先是从“拉玛”湖高山上起源的。另一传说，他们的故乡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萨满每逢跳神之前，先要说一些关于民族根源的话，如“我们是从石勒喀河的发源地出发，顺着‘西沃哈特’山后的影子，经过黑龙江，我们祖先的根子，是住在‘仙人住’（撮罗子）里”。根据“那妹塔”氏族的萨满叙述，鄂温克人的故乡是在爱辉泉水的那边，阿穆尔海（即黑龙江）的旁边，阿尔巴金（雅克萨）城的周围，石勒喀河的旁边，在西沃哈特的周围。总之，他们的祖先活动地区是在贝加尔湖沿岸及其以东、以北的广大山林之中。

据有关史料，鄂温克族在历史上迁徙和活动过的地方，涉及西伯利亚、白令海峡、日本海、长白山、大小兴安岭、黑龙江流域、呼伦贝尔草原等地区和海域。现在被称为鄂温克族的人，绝大多数生活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鄂温克人使用的语言就叫鄂温克语，我国境内的鄂温克语没有文字，但俄罗斯的鄂温克语在20世纪30年代就用斯拉夫字母创制了文字，而且使用至今。我国的鄂温克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从辽金两代起就通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汉文学习文化知识。特别是，从清初开始，鄂温克族的上层和中产阶级中，通过满文和汉文学习文化知识的逐渐多了起来。在日本统治东北时期，鄂温克族许多适龄孩童被迫到日本人开办的学校，通过日语来学习文化知识。另外，生活在俄罗斯统治区域，或者生活在俄罗斯边境线的鄂温克人，也到俄罗斯人办的学校学过俄文。

有关鄂温克族的历史来源，在我国早期的史书上有着不同程度的记载和阐述。在国外的相关民族学或史学方面的书籍里，也有不少叙述或记录鄂温克族历史来源的内容。根据现有的有限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对于鄂温克族祖先生活的地区只能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以及我国黑龙江中游以北的山林地带说起。远的不说，就在公元前2000年，即石器、青铜器并用时代，鄂温克人的祖先基本上都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幅员辽阔的土地上。那时，他们的起居生活相对简陋，绝大多数人居住在用长木杆和白桦树树皮搭成的圆锥形帐幕里，而且衣裤鞋帽被褥几乎都用兽皮制作，并主要从事自然牧养驯鹿、狩猎和捕鱼等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后来，他们不断拓展在林区开放式自然牧养驯鹿的传统产业。伴随驯鹿牧养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和成熟，鄂温克族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生活产生了较大变化。他们根据驯鹿牧场的季节性变化和驯鹿对于牧场的需求，一年四季在以大小兴安岭为核心的山林地带游牧。再后来，绝大多数鄂温克人，在大小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相接壤的辽阔草原上，开创了以牧养牛马羊为主的我国温寒带地区的畜牧业生产模式，这部分鄂温克族就成为了现在经营草原畜牧业经济的索伦鄂温克人。同时，就在这一时期，另一部分鄂温克人走出大小兴安岭，放弃在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传统生产方式，迁徙到黑龙江中游以及精奇里江两岸的肥沃黑土地上，开发寒温带地区的种植业。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早在北魏时期或北魏之前，从大小兴安岭迁徙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牧草地的鄂温克人，很快推广了适合于该地区水草生态的畜牧业生产，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呼伦贝尔寒温带地区的畜牧业经济社会。不过，留在兴安岭，跟着驯鹿牧场的需求常年在山林里四处迁徙的一小部分鄂温克人，一直保持着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无论是搞畜牧业生产或农耕生产的鄂温克人，还是在辽阔富饶的大小兴安岭里经营自然牧养驯鹿生产的鄂温克人，他们都把狩猎和采集等传统的生产活动作为不可忽视的一种副业，经营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然而，在后来的一些民族学或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中，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狩猎这一附属性产业被误认为或说成是主业，而对于牧养驯鹿及驯鹿产业，包括他们食用驯鹿肉、喝驯鹿奶，以及用驯鹿皮、驯鹿肉、驯鹿血、驯鹿茸、驯鹿尾等驯鹿产品进行的市场交易、交换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用具等方面却很少提到。或者说，浓墨重彩甚至夸大其词地描述牧鹿鄂温克人的狩猎生活，而对于他们多少年以来精心经营的牧鹿产业却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

在早期的史料上，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鄂温克（ewenke）族有过不同的叫法或写法。例如，在《魏书》中称鄂温克族为“失韦”，《隋书》曰“室韦、北室韦、钵室韦”，在《旧唐书·室韦传》中叫“黑水靺鞨”。这些史书中出现的“室韦”一词是，在满—通古斯诸语和蒙古语族诸语里普遍使用的shigugaj⇨shiguj～shigaj～shige⇨shiwej～shiwe的汉字转写形式，泛指“密集的树木”“茂密的树木”“树林”“森林”“森林地带”等意思。毫无疑问，上述史料中提及的“室韦”各部或部落等，是指当初生活在兴安岭或其他森林地带的人们，其中就包括鄂温克人。在后来的《蒙古秘史》里，把鄂温克人等生活在兴安岭山林的人们都统称为“林木中百姓”。清初的时候，也将居住于尼布楚周围的鄂温克人等叫“树中人”。事实上，这些历史书籍里所谓的“室韦部落”或“林木中百姓”等，不单指“鄂温克人”，而是指“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及生活在山林地带的“‘蒙古族’的相关部落或族群”以及“锡伯人”“满族人”等。同样，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祖先，在贝加尔湖以东的维提姆河苔原森林地带生活时，与“北室韦”的部族毗邻而居，从而也就被划入“北室韦”部族之列。而且，在《文献通考》《新唐书》中，把鄂温克人基本都说成是“‘鞠国’人”或“‘鞠部’人”。到了辽代，女真人被分为“生女真”和“熟女真”，当时鄂温克族等被划入“生女真”之列。金朝统治天下之后，自然而然地将鄂温克人生活的区域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元代，鄂温克人生活的贝加尔湖及黑龙江流域，隶属于元朝岭北行省管辖，接受元朝的直接统治。其中，就包括当时被称为“林木中百姓”和“兀良哈”的鄂温克人等。进入明朝后，称鄂温克族为“女真野人”与“北山野人”，将他们纳入自己的统治辖区，还册封了鄂温克族各部首领和地方官员，制定了向地方官厅纳贡的条款和基本要求。

到了明末清初，也就是在17世纪初，当时的统治者，依据鄂温克族生产方式和生活地域的不同，把他们分为三个分支。其一是，居住在贝加尔湖西岸和勒拿河支流威吕河以及维提姆河流域森林地带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被称为“索伦别部”的“使鹿鄂温克人”；其二是，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一带的鄂温克人，由于这部分鄂温克人牧养马牛羊，主要从事草原畜牧业生产，并以马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和生产生活的主要依靠，所以他们被叫做“索伦别部”的“使马鄂温克人”；其三是，生活在石勒克河至精奇里江流域从事半农半牧生产的鄂温克人，也就是当时鄂温克族的主体部分，被清初政府称为“索伦部”或“索伦本部”。那时，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和条件下，从事着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生产活动，但他们被编入清初的“索伦本部”和“索伦别部”之后，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向清朝地方政府纳贡纳税的行政指令和公民义务。特别是，“索伦本部”的鄂温克人很快被编入当时设立的雅克萨城、阿萨津城、铎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乌鲁穆丹城以及海伦屯、杜喇尔屯等木城和村屯居民编制，还册封了首领和不同等次的官员。这里，所说的“城”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城”之概念，它实际上是指比村屯大、相当于乡镇的行政辖区。所以，在所谓的“城”里，就包括一些村屯或相当于村屯的生活区域。很有意思的是，许多村屯或相当于村屯的生活区，就像汉族的“王家村”“刘家屯”一样，由某一姓氏的人们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为主组成。例如，有“杜拉尔”“涂克冬”“敖拉”“纳哈塔”“萨玛吉尔”“墨尔迪勒”“布喇穆”“图勒里”“阿鲁”“阿勒本千”“乌扎”“楞布尔勒”等以姓氏命名的村屯。现在这些用姓氏命名的村屯名基本上都不用了，即使用也变成了乡镇一级行政辖区的名称，比如说，“杜拉尔家村”“萨玛吉尔家屯”现在就演变成“杜拉尔乡”“萨玛街乡”等。过去，每一个村屯都有相当于村屯长的官员，而管理“索伦本部”的权威性首领是名叫博木博果尔的鄂温克人。具体点说，博木博果尔应该是乌鲁穆丹城的首领。这里说的“乌鲁穆丹城”的“乌鲁穆丹（urmudan）”是鄂温克语，主要表示“山的尽头”或“山顶”等意思。而且，乌鲁穆丹城的首领博木博果尔有调动五六千人的作战部队的权力。事实上，从明末清初开始，被称为“索伦本部”的鄂温克人，同周边的商人或商业地区已建立了较为广泛的易货买卖或货币交易关系，同时已经有了当时的鄂温克人自己经营或设定的相对稳定的交易场所。每年的不同季节，都有周边或内地商人以及商业团队带着丝绸、日用品、粮食作物及生产用具、弹药，来到鄂温克人经营的交易市场或直接到鄂温克人家里进行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商品交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鄂温克人以猎获的珍奇动物皮毛、采集的名贵药材等换取布匹、绸缎、粮食、油盐以及生产生活用具、弹药和货币等。这使“索伦本部”的鄂温克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来文化，特别是来自周边地区的汉族和满族人的物质文化渗透得较深。由此，鄂温克人的上层阶级中建造永久性房屋、穿满式的丝绸衣物、佩戴各种装饰品、送子女上学、学习满文等现象越来越多。所有这些，为鄂温克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他们早在17世纪就已进入了以军部编制为单位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特定发展阶段。总体来说，鄂温克族先民早期的活动地域，主要在贝加尔湖及大小兴安岭的广袤山林以及周边的草原地带。在这些地区，两汉时期为“鲜卑人”的生息地；南北朝时期是属于“北室韦”“钵室韦”的诸部的生活区域；唐代居住过“北山室韦”及“鞠部”各族，并隶属于地方都府管辖；辽代设立室韦节度使，归西北路招讨司管辖；金代设立蒲与路；元代属岭北行省和开元路管辖；明代隶属于奴尔干都司管辖。

综上所述，鄂温克族同历代王朝和统治阶级建立过不同层面、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隶属关系。由此，他们也较早地进入了阶级社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一直保持着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就在这部分鄂温克人中，也早已建立了明确的分工制度，拥有家庭牧养的驯鹿以及打猎用的枪支等私有财产，有了货币交易的场所和约定俗成的交易手段和规则，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有一定差异的社会不同阶层。那时，他们中的穷人经常到俄罗斯王公贵族家里打工、种粮、充当佣人和女仆，而他们中有地位有钱的人则把孩子送到俄罗斯人办的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到了清代，也就是从崇德元年（1636年）之后，在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族也陆续归服清朝政府，其后他们定期到清朝政府指定的交易市场或地方衙门向政府纳贡貂皮、鹿茸、鹿血、鹿尾等名贵猎物和驯鹿产品。由于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按期定数积极纳贡，所以经常受到清朝地方官厅的设宴款待，还得到官方赐予的鞍马、撤袋、朝服、衣帽、缎布、烟酒等生产生活用品及数量可观的银两。就在明末清初，经营半牧半农生产的同时，还将狩猎业作为副业来维持的鄂温克人，除了向当地政府交纳谷子、大麦、燕麦、荞麦和各类蔬菜之外，还把从江河里捕获的鱼产品及从山林中猎获的虎、貂、猞猁、野猪、野鹿、麋鹿等作为贡品上缴。

从清太宗崇德年间起，清朝政府将居住在黑龙江北部各支流及石勒喀河、精奇里江一带，经营畜牧业经济，兼搞农业和狩猎业的鄂温克族各部，陆续编入以姓氏为单位组成的不同牛录，任命各牛录额真（后改称佐领）及上级领导都统，并发放不同等次的清朝军营衣帽、朝服以及军用袍褂和官印等。这使以军事编制单位生活的鄂温克族村屯内部基本形成：各村屯选举村屯长，村屯长再选举产生牛录额真的选举制度。尤其是，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私有制的不断成熟，他们的统治阶层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财产积累得也越来越多，从而很快显示出上层阶级或有权阶级特有的地位和身份。康熙六年（1667年）以后，清朝政府将鄂温克族按照不同姓氏组成的29位佐领管辖的牛录，全部划归黑龙江都统的权限范围。然而，实际上，由齐齐哈尔副都统直接管理他们的一切日常事务。后来，从这些鄂温克族牛录中选出相当数量的青壮年兵丁，派去驻防黑龙江城、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地的边塞关口。由于他们主要承担保卫边疆和抗击外来入侵等重要的军事使命，所以减免了他们向地方政府交纳的各种纳贡指标，并由清朝驻防八旗军统直接管理和指挥。当时，为了强化军事管理，清朝政府还在以鄂温克族为核心的黑龙江驻防八旗中，不断增加兵丁的同时把佐领扩充到108位，还增设了鄂温克族协领和满族协领。在此基础上，正式组建了清朝政府的布特哈八旗这一强有力的军事阵营。事实上，以鄂温克族为主组成的黑龙江驻防八旗的牛录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鄂伦春、达斡尔、蒙古等其他民族的兵丁，同时还有清朝政府特别配制的一到两名满族佐领和一些满族特殊兵丁。再说，那些没有被取消纳贡制度的鄂温克族，由于长期接受清朝政府的军事化管理，加上语言交流的便利以及多年来受到的清军官兵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他们向清朝政府纳贡的各项工作进行得较为理想，由此他们同清朝地方政府及官厅之间的关系不断稳固和强化。

17世纪中叶，沙俄先后侵占了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和黑龙江流域等鄂温克族生活的区域，同时以石勒喀河上游对岸建立的尼布楚军事基地为中心，不断扩大其所占土地，兴建俄罗斯居民区和东正教教堂以及开办学校。还在鄂温克族集中生活的村屯之间、鄂温克族上层阶级之间、鄂温克族和其他民族之间，不断制造矛盾和相互间的争斗，从而利用挑拨离间等卑鄙手段不断削弱他们的力量。沙俄入侵者，为收买鄂温克族上层人士和将领，封给他们公爵、军官、军士等荣誉、地位、官衔。然而，所有这些没有改变鄂温克族为土地和自由而战的信念和决心。他们用手中的枪杆子同沙俄入侵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抗战。特别是在雅克萨战役中，被编入八旗的鄂温克族官兵狠狠地打击了沙俄，因此受到清朝政府的嘉奖。可以说，鄂温克族官兵同沙俄一直打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为止。在这以后，抗击沙俄入侵者的鄂温克族才无可奈何地放弃为尼布楚等被占土地而战的努力，陆续迁至大兴安岭以东嫩江沿岸及其支流甘河、诺敏河、阿伦河、济沁河、讷莫尔河、雅鲁河等流域以及呼伦贝尔草原居住。

完全可以说，从清初开始，勇敢善战的鄂温克八旗官兵，为维护国家统一以及打倒一切反动势力，为边防的巩固以及抗击外国列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谱写了一段辉煌而永载史册的战斗历史。

清政府把鄂温克族人编入八旗后，绝大多数穷苦的男性鄂温克人在未成年并未正式成为八旗兵之前是属于无公民权的百姓，到了18岁已具备参加八旗兵资格后就开始逐渐享受披甲、领催、小领催、大领催、骁骑校、云骑尉、佐领等等次鲜明的兵役、军级、银两待遇。在战斗中立功者还获得各种等次的荣誉称号，甚至提升为不同官职，分给土地或牧场，而且这些官职可以世袭三代。战斗中若是佐领牺牲了，就由云骑尉代理佐领引领作战，进而替代佐领的军事职务。清朝时期，跟鄂温克族相关的边疆关口，一般都是由云骑尉带兵防守，那些佐领们只有在战时或非常时期才到此指挥战斗或主持工作。

清朝政府把勇敢而善于弄枪比武的鄂温克族人编入八旗的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充军事势力和巩固东北边防。然而，在那外国列强对我国美好江山垂涎三尺，为此引起的罪恶战火肆虐大江南北的战争年代，名不虚传的鄂温克族八旗官兵服从清朝政府的军事指令转战南北，打了许多在军事历史上值得抒写的“圣战”。例如，康熙年间，噶尔丹战役和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役；雍正年间，镇压青海西藏的策妄阿拉布坦、阿睦尔撒纳、第巴桑结等反动势力之战；乾隆年间，平定四川大小金川两大土司的征战，歼灭伊犁阿睦尔撒纳的叛乱，降俘台湾鹿耳港叛军之战；嘉庆年间，平定西域宗教内乱之战事；道光年间，英勇抗击英国入侵者，粉粹其分裂阴谋，以及击溃在英国殖民者的指使下入侵我国西藏的廓尔喀军队的战役，平定新疆张格尔的战斗；同治和光绪年间，前后共计六七十次，转战达22省；等等。可见，鄂温克族八旗官兵，为捍卫和巩固我国疆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战斗功绩。正因为如此，鄂温克族八旗的官兵被乾隆帝称赞为“实胜绿旗”，清朝政府也把鄂温克族官兵视为“骁勇善战”的八旗精锐军团，从而十分重视鄂温克族八旗官兵的作用，哪里有硬战大战艰苦战就把鄂温克军队派往哪里。

谈到鄂温克族为清朝政府统一疆土作出的丰功伟绩，不得不提到清朝鄂温克族军事将领海兰察。海兰察从小胆略过人，智慧超群，忠诚能干。他在戎马岁月中，把鄂温克族在浩瀚无疆的草原游牧生活中积累和传承的坚韧刚毅而博大超然的精神，以及森林狩猎生活中摸索和感悟的巧取猎物的智谋发挥得淋漓尽致。由此，在他指挥下的鄂温克族八旗官兵所向无敌，在那烽火连年的残酷无情的战役中取得赫赫战绩，从而多次受到乾隆皇帝及清朝政府的嘉奖。例如，他用特殊的军事智慧降俘大小金川土司，他用英勇无敌的军事胆略平定准尔叛乱，他以超人的军事计谋仅用三天时间就镇压了台湾鹿耳港叛军，等等，均属我国军事史册上不可抹去的辉煌战事。海兰察作为清朝的军事功臣，多次接受乾隆皇帝赐宴，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由领侍卫内大臣职位升为正白旗蒙古都统，过了两年他从二等公爵晋升为一等公爵，他还四次被列入紫光阁御功臣绘像之列，在台湾和黑龙江还为他修过祠堂。他是一位充满智慧，拥有开拓进取之战略战术的军事指挥家，在他的征战岁月中有过领军百万、横扫列强的伟大战役，也有过指挥为数不多的精锐兵力出其不意地歼灭强大敌人的传奇战斗。海兰察在近40年的戎马生涯里，率领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南征北战，经历了无数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战役，身上也留下了无数个战火的伤痕。但他最后一次远征西藏，击溃列强回到北京就重病卧床，数月后治疗无效而故去。当时，乾隆皇帝和清朝政府按照都统衔的等级，为海兰察举行了隆重葬礼。海兰察的一生，是为祖国的统一而战的一生，是和一切分裂国家的敌对势力和外国列强战斗的一生。

另外，雍正初年（1723年），为平定准噶尔以及防止沙俄的侵略，清朝政府把驻守于白都纳的鄂温克族官兵派遣到新疆，强化镇压新疆叛乱的军事势力。由此，被派遣的鄂温克族八旗军营长期驻扎新疆各地。清朝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疆边防军团，不断增加天山南北的兵力以及伊犁鄂温克族八旗军兵力的同时，还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英吉沙尔等地重新布置鄂温克族驻防部队。另一方面，清朝政府还为强化东北边防军的力量，于雍正十年（1732年）又从布特哈八旗中选出约3000名鄂温克等民族的官兵及其眷属，编成50个牛录（佐领），分属八旗，从左右两翼，前往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筑城防守。那时，鄂温克左翼总管设在南屯，右翼总管设在西屯。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在外蒙古北部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鄂尔浑河等地派遣数量可观的鄂温克族八旗官兵驻防。

鄂温克族官兵常年奔波于闯南走北的战场。征战时间常常长达几个月或几年，甚至达到几十年，他们长期在战马上度过岁月。那时，因为出征和战时的需要，鄂温克族官兵数年不能回家探亲，只能让妻子到驻军的兵营地与丈夫相会。毫无疑问，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在那战火连年的年代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到清朝嘉庆和道光年间，驻防在新疆伊犁地区的绝大多数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在战场上阵亡，其他地区的大小战场上也牺牲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鄂温克族官兵，这使他们的人口连年急剧下降。按《黑龙江纪略》的有关统计，在清朝征战的67700多名鄂温克族官兵中，最后只剩下一万来人，其他官兵均在战火中英勇就义。甚至，一些本来就有几十户人家的鄂温克族村落，因出征打仗最后只剩下一两户人家。

到了宣统年间（1909~1911年），清朝政府内外交困，其军事实力显著减弱。外国列强乘虚而入，不断侵吞我国大好江山，使我国逐渐步入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鄂温克族八旗由于不断损兵折将，军队士气一落千丈，进而逐步走向消亡。一些活着的鄂温克族官兵，千方百计不远万里回到家乡，隐姓埋名从事农业或牧业生产。但是，绝大多数鄂温克族八旗官兵永远地留在了清朝政府派遣驻防的边塞要地。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使鄂温克族生活区域沦落到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划归日伪统治下的“兴安东省”和“兴安北省”管辖。当时的日伪统治者，在呼伦贝尔设立索伦旗、额尔古纳左旗、额尔古纳右旗等机构，还将原来的布特哈辖区划给“兴安东省”。辖区各旗由日本参事官掌权，甚至其中的科长、股长也多由日本人担任，进而实施法西斯统治和掠夺。那时的日伪军，对于勇敢善战的鄂温克族了解得太多，他们深知鄂温克族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为防范鄂温克族的武装抵抗，实现彻底统治他们的目的，实施了残酷而严密的军事镇压和统治。为此，日伪统治者，在鄂温克族生活的区域内设置“日伪警察队”和“特务机构”，严密监视鄂温克族的各种活动。他们还在海拉尔等地，增设“关东军栖林训练营”等专门机构，力求强制实行对鄂温克族的军事化管理和统治。甚至，他们在“索伦旗”鄂温克族集中生活的辉河牧区专设“日伪警察队”的分支机构，对于该地区进行严密控制并实施残酷的军事统治。更加奸诈的是，他们利用各种不可告人的手段，在鄂温克族之间或在鄂温克族和其他民族之间不断制造矛盾和纠纷，导致本民族内部或不同民族间产生冲突和仇杀，从而达到日伪统治者预谋的“分而治之”的统治野心。当时的伪满傀儡政府，还制定了鄂温克族青年必须服兵役的特殊规定，凡到服兵役年龄段的青年按规定必须应征伪满洲国的“国兵”。与此同时，生活在山区的鄂温克人中还设立了日伪军管辖的“山林队”，强行把鄂温克族青壮年编入其中。更为毒辣的是，日伪军统治者，诱导扎兰屯、阿荣旗等农区鄂温克族青壮年吸食鸦片，甚至强制性地给他们的血液注入鸦片。从而导致鄂温克族青壮年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功能。结果，在当时几度蔓延的伤寒病中，所有吸食鸦片的鄂温克族青壮年全部失去了生命。日本侵略者还以种痘、打预防针为名，用鄂温克人做各种细菌实验，使鄂温克族死亡人口急剧上升。再说，在那卫生条件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鄂温克族生活区域内像梅毒、肺病、伤寒、儿童疾病等各种疾病和传染病肆无忌惮地流行和蔓延。所有这一切使鄂温克族人口急剧下降，严重威胁着整个鄂温克民族的生存。然而，不屈不挠又勇敢善战的鄂温克族始终没有放弃为自由和光明而战的决心和信念，他们以自己行之有效的各种方式不断抗击日本侵略者，包括不断偷袭他们的营地，破坏他们的军事设施，切断他们的军火通道等等。特别是，鄂温克族青壮年反对饥饿与贫困、反对鸦片和欺诈、反对剥削与掠夺，积极参加东北抗联。在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战场上，鄂温克族抗联官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斗作用。他们辗转于大小兴安岭广阔的密林和辽阔的草原之间，给日本侵略者和伪满傀儡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抗日战争转入最后阶段，鄂温克族抗联官兵，积极主动地跟人民军队与苏联红军配合作战，协助他们歼灭侵略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直到日本投降。

多年来，鄂温克族人民为了正义和自由而战，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军阀、列强进行过前仆后继、勇敢顽强的战斗。鄂温克人深深地懂得，只有不放弃为正义、为光明、为解放、为自由而战的主义和信念，才能够最后歼灭一切反动统治阶级，赶走一切黑暗、一切罪恶以及贪得无厌的列强，就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抗战胜利后，还没来得及治愈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严重战争伤痕的鄂温克族人民，又举起了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那一永不倒下的战旗，踊跃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内蒙古革命军，英勇抗击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多次消灭驻守在鄂温克族生活区域的“国民党保安队”“国民党森林支队”“国民党武装匪兵”以及“国民党第七旅”。而且，在辽沈、西南、解放西藏等重大战役中，参战的鄂温克族官兵英勇杀敌，荣立过赫赫战功。特别是，在解放西藏的战役中，鄂温克族骑兵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许多鄂温克族青年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军事知识和理论，不少人在此学习期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工作队。他们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到农区动员群众积极纳粮，并将征得的粮食及时运往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在东北作战的部队。可以说，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全体鄂温克族人民抗击反动军阀，打倒一切反动派的决心和信心十分坚定。在当时，鄂温克族青壮年自觉而踊跃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赶走黑暗、迎接光明、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场。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鄂温克族青年同样踊跃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击入侵朝鲜的美帝国主义，同样在朝鲜战场上荣立了不少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