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在宁夏早期的革命斗争

第一节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宁夏的传播

一、宁夏早期教育和进步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宁夏地处边陲，交通不便，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因而也就直接影响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着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戊戌变法”时期，废科举，兴学校，对封建教育制度实行改良，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宁夏及银川地区的教育事业也开始了由封建教育向资产阶级教育的转变，但和内地相比其规模很小，其进展速度也很缓慢。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全国废除科举，兴办新学运动的推动下，宁夏府城所设的银川书院改为府中学堂。这是宁夏的第一所中学堂。各县、镇的书院也改为小学堂，教师多为熟读经史的秀才、童生，教材仍侧重于讲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学生作文还是“之乎者也”的老一套。

1913年，由拔贡许景鲁呈请道尹陈必淮批准，又利用前府中学堂旧址，设立了一所小学校，校名为“朔方高等小学校”，学生一百二三十人，多半为熟读四书五经的青年，对科学知识不感兴趣。同时，府县均设立了劝学所，领导府县小学教育，兼管经费（1921年1月宁夏建省后改为教育局），教师也是清末的秀才、举人之类，教育的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直到1916年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甘肃省教育厅决定开始成立甘肃省立第八师范，校址利用前府中学堂的旧址加以修葺。第八师范成立后首先办了一年制和两年制两期专修班，为各县小学堂培养了一批师资。1920年起，开始办四年制的本科班。为便利学生实习，第八师范又增设了附属小学，有师生一百余人。1918年，设立了甘肃省立第五中学，后和第八师范合校教学，简称五中八师，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个学校。学校采用了新学制，主要教学内容增设了数理化和外语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使学生的思想大为解放。

在八师、五中先后创办以后，学校陆续从北平等地聘请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到校任教。如北平高等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俞肇康、陈振刚，他们品学兼优，教学认真，很受学生的尊敬。随后，五中、八师又陆续从北平聘请了国立大学毕业的李育三、杨筱舟、朱桂梧、唐筱舟等到校任教。这些教师在北平上大学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接着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进步，知识面广。他们经常结合教学向学生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进步思想，这在长期封闭落后的宁夏府城内，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新风，深刻地影响和启发了学生的革新思想。

二、五四运动先进思想在宁夏的传播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科学的革命运动。

由于新文化、新思想及五四运动的推动，“学科学、讲民主”的口号为许多人所接受，宁夏中小学教育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教学内容上，课程在“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920年前后，五中、八师从上海购买了一批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从而加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了学科学的热情。同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被不同程度地引入中小学课程，通过课堂向青少年学生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由原来的清朝的秀才、贡生、监生、举人教课，改由从北平等地聘请来的大学生任教，如陈春刚、杨筱舟、俞肇康、李育三、朱桂吾等。这些人因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进步，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大大推动了宁夏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学生们洞察和思考问题的能力。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青年学生们渴望走出闭塞的天地，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加上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的宣传，影响了宁夏人民。同时，在北平、天津读书的一些兰州籍学生来往途经宁夏时，通过举办演讲会、报告会等形式，向宁夏的民众、学生宣传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得到迅速传播。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五中、八师的师生率先上街游行，社会各界群众踊跃成立“沪案后援会”，捐款、致电，声援上海工人的反日爱国斗争。这是宁夏青年学生第一次有组织的爱国行动，表达了宁夏人民的心声，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一行动，标志着地处祖国西北的宁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愿望，也证明宁夏已经出现了一支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支队伍为迎接大革命的到来和中共宁夏地方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在此前后，甘肃旅平、旅津学生在暑假返乡途中，经过石嘴山、平罗、银川、吴忠等地时，举行演讲会、报告会，介绍北平、天津等地青年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情况。还有一些爱国人士，以参观的名义也常给学生讲话，宣传革命道理，对宁夏青年学生有很大影响，从而提高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扩大了视野，产生了弃旧图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进而由关心国家大事、社会进步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三、冯玉祥与共产党的合作及马克思主义在宁夏的传播

1925年1月，段祺瑞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监管甘肃军务。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的建议，决心经营西北，积蓄力量，将国民军改为西北军，奉行孙中山先生的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走革命的三民主义道路。

1925年夏，冯玉祥委派其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代理甘肃军务督办，率部经绥远、宁夏开往兰州。其时，任西北边防会办的马福祥，迫于西北军的势力，将其在绥远的部队交其子马鸿逵管带，并请冯玉祥收编。冯玉祥将马部收编为国民军第七师，由马鸿逵任师长。冯玉祥将宁夏镇守使马鸿宾部收编为国民军第二十二师，任命马鸿宾为师长。同年8月，冯部刘郁芬部抵达宁夏府城，10月进驻兰州。从此，宁夏和甘肃地区完全置于冯玉祥西北军的控制之下。

1926年1月，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携手联合，以“讨赤、打倒北方大害”为名，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大举进攻。国民军作战失利，从天津、北京退守南口、包头一带，据守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青海等地。为了寻求政治出路，冯玉祥宣布下野，将所部交由张之江统领，于3月20日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寻求革命真理，并在途中正式加入国民党。同时，宣布西北军一律加入国民党。正当冯玉祥在苏联考察学习时，奉系与直系军阀加强围攻国民军，国民军形势不利。冯玉祥在莫斯科得知这一消息，十分不安。我党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随即连发3次电报，并特委派于右任先生赴莫斯科，做冯玉祥的工作，敦促冯玉祥赶快回国。在苏联经过于右任和冯玉祥会谈，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即“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

1926年8月下旬，冯玉祥和于右任从莫斯科启程回国，同行的还有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乌斯马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坚、史可轩等。此时，应冯玉祥的要求，中共从莫斯科留学生中和全国各地，先后派出20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工作，帮助冯玉祥重整旗鼓，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9月16日，冯玉祥和刘伯坚一行到达内蒙古五原。次日，冯玉祥在五原召开官兵大会举行誓师。冯玉祥和刘伯坚分别作了关于国共合作，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配合南方革命军北伐，入甘援陕，打倒军阀的重要演讲。冯玉祥还宣读誓词，并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响应北伐。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刘伯坚任该军总政治部副部长，主持全军的政治训练和宣传工作（部长石敬亭，未到职视事），乌斯马诺夫为总顾问，部队很快扩展到20万人。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在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下和共产党的帮助下，边整顿部队边陆续派出国民军联军出师援陕。11月27日，西安解围。1926年11月8日，冯玉祥由五原率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抵达宁夏府城，冯玉祥、于右任、刘伯坚等人下榻于余鼎铭公馆（原银川一中北院），其部队在东校场搭起帐篷宿营。

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政治部未到宁夏府城前，已派宣传队先期到达。在宣传队工作的伏龙、肖明、李秉乾、陶新畲（陶梁）、马云 和《中山日报》社社长贾午（贾丽南）、记者贾一中（李子光）等中共党员，为了培养和训练地方干部，建立党的组织，经常到五中、八师开展宣传活动，同一些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建立了密切联系。

国民军联军进驻宁夏府城的第二天，冯玉祥在各学校联合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阐述“教育不兴，实业不振”的道理，强调办好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号召青年学生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立志救国。12月1日，冯玉祥又在宁夏各界群众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解说国民革命的宗旨，阐述进行北伐战争、铲除军阀、谋求统一的重要意义。此后，冯玉祥还多次出席国民军联军举行的群众集会和演讲活动。

国民军联军进驻宁夏府城后，总政治部驻今银川玉皇阁北街，出版《中山日报》，配合国民军联军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中山日报》原名《西北日报》，1925年在包头创办，由中共党员蒋松亭任社长。五原誓师后，改名《中山日报》，迁至宁夏府城，由中共党员贾午担任社长，又从绥远《实业日报》调来了郭伯瑞（山西人，包头银行职员）、贾一中（李子光）、曹权、曹义、刘贯等中共党员任编辑和记者。贾一中任《中山日报》社党支部书记。《中山日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一个喉舌，而且也是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当时，由于宁夏印刷条件有限，《中山日报》只能石板印刷，隔二日或三日出一期，有时增刊为两张。《中山日报》积极宣传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意义，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对于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在银川地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国民军联军虽然士兵军衣破旧，但士气旺盛。每个战士臂上钉有一块白布，上面印有“不怕死，不爱钱，誓死救国”的字样。部队列队行进于街道时，“一二三四”的口号伴随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雄壮歌声，很有威武气势。在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国民军联军宣传队、《中山日报》社和各地联军政治机关相互配合，在军内外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政治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铲除军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等宣传画和标语口号从军营到总部，从学校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革命气氛浓厚。

中共党员刘伯坚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有计划地向军政干部讲授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阐述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意义，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国共合作、实行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并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说明中国革命的大趋势。他引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官僚、地主的剥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劳苦大众无法生存的实际，论述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一些青年学生一听是刘伯坚的演讲，总是踊跃来听。伏龙、肖明、李秉乾、贾午、贾一中等中共党员也都发表过演讲。他们的演讲，多以当时革命形势为主题，介绍北伐战争的进展与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宣传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号召发扬五四精神，学科学，讲民主，反对封建专制；鼓励青年积极向上，参加革命。

同年冬，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还在驻地举办了一期马列主义学习班，吸收五中、八师的青年学生参加。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府城首次公开传播。刘伯坚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概论》。通过学习，一些进步青年了解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懂得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概念，懂得了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的道理。随着国民军联军的到来和共产党人的大力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呼声响彻府城上空，沉闷的封建局面被打破，很多进步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加入革命行列，革命的浪潮在大街小巷涌动。

第二节 中共宁夏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一、中共宁夏特别支部

1925年8月，五原誓师之前冯玉祥即派西北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途经宁夏开往兰州。当时，在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人，沿途在宁夏府城、平罗、宁朔、中卫等地多次向群众讲演，散发传单，宣传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宗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当他们在平罗县城目睹县知事由清朝装束的士兵拥卫其骡车奔驰而过时，愤怒地向群众指出这骡车是口棺材，里面是具皇帝时代的骸尸，它已经死去14年了，并向群众说明中国已是民主主义的时代，“所有皇帝时代一切仪式，都在扫除之列”。这些宣传对闭塞的宁夏群众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宁夏府城，他们多次到五中、八师给学生讲演，宣传十月革命和国共合作的意义，并以刘郁芬（字兰江）的名义向学校捐款10000余元，成立了“兰江图书馆”，购买进步图书、刊物供师生阅读。鲁迅、蒋光慈、钱杏 、高语罕等人的进步作品和《新青年》等刊物，给银川地区的青年学生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

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不仅使银川地区成为北方国民军联军革命较为活跃的地方，而且也成为中国与苏联联系的通道。1926年12月20日，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总部离宁赴陕前，在宁夏府城设立国民军联军总部后方留守处，领导人为中共党员王一飞。这实际是中共党组织的接待处，地址在今银川鼓楼南街。

1926年8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时，应他的要求，中共党组织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留学生中选派20余名中共党员到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中工作，邓希贤（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2月，邓希贤、王涤亚（王成荣）、朱逸尘（朱世衡）一行3人，骑着骆驼，穿越沙漠，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宁夏府城，住在后方留守处，王一飞负责接待工作。邓希贤在宁夏府城休整约有两周时间。他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宁夏的社会状况及人民生活情况，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的风土人情、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及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情况。1927年2月底，邓希贤、王涤亚、朱逸尘3人在王一飞的安排下，同《中山日报》编辑兼记者刘贯一、西北军事政治学校的孔广耀、彭桂林一同离开宁夏府城赴西安。同年3月底，他们到达西安，邓希贤受党组织派遣，与中共党员史可轩等共同主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史可轩任校长，邓希贤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

1926年9月，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力量，时任刘郁芬部政治处负责人的钱清泉，赴陕北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带领李临铭、牛化东、吕振华、王兆卿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30余人，途经宁夏赴兰州，到刘郁芬部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当时，正值国民军联军大部队分批经宁夏开赴陕西之际，急需加强地方工作，支援部队过境。此时，宁夏没有中共党组织，并缺少组织领导干部。因此，尽快建立地方中共党组织，发展本地革命力量，成为当务之急。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党组织的要求，将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5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工作。这些留下来的中共党员与驻宁国民军联军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的中共党员马云 、贾一中等人，在宁夏府城共同成立了宁夏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马云负责常务工作，贾一中负责共青团工作。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同时成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马云 任国民党宁夏县党部书记长（李临铭兼任常务主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的办公地址设在今银川鼓楼，李临铭和马云 住在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李临铭曾风趣地对人说：“咱这是国民党的牌子，共产党的内容。”1926年11月，中共陕北党组织又从榆林、绥德等地派来徐梦周、白雪山、张慕时、马云泽、李秉荣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国民军联军工作。其中，马云泽、李秉荣由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成立，是银川乃至宁夏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灾难深重的宁夏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建立后，先属国民军联军中共党组织领导，1927年3月后，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同国民军联军宣传队紧密配合，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宁夏府城一度出现了革命的高潮。首先在军政机关、学校、团体普遍建立了“列宁室”或“中山俱乐部”，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的肖像，教唱《国际歌》，陈列《新青年》杂志，鲁迅的《彷徨》《呐喊》《杂感集》，蒋光慈的《新梦》《莫斯科吟》《少年漂泊者》，瞿秋白的《俄乡记程》《赤都心史》，钱杏 的《白话新诗》《拓荒》，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进步书籍，供群众阅读。还利用集市组织五中、八师的学生上街贴标语、演讲、画漫画、演话剧。在寒假期间，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使学生通过身边的现实，了解分析阶级和阶级压迫，使之自悟其理，树立阶级斗争的观念，提高无产阶级革命的觉悟。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利用节日、纪念日或重大事件，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激励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192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宁夏府城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活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的中共党员伏龙在玉皇阁上向游行群众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号召广大群众联合起来，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群众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晚上，举行了灯火晚会，各街道张灯结彩，与会者手执灯笼、火把，呼口号、发传单，人心振奋，全城沸腾。5月30日，又举行了五卅国耻纪念日两周年集会，组织各界群众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中共党员肖明、伏龙等人还自编自演了话剧《顾正红》，当演到日本资本家杀害中国工人顾正红时，激起了全场群众的无比义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响彻云霄。这是宁夏府城历史上演出的第一部话剧。

在群众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的基础上，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组织成立了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等团体，通过这些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以学生为先锋的宣传队，挨家挨户教育女子放足，男人剪辫子，提倡男女平等，反对落后的社会习俗，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宣传队还发动群众，控诉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伸张民主正义，反对封建压迫。国民军联军为了取信于民，曾枪毙了3名经群众告发犯有贪污勒索罪行的兵站站长。冯玉祥到宁夏府城的当天晚上，就找到道尹邵遇芝的住处，列举平罗县知县王者宾“私吞8000元烟税，随意纳妾，并使其岳父管账”等等，斥责其“用人不知考察”。后又将犯有贪污罪的宁夏县科长董其昌枪毙，将县长张仁纯钉镣关押。在邻近各县，还杀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有力地震慑了地方黑恶势力。

当时水利是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每年春季维修渠道，派夫、派款甚多，农民负担很重。到夏秋用水灌溉季节，又受贪官渠霸敲诈勒索。宁夏道水利局长蔡乐善、渠长蔡芝璧一家长期把持宁夏水利，各地土豪劣绅勾结，依仗权势，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农民深受其苦。农民们在学生的支持下，起诉贪官污吏水霸。为此，由当时国民军联军控制的甘肃省政府派员专程来宁夏整顿水利。根据群众的揭发控诉，查出蔡氏一家的大量贪污罪行，将二蔡判处枪决，并制定了各干渠的浇灌制度，责令水利部门严格执行。贪官污吏受到惩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

1927年春，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还积极为中山学院选送学员，培养革命骨干。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学院名义上是国民党办，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领导，院长刘含初、副院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等都是中共党员。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军联军中的党组织为了给宁夏培养革命骨干，从五中、八师选送进步青年袁金章、雷启霖、李雨村、张子宽、刘廷栋等到中山学院学习。这些青年日后都成为银川地区的进步青年。

大革命时期，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先属国民军联军中的党组织领导，1927年3月后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据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文件《党务工作报告》记载，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有66名成员，其中3人负责党的工作，1人负责工运，1人负责青运，1人负责国运（国民党工作）。另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移交给陕西省档案馆的一份材料《宁夏党组织的创建》（编号第00181号）记载：“当时入党有8人，入团的有三四十人。”经查证核实，当时在银川本地发展的党、团员，多是五中、八师的学生。其中，中共党员有白虹剑、叶松龄、征克非等，共青团员有张子华（王绪祥）、孙殿才（赵忠国）、王子端、李天才、潘钟林等。根据档案材料记载，大革命时期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共有党员14名。

1927年4月，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血腥事件，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下，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西安警备司令部接冯玉祥训令，发出严禁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将在冯玉祥部的中共党员礼送出境。至此，持续3年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1927年9月，国民党开始在宁夏地区进行“清党”运动，中共党员被驱逐，各群众团体被解散，《中山日报》被查封。特别支部书记李临铭等陕西籍同志被迫离开宁夏返回陕北定边，贾午去西安，郭伯瑞回山西榆次。中共党组织为了坚持斗争，决定由贾一中领导银川地区党的工作，以高小教师职业为掩护，继续开展工作，但不久即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路总司令宋哲元发现，令其限期离境。这时，马云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也被驱逐出境。当时已到寒冬，贾一中、马云 没有回家的路费，生活非常困难，师范附小教师张得志为贾一中资助路费，并送至宁夏府城外，安全离开宁夏。马云 先到平罗，经爱国人士刘堂琛介绍，在宝丰小学临时任教，1928年4月在叶松龄等人的资助下返回北平。大革命时期在银川地区发展的中共党员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解体。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虽然仅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深入人心，使封闭落后的银川人民受到了一次广泛深入的民主革命教育，思想觉悟和革命热情得到很大提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银川地区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在宁夏传播了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火种，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宁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序幕。

二、中共宁夏地方党组织的重建与活动

1929年年末，为开展兵运工作，中共陕北特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张东皎等几十名党员来宁夏，在国民党骑兵四师苏雨生部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下辖四个党支部。1930年8月，中共顺直省委和陕北特委先后派杜润芝、张德生、梁干臣、赵子明、王森等人来宁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任教为掩护，先后四次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党组织建立后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分子，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相继领导了“中宁学潮”和未遂的宁夏城“小南门兵变”与“宁安堡护路队兵暴”。

（一）国民革命军骑兵四师中共特别支部

1929年11月，冯玉祥任命马鸿宾为宁夏省政府代主席，同时又任命苏雨生为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师师长，驻守平罗，负责宁夏防务。马鸿宾由陕西入宁主政后，面临政治涣散杂乱的局面。当时，苏雨生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意欲控制宁夏，取而代之。因苏部招兵不管什么党派，按照各人所带队伍多少而委以官职。此时，陕北谷莲舫、石子俊、王子元等地方部队前来宁夏投靠苏雨生，苏一律予以收编。陕北特委此时决定大力开展兵运工作，中共陕北特委决定趁苏雨生扩军之机，利用谢子长、刘志丹同石、王等人的联系，动员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打入苏部，进行兵运工作，争取建立革命武装。1930年年初，刘志丹、谢子长、张东皎三人由陕北到宁夏盐池县城，会见王子元，商谈派人加入苏雨生部问题。刘、谢与王是同学，王知道刘、谢是共产党员。刘、谢要求王掩护去该部的共产党员，王要求刘、谢支持他当头头。双方达成默契后，当即将张东皎安排在王子元部十五团，以少校团副的身份在该团工作。刘志丹、谢子长又返回陕北为该部组织动员人员。这时，苏雨生为扩大其势力，派张东皎前往榆林与陕北军阀井岳秀进行联络。张借此机会向中共陕北特委汇报了苏部情况，并要求多派中共党员到苏部开展兵运工作。张东皎从陕北回部队后，陆续把从榆林中学来的黄育华、李树林及其他数十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编入王子元的十五团。接着刘志丹、谢子长又先后带领一部分人员到苏雨生部队。刘志丹被安排在十六团张廷芝部任副团长；九旅旅长石子俊给谢子长以九旅副旅长名义。苏雨生要求谢子长继续招兵组建第十一旅，并给谢以十一旅旅长的名义。谢返回陕北，组建十一旅未果，谢派来准备组建十一旅的贺晋年、李仲英、史法直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被编入王子元的第十五团。至此，从陕北派来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共100多人。后来，有一些党员还在苏部担任了旅、团、营长。根据刘志丹、谢子长的指示，张东皎等人将这些党员和进步青年组建为学兵队，张东皎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学兵队先驻姚伏堡，后又移驻立岗堡，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干部，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培养骨干力量。刘志丹、谢子长安排好学兵队的工作后，仍返回陕北。学兵队的工作主要由张东皎、高岗等人负责。在组建学兵队的同时，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直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后又设立军委，姜耀任书记。中共特别支部共有党员30多名，下辖4个支部：学兵队支部、八旅两个支部、九旅支部。特别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组织，搞兵运工作，等待时机发动兵暴，争取建立党的武装。特别支部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

马鸿宾见苏雨生的势力日渐增大，且态度傲慢，恐时间长了对己不利，多次以减轻地方负担为由，电请冯玉祥、鹿钟麟将苏部调离宁夏。1930年5月，因蒋、冯、阎中原大战激烈，甘肃部队东调，冯玉祥令苏率部赴平凉接防。苏部进到固原时，受到甘肃军阀黄得贵部阻击，损失惨重。苏雨生将部队撤到宁安堡时，又受到马鸿宾部的包围攻击，处境十分困难。这时，石子俊、王子元、陈国宾、曹又参等商议决定，将部队带往陇东驿马关，脱离苏部，投靠甘肃省代理主席王祯，被编为雷中田部第八师第三旅，驻防靖远。在该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及其党员也随军离开宁夏赴靖远。

（二）杜润芝恢复和建立中共宁夏组织

1930年8月，原北平市委领导成员、组织部长杜润芝到宁夏，利用同乡同学、宁夏中学教务主任杜立亭的关系，以在宁中任教为掩护，开展工作，恢复和建立宁夏的党组织。由于当时陕北党的工作归中共顺直省委领导，杜润芝来宁途经陕北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此时，恰巧宁夏中学英文教师黄执中回米脂接家眷，并受宁中校长徐宗孺之托顺便为该校聘请教师。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这个机会，派中共党员赵子元、马汉文来宁中任教并协助杜润芝进行党的工作。1930年10月初，原在河南开封一中任教的中共党员邬逸民、刘梅村，进步青年何高民等因同当地党组织失掉联系，转由北平来宁夏。何高民通过其亲戚、国民党宁夏省财政厅厅长扈天魁的关系，在财政厅当职员，并安排邬逸民在宁夏中学任教，刘梅村在宁夏师范附属小学任教。不久，邬逸民、刘梅村便与杜润芝接上了组织关系。这时，在宁中任教的杜润芝、邬逸民、刘梅村、赵子元、马汉文等5名中共党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以宁夏中学为活动基地，建立了党的组织，杜润芝为负责人。

党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了学运和兵运工作，相继发动、领导了“宁中学潮”和未遂的宁夏城“小南门兵变”与“宁安堡护路队兵暴”。

（三）张德生任书记的中共宁夏特别支部

1931年2月，经中共陕北特委同意，张德生赴宁夏找杜润芝并在宁开展党的工作。张德生绕道内蒙古伊克昭盟于4月辗转到达宁夏省城。这时，杜润芝尚在狱中。在宁夏监狱科长王永昌的帮助下，张德生到狱中和杜润芝会面，向杜说明了来宁意图。杜介绍张与担任宁师附小教员兼宁夏《民国日报》编辑的地下党员刘梅村建立了联系。此后，张德生、刘梅村等利用杜润芝原在宁中的工作基础，继续做青年学生的工作。同年9月，为了取得职业掩护，经得杜润芝同意，张德生以“张博五”之名经人介绍在国民党宁夏县党部赈灾委员会当了录事。在此期间，他以合法身份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普罗文学（“普罗”是法语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到学校辅导学生排演反帝哑剧，在群众会上散发反帝传单。两个月后，杜润芝通过关系又为张德生谋得“巡视中卫县民团工作”的差事，实际是派张去中卫联系李天才，去靖远联系李罕言、张东皎，去兰州会见杜斌丞。张遂辞去录事职务，离开宁夏省城。他到中卫时，李天才因组织宁安堡护路队兵暴失败被捕，便转去甘肃靖远，与在国民党王子元部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罕言、张东皎等取得了联系，后又与李、张去兰州，同给杜斌丞做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邬逸民取得了联系，并会见了杜斌丞。当时，正值陕西省委指示在王子元部组织兵暴，兵暴后北上占领宁夏。张德生、李罕言、张东皎、邬逸民在兰州秘密召开会议，讨论了党在宁夏的工作。会议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张德生仍回宁夏开展兵运工作，并联络陕北张廷芝部，配合王子元部攻取宁夏。1932年2月，张德生返回宁夏，向狱中的杜润芝和宁夏师范附小教师刘梅村通报了在兰州开会的情况；与刘梅村发展财政厅科长何高民为中共党员，然后去陕北安边做张廷芝部队的工作，拟请张部配合靖远水泉兵暴后组建的红军游击队攻取宁夏。张德生到安边后，与在张廷芝部的共产党员高宜之取得联系，并谋得在安边高小代课的临时职业，后经安边高小教师、地下女共产党员李慧春介绍，张德生又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安边工作的梁干臣接上了组织关系。

同年5月，张德生联络张廷芝部之事未成，经陕北特委同意，与梁干臣一起回宁工作。根据当时党组织已解体的状况，张德生、梁干臣、刘梅村、何高民等7名党员，组织成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张德生任书记，继续开展党的秘密活动。8月，张德生接甘宁青特委指示赴兰州。梁干臣因在报上发表《LU慈菇》一文，内有洪湖地区人民支持革命等语，而被宁夏当局以宣传赤色思想为由逮捕入狱。不久，何高民通过宁夏省财政厅厅长扈天魁出面说情，梁获释后去兰州。由于梁干臣被捕一事的牵连，刘梅村、何高民身份暴露，处境危急，也离宁回到河南安阳，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又遭破坏。

（四）王森任书记的中共宁夏特别支部

1933年8月，中共临河县委遭敌人破坏，县委决定房鲁泉改名赵子明转移到宁夏开辟开作。同年秋，赵子明从磴口县渡口堂出发，经石嘴山、平罗辗转来到宁夏省城，暂住旅店。因他常去南柳树巷《大公报》分馆看报，结识了该报馆负责人刘梦仙，刘让赵到该馆暂住。为站稳脚，赵子明利用懂点医术的条件，经警察局考试领到了行医证明，便在《大公报》馆附近的本立成商号租房挂牌行医。为了工作方便，他又将妻、女从临河接来宁夏省城。他在行医中广交朋友，为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条件。1934年初，孙殿英部攻打宁夏，马鸿逵部队伤兵较多，赵子明被征到马部伤兵医院工作。尔后，与常到医院接送伤员的马英才旅上尉副官雷鼎三相识，结为知己。雷向赵表示：要寻找共产党，救民救国。于是赵通过培养后介绍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进步青年尹有年，原为北平大学学生，因对时局不满，弃学到宁夏投亲。他也常到《大公报》分馆看报，与赵在一起谈古论今，每每发泄对时局的不满，表示对革命的向往，赵将尹派往甘肃武威办《大公报》社分销店，后经考验接收入党。赵子明在宁夏站住脚，并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后，遂写信向原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做了汇报。信中说：“宁夏生意好，要不了多少资本，就可以发财致富。”暗示组织再派人来宁开展工作。

1934年5月，王森在北平向绥远省中共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汇报了赵子明在宁夏的工作情况，并提出迅速派人到宁夏开展工作的要求。刘仁向北方局汇报后，决定派王森到宁夏与赵子明一起开展党的工作。刘仁指示：先成立宁夏省特别支部，待工作有了进展后再考虑组织形式。同年7月中旬，王森返回包头，一边在绥远特委学习文件，一边设法把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原在绥远工作后被迫转移回山西的李德铭和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追捕的女中共党员李清华（李云清）约调到包头。然后，他们3人和从山西带来的进步青年张春生一起从包头乘船，于1934年8月末到达宁夏省城。当天晚上，王森、赵子明、李清华、李德铭等人开会，讨论了工作和生活问题。根据赵子明到宁夏后的工作开展情况，依据北方局指示，决定首先建立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王森任书记，赵子明任组织委员，雷鼎三任宣传委员，李德铭任委员，李清华任秘书。特别支部的工作以农运和兵运为主。会上还决定，李德铭去兰州开展工作；张春生去武威协助尹有年经营《大公报》分销店；赵子明弃医务农，迁往城郊租地种菜，联系农民开展农运工作；雷鼎三负责兵运工作，先从他所在的马英才旅入手，争取年内建立党的组织；王森和李清华因有多年恋爱关系，组成家庭，住西府井，掩护特别支部机关。不久，赵子明通过熟人关系，几经周折，为李清华找到了在宁夏盐务局长马继德家当家庭教师的职业。王森以养病为由，在家领导特别支部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项工作均有所开展。赵子明在城东郊同一些农民建立了联系，在邮政工人和面粉厂工人中先后找到了开展工作的线索，在小学教员中培养了发展对象，在城市贫民中发展了党员。雷鼎三也在部队中培养了两个中下士班长作为组织发展对象。李清华的英文教得很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家长的赏识，她通过家庭教师这个工作也接触到一些中上层人士，得到了党所需要的一些情报。

1935年4月，正当特别支部工作顺利进展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得知李清华在宁夏的消息，电告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要求逮捕李清华及与她有关的人员。宁夏宪兵队逮捕了李清华、赵子明夫妇和房东的儿子钟育桐及刘梦仙、雷鼎三等人。王森在卖水果的党员老宋的帮助下机智逃脱，到包头寻找上级党组织。

马鸿逵宪兵队逮捕李清华、赵子明等人，仅凭北平国民党宾兵三团一纸电文，未查出任何证据，不久即释放了刘梦仙、钟育桐和赵子明的爱人。敌人对李清华、赵子明进行多次审问，因无任何证据，不能定罪。1935年12月，马继德出面作保，李清华被释放，仍在马家当家庭教师。赵子明则由他家房东“本立成商号”经理董钟川联合“天宝金店”作保，也于1935年年底出狱。但宪兵队要求他随传随到，不准离开宁夏。未几，国民党南京政府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宁夏处理磴口县与阿拉善旗划界问题，随同前来的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郭锡山是雷鼎三的朋友，郭去看守所探望被关押的雷，雷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请郭帮助赵子明离开宁夏。郭以《益世报》驻兰州特派记者名义帮助赵子明，使其与家人于1936年2月离开宁夏去兰州。雷鼎三也于此时出狱。

1936年6月，红军西征到盐池、豫旺一带，马鸿逵惊恐万分，下令清查户口，逮捕关押所谓的可疑分子。李清华、雷鼎三再次被捕，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1937年春，才被武装押送到包头后释放。李清华辗转到了浙江金华，雷鼎三到了延安，党在宁夏的组织又解体了。

三、宁夏进步学生群的出现与“宁夏旅平学生会”

1929年冬至1930年年初，由宁夏中学毕业和从西安、兰州转学的宁夏籍学生到北平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民国大学等学校上学。由于宁夏学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他们关心时事和政治，大家虽不在一个学校，但经常在一起活动，因此觉得有必要组织起来。1930年春，由殷占雄等人倡议，成立了“宁夏旅平学生会”。首届委员有殷占雄、袁金章、雷启霖、李雨村、谈尚彦等人。“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宗旨是：联络同学，增进感情，宣传科学，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推动宁夏的社会进步。学生会还制定了章程。1930年春至1931年夏，先后又有几批宁夏籍学生到北平，有的升学，有的上补习班，有的上高中，均参加了旅平学生会。这时，“宁夏旅平学生会”成员达40余人，他们大都住在私人开设的公寓里。负责人所住的公寓就是学生会会址。在北平汇文中学高中部读书的张子华、在北平弘达学院读书并任中共北平西城区委宣传干事的孙殿才、在华北工会中共地下党组织从事宣传工作的李天才等中共党员，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时，又以学生身份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在他们的影响和组织下，“宁夏旅平学生会”开展了许多有益的革命活动。

（一）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1931年年初，张子华、孙殿才吸收旅平学生会成员袁金章、高尚信、姚启圣、潘钟林、路秉鉴、征克非、吴介凡等12人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对外称“读书会”），学习《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辩证唯物论入门》《现代世界观》等马列著作及进步书刊。学习小组开始在袁金章住所里活动，后改为每周在西城太平湖聚会讨论。学习活动对学生学习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出版进步刊物

1930年秋，“宁夏旅平学生会”为促进学生学习文化知识，交流学习经验，由负责人殷占雄、雷启霖、袁金章、李雨村等合办了油印刊物《银光》，袁金章任主编，张子宽任编辑，中共党员张子华、孙殿才对此积极支持，加以引导。1931年2月，正式出版了第一期。雷启霖撰写“刊头语”，指出创刊宗旨是：“根据团结精神，研究学识，唤起全宁睡民，改造险恶环境，以扬文化，以臻文明。”袁金章以“锦章”笔名写了《目下青年应有的认识》一文，激励青年认清使命，奔向革命的洪流。当时，《银光》刊物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宁夏的各机关职员、学校师生及地方进步绅士等。1931年6月，《银光》第二期刊物对宁夏的政治、教育发表评论，揭露了军阀、官僚压榨宁夏人民的罪状，引起了宁夏人民的思想共鸣。一些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纷纷写信、投稿表示热烈支持。1931年春，旅平学生会指派谈尚彦、雷启霖回到平罗、宁夏省城为《银光》募捐，秘密进行反对马氏家族统治宁夏的宣传活动。袁金章也回到宁夏省城，联络地方势力，调查农村情况，在学校宣讲三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思想。袁金章等人回宁考察后，组编文章揭露宁夏黑暗的封建统治。《银光》第三期刊登的《期望马鸿宾先生的四件事》《政府与民众》等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宁夏旅平进步青年学生在共产党员的帮助和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出的革命呼声，表明了“宁夏旅平学生会”中进步青年的革命倾向。《银光》进步的、革命的呐喊，引起了统治者极大的惊恐和仇恨。宁夏省政府派人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控告“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旅平学生都是共产党员，《银光》是赤色刊物，并抄附宁夏旅平学生的名单，要求转北平市政府逮捕法办。袁金章1932年8月回到宁夏省城即被马鸿宾扣押。1933年，马鸿逵主政宁夏后，一方面明令禁止《银光》刊物在宁夏发行，一方面对旅平学生会成员进行分化瓦解，《银光》刊物改名为《宁夏曙光》。《宁夏曙光》办了3期即被迫停刊，又更名为《塞北》，只出了一期即被迫于1936年年底停刊。

（三）组织参加革命武装斗争

1931年以后，陕、甘等地不断发生武装暴动，“宁夏旅平学生会”接受张子华、孙殿才等中共党员的意见，主张在宁夏搞武装斗争，并在北平李阁老胡同的一家公寓里专门研究了在宁夏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宁夏籍学生王含章、孙俭也参加了讨论会。会议决定派孙俭到陕北去联络辛亥革命时期在宁夏灵武领导起义的头领高士秀，派王含章到兰州找邓宝珊联系，想借助他的力量，推翻马氏家族在宁夏的统治。由于联络高士秀、邓宝珊一事未成，没有达到目的。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冲破蒋介石的阻挠和破坏，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才任同盟军军部支部书记和前委巡视员。张子华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指示，动员宁夏籍学生王子端和潘钟林、苏印泉、苏赓泉、张国柱等先后前往张家口参加察绥抗日同盟军。后因孙殿才随军东进他们没能找到，不得已又去北平复学。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瓦解后，张子华等人又发动宁夏青年参加孙殿英部队，将王子端留在孙殿英部，在党的北方局领导下做孙殿英部队的工作。1933年夏，孙殿英部在长城古北口一带参加抗日失败后撤至绥远西部，拟与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联合抗日。蒋介石唯恐冯、孙联合，遂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中共北方局利用这一机会策动孙部进军宁夏，推翻马鸿逵的反动统治，与陕北红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经营西北，于是派共产党员南汉辰、常黎夫、刘继曾等人到孙部担任顾问和从事政治工作。同年9月，孙部西进，张子华、孙殿才根据党组织指示，动员宁夏旅平学生王子端、谈尚彦、樊应福等人参加孙部，并致信孙殿英，推荐梁绍武、刘复统在孙军进军宁夏时，协助组织地方武装。此时，孙殿英也想利用宁夏地方人的支持，以实现他占据西北的野心，便答应发给枪支，组织宁夏地方武装部队。王子端、谈尚彦、樊应福等人随军一起赴宁，担任联络工作。当孙部到达石嘴山、黄渠桥、平罗等地时，谈尚彦、王子端等人请李冲和、叶松林等人和在孙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南汉辰、刘继曾等人会面，组织地方维持会，筹集粮草，支援孙军，希望赶走马鸿逵。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还通过孙殿英推荐梁绍武和刘复统打入郭永胜的平惠贺保安团。孙殿英部来宁夏，是蒋介石使用的消灭杂牌军的计谋。孙部到宁夏后，蒋介石又密令朱绍良、胡宗南援助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邓宝珊阻击孙部，加上孙军内部不团结，1934年3月，孙军大败于宁夏省城下，内外交困，只好向绥远西部退却。在孙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随即离开宁夏。

（四）投身爱国革命斗争

“宁夏旅平学生会”中的进步青年在中共党员张子华、李天才、孙殿才的影响和组织下，还参加了社会上的许多革命活动。潘钟林、吴介凡、俞文学、王延龄等参加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团，进行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卧轨斗争，很多同学参加了支援保定师范学生为抗日罢课，天桥、前门等群众突击集会以及贴标语、散传单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的遭军警殴打负了伤，有的被逮捕判刑。中共党员李天才在北平门头沟从事工人运动被捕。敌人使用了酷刑，逼他供出共产党员和赤色工会组织名单、据点和行动计划，但他始终坚贞不屈，遭敌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1934年5月，中共党员张子华受全总华北办事处的派遣，化装成商人到天津布置纪念“五卅”运动9周年活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经组织营救出狱。

1935年秋，随着抗日救亡活动的高涨，“宁夏旅平学生会”第二次组织起来，继续活动。是年冬，王振刚、张致善、梁飞彪等人，分别参加了北平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和“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宁夏旅平学生有的参加了南下抗日宣传队，有的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沦陷，他们分批辗转回到宁夏。

第三节 红军长征在宁夏的活动及其影响

一、第一支来宁夏的红军队伍 ——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经过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于1932年11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1934年11月16日，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经过艰苦转战，挥师西出秦岭，北渡渭河，于1935年8月15日到达回民聚居的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红二十五军到达单家集的第二天，军政委吴焕先召集当地有声望的老人和阿訇座谈，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并讲明红军来此地只是稍作休息，不征粮要款、不拉夫、不抓丁，解除了回民群众的思想顾虑，安定了人心。会后，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隆重地拜访了清真寺阿訇，并以红二十五军的名义赠送了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幛和6只大壮羊、6个大元宝等礼品。清真寺的阿訇们看到红军如此敬重回民，他们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红军领导，并且赶着30多只背部染成红色的壮羊，到红二十五军军部作了回拜。红军中的医生热情地为当地回族群众免费治病，深受群众欢迎。1935年8月17日中午，部队离开单家集，回族群众齐聚街头，为红军送行，受红军的影响，当时就有很多回族青年加入到红军中。宁夏回族青年马青年也是在单家集加入红军，到1936年红军西征来宁夏时马青年已成长为回民独立师师长。

红二十五军沿西兰公路东进，8月17日下午2时，进抵隆德，仅1小时就攻占县城，消灭守敌，俘敌县长、保安团长等30余人。红军将缴获的物资分给贫苦群众。当晚遇敌毛炳文部第六师十七旅的攻击，与敌激战数小时后，主动撤出隆德县城，连夜翻越六盘山到和尚铺甩掉敌人。1935年8月18日，红军进至瓦亭峡附近时，又遭遇从固原赶来堵截红军的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一○五旅，将敌击溃。19日出固原，经平凉进入陕北。

红二十五军是进入宁夏南部山区回族聚居地的第一支红军队伍，以前当地回民对红军不大了解，由于红二十五军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真诚的爱民行动，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使宁夏回民群众认识了“天下还有红军”。红二十五军以严明的纪律，和颜悦色、彬彬有礼的态度，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短短的两三天时间里，红军和兴隆镇的回民群众相处的像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回族青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第3天傍晚，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全镇男女老幼闻讯后涌上街头，在街道两旁摆上放满水果油香的案桌，恋恋不舍地送别红军。

1935年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冒着倾盆大雨在泾川县城西南涉水渡河。吴焕先站在河岸上指挥部队过河，前卫部队和司政机关顺利渡河，北岸还剩下供给部和红军医院。这时国民党军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第一○四旅第二○八团，约有1000余人由泾川方向朝河边扑来。听到有敌情，吴焕先立即组织反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8岁。

红二十五军沿陕甘边境人烟稀少的山区继续向北进发，于9月7日到达陕北苏区的保安县豹子川。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治委员、代理省委书记。9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永宁山与陕甘党组织取得联系，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鄂豫陕甘4省，转战近万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二十五军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先期完成战略性的转移，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在组成红十五军团后，又以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为中共中央把大本营放在陕北做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二、毛泽东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宁夏

1935年9月，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到了甘肃、宁夏交界的哈达铺地区，这时，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根据地。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圆满的解决。此时，红五、九军团大概约6000～7000人，随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红一、三军团在哈达铺约6000人；中央直属队约1800多人。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脉，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红军经翻雪山、过草地行程两万多里，体弱多病者甚多，为充实战斗单位，保存干部，发展新区，在彭德怀的建议下经毛主席同意，部队进行缩编，取消三军团番号编入一军团，并将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对外称陕甘支队，习惯上仍称中央红军，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一纵队由红一军团改编，二纵队由红三军团改编，中央直属队改编为第三纵队。部队改编后继续北上，进入宁夏地区。

陕甘支队在进入宁夏回民聚居地区前，就利用一切机会向广大指战员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规定了进入回民地区时的注意事项和具体要求。如部队进入回民村舍，要先派代表与当地回民接洽并经同意方可宿营，否则就应露营；要向回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汉族官吏压迫回民，保护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为此还宣布了三大禁律：“禁止部队进入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禁律，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执行了党的政策和各项规定，受到了广大回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顺利通过了甘肃回民聚居区。10月初，红军突破敌人的西兰公路防线，由界石铺及其附近地区进入宁夏西吉县境。

1935年10月4日和5日晨，红军从界石铺出发，行程六十里，下午过葫芦河，到达宁夏西吉县境的公易镇、单家集地区。周恩来随二、三纵队行动，宿营于公易镇。

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从界石铺出发，过葫芦河，越过古长城，来到宁夏西吉的单家集，受到回族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边走边微笑着向村里欢迎红军的回族群众招手示意，几位老者迎上前去，手捧盖碗茶，欢迎红军。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党组织？他们回答：前些时候来过红军。原来当年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率领下长征曾路过这里，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当毛泽东主席率中央红军再次来到这里时，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听了阿訇的回答后，对身边的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称赞说：“看！这就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红二十五军执行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后在单家集阿訇的陪同下，毛泽东和中央部分领导人详细地参观了清真寺院，和阿訇亲切交谈，毛主席还向阿訇询问了回民的生活情况，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旨和民族政策。红军严明的纪律，赢得了当地回汉群众的赞誉。当晚，毛泽东和红军指战员在单家集宿营。10月的六盘山区，天气很冷，为了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多占用民房，绝大部分红军战士都露天宿营。回民群众看到红军尊重回民习俗，亲切地称红军是“回民的军队”“仁义之师”，并积极为红军筹粮送菜，红军按价付钱。

当时，红军买粮用了一些云南造、四川造和红四方面军造的银元，当地群众没有见过这种银元，担心不好使用。红军供给部门的负责人杨之诚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连夜找到卖粮的回族群众，全部换给当地通用的银元，有些就留给群众作纪念。当地群众非常感动，把红军当亲人一样看待。有的群众发现敌情后，连夜翻山越岭，前往红军驻地报告，表现了回族人民对红军的无比拥护和热爱。红军从驻地离开时给当地群众留下了从南方带来的海螺号、斗笠、红军银元、茶缸等物品作纪念。红军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和教育了回族广大群众。

1935年10月6日晨，部队从单家集、兴隆镇出发经新店子、什字路，当日到达固原县的张易堡一带宿营。这时敌三十七军毛炳文部第八师二十二旅，于当天下午即由静宁尾追红军，原打算同据守六盘山之毛炳文部取得联系后在六盘山共同阻击红军，但因毛炳文部电台沿用东北军的呼号，无法联系，而且后续部队距离较远，敌军不敢孤军深入，只得沿红军走过之路尾随，当晚宿营于距红军驻地10公里以西之将台堡地区。

1935年10月7日凌晨，红军从驻地出发，后续部队在张易堡以西的闫官大庄与尾追之敌发生小规模战斗，留小部队在堡子梁据险阻敌，大部队经王套、后莲花沟向六盘山急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张易堡附近出发向东南绕隆德县境沿小水沟越牛头山上，健步登上六盘山。

毛泽东站立起来，饱览六盘风光，挥手指点这万里江山。向北极目处，长城隐隐约约可见，盘绕在万重山间。诗兴勃发的毛泽东，在这戎马倥偬中，展望陕北苏区，感慨万千，抒怀高歌，一首《长征谣》的诗词就在这极目远眺中哼成。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两个月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用铅笔信手记下了这首在六盘山高峰吟哦成诵的诗词。26年后的1961年金秋，毛泽东应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领导人的请求，欣然挥笔，将这首《长征谣》改为《清平乐·六盘山》的词书赠给宁夏人民。

翻越六盘山峰巅后，毛泽东在下山的山腰一间小茅屋里，致电叶剑英、李富春、邓发、彭雪枫，命令：“明日须以急行军通过镇原、固原大道，并注意向镇原、向固原前进之敌35师部。白杨城（今彭阳县）如有敌时，须从其西端绕道向环县前进。”

红军前卫部队翻过六盘山进到青石嘴以西约二里的一个山洼时，抓到敌人便衣侦察人员。经审问，得知敌骑兵第七师十九团500多人以及20辆马车，刚刚进入青石嘴休息。又经瞭望侦察，发现青石嘴的敌人正在起火做饭，锅灶冒烟，车辕仰起，马鞍子卸在地上，马匹散放在路边吃草。绝大多数的敌人到村子里吃饭，只留下少数人看守。林彪、聂荣臻、左权接到报告后，赶上前来，从山头上向下，用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敌人如此胆大妄为，毫无战斗准备，肯定是他们没有想到红军会那么迅速到达固原地区越过六盘山。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决定歼灭这股敌人。很快，几个通信员随同各大队领导人来到山头上。第一大队大队长杨得志、政委肖华，第四大队大队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第五大队大队长张鼎山、政委赖传珠，他们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先后跑步来到这个小山头接受战斗任务。

毛泽东亲自部署兵力，命令一大队、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由正面进行突击，并防止从固原、开城前来援助之敌，十三大队大队长陈赓、政委邓飞率部插向右翼，切断敌人退路，同时向瓦亭、平凉方向警戒。红军各大队受命后，迅速组成战斗小组，利用河沟、草丛作掩护，分路隐蔽接近敌人。在距敌不到200米的地方，红军集中10多挺轻重机关枪，突然开火，打得正在休息的国民党军骑兵一个个晕头转向，马嘶人叫，乱作一团。敌人东奔西窜，无路可逃，伤亡甚大。经激烈战斗，除敌团长胡竟先和团副米荣各率少部分骑兵，拼死冲击逃往固原、开城外，其余官兵在如同猛虎下山的红军面前乖乖投降。

青石嘴一战，红军共毙俘敌军300多人，缴获军马300多匹，各种枪200余支和10多辆马车的子弹、军装、布匹。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军马装备了一个骑兵侦察连，连长为梁兴初，副连长是日后驰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骑兵团团长刘云彪。从此，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还有100多匹马，配备给了中央机关和各部队的首长们。

青石嘴战斗是红军在即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之前的重要胜利。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从派出部队到结束战斗，还不到半个小时，扫清了前进路上的障碍。俘敌多为东北人，经教育，大部分自愿参加红军。缴获的弹药更是为以后战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红军打扫完战场，沿小岔沟东进，当晚分别宿营于 家河、小岔沟等地。毛泽东同志宿营在小岔沟的杨洼村。

家窑洞战，干净利落地把先头那个团消灭了。部队原计划在这一带宿营，刚刚休息准备做饭，敌飞机突然前来轰炸，部队立即散开到沟底防空。这时，敌人的尾追部队也快接近，并有迂回包围之势。红军连午饭也没吃，立即转向东北方向行进。为了摆脱敌人，天黑后仍继续前进。左路大部队一直走到深夜到达城阳以东北部的堡于崾岘贾新庄、王洼、小岔子、杨家园子一带宿营。右路一纵队和中央队，天黑以后到达城阳以北约10多里的长城脚下，宿营于赵山畔、乔渠等村。因为这一带人烟稀少，民房不多，部队多在野地里露宿。毛泽东就住在乔渠村乔生魁院内。1935年10月8日晨，红军分别从驻地出发，仍分两路向白洋城（现彭阳县）前进。一纵队仍为前卫，从 家河出发沿古城北山根东进；二、三纵队经 家河跟进部队进至古城川以东时，与敌一个步兵营遭遇。红军是打遭遇战的能手，一个冲锋就将敌击溃。红军缴获枪支80余只，全是破旧“十三太保”和“九响毛瑟”之类，红军要之无用，丢了又怕被坏人捡去做山大王，鱼肉人民，遂又特地派人用石头砸毁这些枪支。天刚过午，担任前卫的四大队，在白洋城附近，遇到驻庆阳邓宝珊的两个地方团队，敌人根本想不到红军来的这么快，四大队杨成武临时组织了一个漂亮的伏击家窑洞战，干净利落地把先头那个团消灭了。部队原计划在这一带宿营，刚刚休息准备做饭，敌飞机突然前来轰炸，部队立即散开到沟底防空。这时，敌人的尾追部队也快接近，并有迂回包围之势。红军连午饭也没吃，立即转向东北方向行进。为了摆脱敌人，天黑后仍继续前进。左路大部队一直走到深夜到达城阳以东北部的堡于崾岘贾新庄、王洼、小岔子、杨家园子一带宿营。右路一纵队和中央队，天黑以后到达城阳以北约10多里的长城脚下，宿营于赵山畔、乔渠等村。因为这一带人烟稀少，民房不多，部队多在野地里露宿。毛泽东就住在乔渠村乔生魁院内。

1935年10月9日，左右两路部队继续向东前进。右路部队刚下到赵山畔乔渠村下长城塬，敌人的飞机就又来骚扰轰炸，但红军已进入长城塬与孟塬之间的深沟，易于躲避，没有受到损失。红军越过大沟到孟塬与左路军会合了。部队在孟塬打了刘家堡子土豪，得到100多只羊和大量的白面、大米，红军就地吃完中午饭，然后继续向东出宁夏境，进入甘肃镇原县境。第二天部队行军到三岔后，同陕北红军派来的便衣侦察人员取得了联系。然后经环县等地，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当看到墙上写有“中华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时，很多红军悲喜交加“终于到家了”。在消灭了尾追敌一部后，前往下寺湾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毛泽东主席来宁夏只有五天四夜的时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正是这短暂的瞬间，在中国革命史和宁夏革命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毛泽东主席率中央红军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来到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的小镇 ——吴起镇，进入了陕北苏区。他们北面是万里长城，南面是华夏祖先黄帝的陵墓，在黄河以西这片黄土高原上，在这块中华民族发祥的土地上，红军找到了自己的家，他们在贫瘠的陕北，在黄土窑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家。这里将成为各路红军的落脚点，又将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越来越习惯于窑洞生活，也将会在这里汇集各种人才，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从这里走出大批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和革命战士，他们如洪流冲走旧中国，建立新中国。

第四节 红军西征在宁夏的活动

1936年5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平津危急，华北危急，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壮大红军，推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以巩固中求发展”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主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的宁夏地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进行西征战役。

一、毛泽东主席、党中央部署西征

1936年5月上旬，红军东征部队回师陕北后，毛泽东主席于5月11日至17日在延川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征。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博古、张闻天、黄克诚、徐海东、程子华、杨尚昆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洛甫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毛泽东主席在总结中，向与会的红军领导们报告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情况，着重说明西征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同志也于会议结束之前，专程从西安赶来在会上作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全面讲述了我党统战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并对西征进行了动员和周密的部署。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3万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会议结束后，红军部队按照会议精神进行了短期整训，然后分别从驻地出发，开始了西征甘肃、宁夏的战役。为了更好地指挥西征战役，党中央机关又于7月1日从瓦窑堡迁到了保安（志丹县）。

二、红军西征在宁夏的战斗

（一）解放豫旺堡

1936年5月19日，红一军团在代军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从陕北延川、吴旗直插甘肃的曲子镇地区。6月16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的率领下，一举攻占豫旺堡。

（二）攻克盐池之战

这是西征红军进入宁夏后的一次重要战斗。盐池城又名花马池，是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国民党当地驻军为马鸿逵新七师骑兵第一旅第二团第一营，加上民团共千余人。

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红二十八军随右路军一起行动。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经延川、贾家坪、贺家渠一线，直抵三边，首战宁条梁告捷。6月18日，红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率部一举攻克三边重镇定边县城。6月19日到达盐池附近，包围盐池县城。

红七十八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的指挥下，6月19日夜发起攻城战斗，经两小时激战未能攻克。6月20日白天，红军围而不攻，指战员抓紧时间休整，一面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一面派人了解敌情，观察地形，研究攻城方案。6月20日夜，七十八师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3个团，分别从北、东、南三面发起猛攻。红军战士架起云梯，争先登城，歼灭守敌2个连及民团200余人，击毙敌营长孙兆祥，缴获枪200余支、战马200余匹、电台1部。除少数守敌从西城逃跑，其余人马及保安团全部就俘。6月21日凌晨三时，盐池县城获得解放。

（三）攻克下马关之战

红十五军团是西征军的右路部队，第七十八师奉命攻克盐池。第七十五师从盐池地区出发直插同心地区。6月11日，飞兵包围下马关。下马关是豫旺县政府所在地，是一座比较古老的城池。城内居住的全是回民，四周城墙均由古青砖砌成，高3丈多，宽1丈余。城墙上是一排排雉堞，戒备森严。驻守城内的除豫旺县民团外，还有马鸿逵骑兵团的一个营。

红七十五师到达下马关的当天，就从四周将城墙包围起来。敌人在城外民房内稍作抵抗就缩进城内，据险顽抗。后来，红七十五师多次发动进攻，都因城墙坚固，敌人居高临下拼死抵抗而未能奏效。经过研究，师领导采取了三个办法：其一，派小部队日夜轮番发动小型攻击，骚扰疲惫敌人，使之不得安宁；其二，派宣传队发动政治攻势，对城内喊话劝降、投传单，分化瓦解敌人；其三，采取从城外挖地道的办法，接近城墙，然后炸开城墙进去。

包围下马关的第17天，即6月27日晚9时前，各攻击分队均进入指定地域。为迷惑麻痹敌人，白天仍用小股兵力进行袭扰，大部队则休息待命。同时请了许多木工，赶制了几十个带轮子的木梯，攻城的准备工作完全就绪。9时整，攻城战斗正式开始。11时，东门、北门的红军发起强攻，所有机枪一齐怒吼起来，敌人的火力很快被压下去了。不到半小时，红三团、四团分别从北门、东门攻进城内，并同后续部队解决了敌指挥所。这时候，大街小巷人喊马嘶，溃兵四散，乱作一团。红军主力乘机涌进城内，敌人见大势已去，便纷纷缴械投降。此战共俘敌近300人，缴获枪械200余件、战马约150匹。敌营长孔庆福慌乱中跳城，虽将腿跌坏，但还是侥幸逃跑了；县长董天祥不知下落，据说是被起义的民团壮丁打死了。红军总共伤亡不到20人。

红军攻克下马关，等于拔掉了马鸿逵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边缘的一颗“钉子”，解除了西征部队的后顾之忧，完全打开了根据地与宁夏的通道。此后，右路军红十五军团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四）韦州攻坚战

红七十五师攻克下马关后，于次日（6月28日）与红七十三师合兵包围了下马关以北40里之韦州城。当时驻守韦州的是马鸿逵骑兵第一团的第三营即红马营（营长陈廷琳），还有一个保安团队100多人，一个壮丁队大约300人。红军未到之前，敌已先行拆除了城外的民房，撤回城内固守。

7月3日，红军趁夜色发起进攻，并一度架上云梯，攻上北城，打死了敌壮丁队队长苏瑞琳，战斗异常激烈。后因敌火力过猛，红军便退回城下。红军将韦州城四面包围。城内敌军十分恐慌，频频向马鸿逵发报求援。马鸿逵恐韦州有失，危及金积、灵武和银川，遂派骑兵第一团（欠1个营）、骑兵第二团（欠1个营）、骑兵第三团（欠1个营）、骑兵第四团的第一营、省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共计1300多人马，另配属迫击炮两门、机枪4挺，由骑兵第二团团长马光宗统一指挥，前往增援韦州，并限其7月2日到达石沟驿，3日到惠安堡，4日指晓前解韦州之围。7月4日晨，马光宗率部到达十里墩后，命骑兵改为下马徒步至韦州。马部先出动5个营的兵力，3个营攻击东关，1个营攻击北关，1个营攻击东南角，其余兵力在外围接应。当时红军正忙于攻城，对增援之敌的到来尚未发现。当发觉背后有敌援兵时，便立即回头迎击。战至下午2时许，红军因腹背受敌，一时难以取胜遂退出韦州，到达红城水一带，与驻在这里的红军会合。韦州战斗击毙敌副营长马玉清等数十人，红军亦伤亡数人，且有少数人被敌俘去。

（五）红城水反击战

红军退出韦州之后，本来马鸿逵令马光宗即行撤回，但当地保安团等守敌和富户乡绅们唯恐援军撤走后，势单力薄，红军又来围攻，便一再挽留。马光宗只好派人报告马鸿逵，马在电话中指示：“一、准派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大队长何德良率部留驻韦州，共同防守。二、由马光宗把红城水的红军情况侦察明白，准备进攻。”马光宗领命即于7月5日，派营长田凤翔率增援人马向红城水搜索前进。

马部到达红城水后，即向上园发起攻击。因上园仅有少数警戒兵力，遂被敌占领。敌同时也占领了旧红城水（仅有破旧城墙，没有人烟）。当时红军主力驻在下园煤山。下午，红军由煤山出动，以猛烈的火力反击来犯之敌。马部难以招架，遂退出上园，撤到旧红城水顽抗。7月6日，马鸿逵派参谋长马光天乘坐飞机，飞临红城水上空进行侦察，发现形势不利，急忙飞回报告马鸿逵。马鸿逵获报后，又派马光天乘飞机飞到红城水上空，给马光宗投送命令，要其即刻率队撤回，以免被红军消灭。马光宗接到命令，立即下令部队撤退，但当时战斗正处胶着状态，无法行动。红军兵力占优势，愈战愈勇。马光宗眼见情况不妙，忙让号兵吹响军号，部队这才撤了下来。当天，马光宗即退回韦州。

关于红城水反击战，1936年7月13日《红色中华》报报道：“我军之一部于日前在红城梁（水）附近击溃马全良全部（约3个团），敌伤亡300余人，我军缴获甚多，残敌一部退过黄河西岸，一部退守惠安堡。”

（六）解放王家团庄

王家团庄是同心县东南百十里地面最大的一个村庄，全村有两千多人，属回民聚居区。红十五军团首长决定，在包围预旺县城的同时，派七十三师一部和回民独立师攻占王家团庄。6月21日，部队进抵王家团庄附近时，即与以马绍武为头子的民团相遇，双方当即开火，民团招架不住，很快被红军击溃。

红军击溃马绍武民团后，即进入王家团庄。村子分南北两个堡子，对称坐落，堡子围墙又高又厚。进村以后，红军十分注意搞好与回民的关系。回民独立师政委欧阳武也是回族，他利用自己的方便身份，亲自给各清真寺赠送锦幛，写了好多标语，贴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回族）几次带人去找王彦秀谈判，但王彦秀非常顽固，大门紧闭，从不露面，只派人在墙头上答话应付。经了解，王的寨堡内有敌三十五师巴拉副官带领的30个士兵防守，又有壮丁队数十人，这就是王彦秀胆壮气粗的原因。红军经请示军团首长后，以回民独立师和七十三师之二五○团三营包围北堡子。听说红军要打北堡子，远近的群众都赶来观看，王彦秀并不害怕，派其弟王彦海在墙头上叫喊：“你们早点收兵吧，你们有枪没有子弹，别吓唬人了！”他说着举枪向墙下的红军射击。可是还没等他动手，只听“叭”的一声，王彦海应声倒了下去。原来是红军一位排长气愤不过开枪打的。接着红军一面在墙下挖洞，一面强攻，顿时枪声大作，喊声震天。堡子内早就乱了阵脚，还没等王彦秀明白过来，壮丁队就打着白旗高喊投降，并打开了堡子大门。红军指战员蜂拥而入，活捉了民团团总王学成、恶霸王学富和税务局长等数十人，将被关押的600多名回民群众释放。但王彦秀却趁乱逃跑，巴拉副官吞金自杀。

北堡子打下后，军团政委程子华指示回民独立师：“你们派人到南堡子去谈判，还是以礼相待，争取他们打开家门交出枪支，谈不成再想办法。”师长马青年带了5名战士，牵了两只羊，去找王彦清。王听说马师长来拜访，忙站了堡墙一看，只见马师长不仅亲自来了，还带着礼物，就叫人打开寨门，带全家人前来迎接。见面后，双方互道“色俩目”非常友好。当马师长讲了红军保回保教，信仰自由和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后，王彦清表示欢迎红军到来，并愿意给红军献出全部家产。马师长说：“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不是来没收你们的家产的，我们实行买卖公平，只要你不和红军作对，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就行了。”王彦清听了很感激，把一部分粮食、布匹和十几匹马献给红军，又交了十几支枪。红军见王彦清一片诚意，便收下东西，但是，除枪支外，其余都按价付了现款。临走时，王彦清又送给马师长两匹乘马。王家团庄解放了，两千多名回民群众获得了新生，从而扩大了红军在当地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为了实现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一方面军于1936年9月初派出特别支队从固原县七营出发，经西吉县的硝河、兴隆，于中旬进入甘肃静宁县境，并于10月2日攻占甘肃会宁县城。10月10日，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于10月21日在西吉县平峰与一方面军一军团领导人会面，22日到达将台，实现了一、二方面军的会师。红军会师后，蒋介石急调国民党5个军的兵力，布置在会宁、静宁和海原、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追击当时正向海原、打拉池转移的红军。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连电红军总部和各方面军先实施“海（原）打（拉池）战役”，给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然后进行“宁夏战役”，但由于张国焘不执行军委命令，致使红军右翼受敌，只得向东转移，“海打战役”从而夭折，“宁夏战役”也无从实施。11月中旬，各路红军汇集同心县一带，并先后进入甘肃陇东，并于11月22日又在山城堡将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的一个旅、两个团歼灭，并击溃两个师。

三、“宁夏战役”与“海打战役”

10月2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由第3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指挥，以近30万人的优势兵力向红军大举进攻，并令东北军王以哲及宁夏二马部队协同中央军作战。蒋介石还亲临西安督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境内。鉴于战局的突变，党中央及时调整了宁夏战役计划。10月25日，中央军委领导致电红军总部及三个方面军领导人，指出红军应先击破南敌，再集中向北，并决定先以三个方面军主力进行海打战役，击破南敌，停止敌人追击。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预定海原、打拉池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为了给下一步向北攻取宁夏创造条件，决定红四方面军以大部分兵力参加海打战役，并以两个军西渡黄河，尔后转向宁夏之中卫、定远营行动。为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的行动，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11月初改由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30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发布了海打战役部署命令。

10月25日，红三十军在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红九军亦跟进渡河，截至3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队和红五军全部渡河。按照海打战役部署，红四方面军未渡河之四军、三十一军正面阻击尾追红军之王均第三军，红一方面军从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打拉池一带。但是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背后却密令四军、三十一军撤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位置，致使红军主力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此后，红军主力向东转移，国民党军进至靖远至海原一线，并打通了增援宁夏省城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1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作战新计划”的设想，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

宁夏战役计划由于敌情变化等复杂原因虽未能付诸实施，但从战略眼光来看，这一战略意图是完全正确的，也充分反映了中央、军委领导人当时对宁夏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

（一）关桥堡歼敌计划

海打战役失去战机后，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将实际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并决定再同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面商，统一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10月30日，蒋介石发布总攻命令，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加紧进攻红军，胡宗南第一军孤军深入豫旺地区，分三路追击红军，战局日趋紧张。

11月1日，彭德怀同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在海原县关桥堡会商，决定在海原、打拉池大道以北寻找战机，消灭胡宗南部两三个师，以停止其追击，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了完成作战任务，确定三个方面军由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

11月3日，彭德怀发布了关于消灭胡宗南部先头部队两三个师的战斗命令，要求三个方面军做好战斗准备，引敌深入至关桥堡地区，一举消灭。4日，彭德怀又发布《我军打击周、孔两敌东进部署》，通告敌情，调整3日部署，要求各部队隐蔽企图，加强侦察，做好在关桥堡歼敌的准备。红军各部队先后到达预定作战地域，后因我军埋伏在驼厂堡附近的右翼（四军、三十一军）行动企图暴露，敌人不再进攻，而就地构筑工事，同我军对峙。因此，关桥堡歼敌计划未能实现。

（二）萌城战斗与山城堡战役

三军会集同心城后，红军主力继续向东转移，寻机歼敌。1936年11月15日，红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移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和石堂岭地区待机；红一方面军主力移至豫旺堡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移至甘肃环县以西地区休整。这时，敌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准备西渡黄河，参加“追剿”西路军行动；东北军王以哲部因和我军有统战关系，行动消极；第三军王均部进占同心城后，暂停前进；唯有胡宗南第一军特别骄纵，分三路向红军所在地豫旺县进攻，气焰十分嚣张。

当天，中央军委又连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而且与南京之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以洪德城为中心，豫旺、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区，最利于我们作战。”命令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二方面军到环县附近休息，准备作打第二仗主力”。

16日，红军各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坚决消灭侵略苏区的胡宗南的指示》，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红四军、三十一军移至山城堡南北之萌城、甜水堡地区。这里地形对红军设伏非常有利。红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等领导商定，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设伏，狠狠教训一下尾追之敌。前敌总指挥部很快制定了作战计划，命令红三十一军之九十三师大部布于石梁山，担任正面阻击；九十一师和九十三师一部，布于右侧的魏家山；王宏坤政委指挥红四军的四个团布于左侧的羊福山，待机歼敌。

17日下午1时许，胡宗南部冒进深入，以其第一师向萌城方向扑来，当其先头第二旅一个团进至石梁山下时，隐蔽待机的红九十三师对敌突然开火，预先埋伏在魏家山的九十一师也从右侧发起攻击，对敌形成夹击之势。这时，几架敌机盘旋飞来，对红军阵地实施扫射轰炸，敌人趁机发起猛攻。在此关键时刻，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身先士卒，冲上阵地，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进攻。战士们望着空中的敌机怒不可遏，一齐举枪射击，一架敌机拖着黑烟跌落下来，其余敌机仓皇飞逃。红军部队士气大振，立即对敌发起反击。敌人见势不妙，慌忙抢占左侧羊福山，但刚爬到山腰，就遭到红四军预伏部队的猛烈扫射。敌人在红军三面打击下，死伤惨重，狼狈逃回草坪山。红军猛追10余里，因敌后续部队赶到，遂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缴获枪械千余支。在这次战斗中，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等壮烈牺牲。

萌城战斗后，胡宗南令其左路第一旅进至大水坑，中路第二旅暂在原地待命，右路第七十八师向萌城至山城堡大道之间的古城堡推进，返回萌城从侧后截击红军。我红四军、三十一军继续向山城堡、张铁堡转进，诱敌深入，为我军打好山城堡战役，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条件。

17日18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胡宗南向定边、盐池追击，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第二旅由萌城东进，第七十八师向东推进。我军应以一部钳制敌第一旅、第二旅，集中力量消灭第七十八师。18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联名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决定从次日起进行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21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配合下，向山城堡守敌第七十八师发起围攻。21日黄昏，敌向山城堡以北撤退，红军进占山城堡转入追击，至22日上午9时，敌除少数溃逃外，歼敌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两个团。同时，红二十八军也击溃了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的敌人。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结束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役的胜利，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停止了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大振了红军的声威，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对于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促进“西安事变”的发生和“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红军西征建党建政

红军西征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革命政权，开辟新苏区，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因此，西方野战军在西进的过程中，一边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一边在刚刚解放的新区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及时建立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建立地方武装，使西征红军每前进一步，都有自己的大后方，可靠的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党中央扩大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一）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

1936年8月，红一军团奉命从豫旺堡出发逐步向静宁县的单家集（今西吉县）、界石铺以北地区挺进，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到来，在单家集驻守了42天。红军在驻守期间，大力宣传党的政策，9月16日在单家集成立了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县委由蒲耕钟任书记，下辖4个党支部，发展党员35名。县苏维埃政府由马云清任主席，先后建立了单家集、麦衣镇、兴隆镇、将台堡等10个区，3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单家集和兴隆镇组织和成立区游击队，共有200多人，180多支枪。他们配合红军袭击了国民党静宁县城。当时，县委由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一师党委直接领导，10月25日红军撤离单家集和兴隆镇后，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活动终止。

（二）成立中共盐池县委和盐池苏维埃政府

西方野战军右路军西征初期攻占定边后，于1936年6月21日解放了盐池县。为了维护县城社会治安，动员社会力量支援前线，立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红军抽调部分人员对盐池实行军管。

盐池县城解放不久，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盐池县委员会，由惠庆祺任书记，白鸿德任军事部长。中共盐池县委机构是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时就确定的，盐池解放时，除组织部长王敬民随红十五军团先到达外，其余人员还在陕甘宁省委所在地 ——环县河连湾学习待命，得知盐池解放后，书记惠庆祺便带领26名干部从河连湾出发，经黑城岔、羊圈山，最后由定边赶到盐池，正式接手有关工作。

随着中共盐池县委工作的逐步展开，全县共建立4个区委、26个党支部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红军在盐池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即着手筹备建立地方临时政权机构。西征红军打下盐池城的第四天，也就是1936年6月24日，红军政治部召开会议，研究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会上确定了城市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协助军管会，加强对市政治安管理，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保障居民的生活和部队的供给，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加强城乡联系，扩大苏维埃的影响，为正式成立人民政权打好基础。会上提名王锡林担任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

7月初，军管会在县城财神庙前召开有各界群众代表1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宣布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王锡林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袁兆瑞、韩宝善任副主席。随后，便着手组建武装力量，经与红十五军团商量，以群众中青年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游击队，队长由武装委员牛占彪担任，副队长由宁寿山担任，并很快配备了枪支、弹药和马匹。惠庆祺带领的县委成员来到盐池后，又帮助革委会建立了盐池县苏维埃政府，由袁兆瑞任主席，张常山任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经济部、土地部、贫农部、粮食部、武装部（部长牛占彪）、肃反委员会等，并根据当地历史习惯，将全县划分为5个区，即一区（城区）、二区（先在柳杨堡，后迁余庄子）、三区（曾家畔）、四区（雷家沟）、五区（红井子）。区以下又划分了25个乡、318个行政村。盐池县虽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群众和驻军的粮食供应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宣传动员商店开门营业，号召农民进城卖粮、卖柴，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是摆在城市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由于盐池刚解放，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政策不了解，加上反革命分子暗中造谣破坏，人心不稳。

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新政府和留守的红军政治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的具体办法，一方面将存在的问题向上级反映，另一方面采取了几项措施，解决经济困难。一是广泛宣传红军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宣传买卖公开自由，动员商店开门营业；二是号召商人为抗日做贡献，捐款捐粮；三是向存粮大户借粮；四是对于那些囤积居奇、转移财产、有意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难作对的反动商团、商人坚决地予以制裁。在广泛宣传这些政策的同时，先后分别召开商家积极分子和店主会议，动员了12家店铺开门营业。但所卖的商品都是一些小东西，群众必需的粮食、香油、布匹等主要的东西还是没有。经过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有些店主对党和红军的政策存有疑虑，加上个别不法之徒囤积和转移大宗货物，另外，当时市场上没有统一的货币流通。因此，小店主的值钱货物就不愿意拿出来卖。正当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打了几家兼营土地的大商号，为如何发展经济，开展内外贸易的政策、途径和办法发愁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到盐池检查指导工作。毛泽民与工矿科长高登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盐池的实际情况，召集城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座谈，从政策上、途径上寻求和开创盐池发展商业贸易的办法。7月4日，合作社召开了入股大会，为了宣传建立消费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和管理办法，扩充资金，发展合作社的业务，推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毛泽民部长在会上就办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和办法做了生动的讲演。为了尽快发展盐池的经济，最急迫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货币统一兑换的问题，毛泽民与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协商，发布了关于法币和苏票（苏区的货币）兑换的公告，并由合作社同时收售法币和苏票，允许个人和商贩随时可以用苏票到合作社或苏区的银行营业所兑换法币，政策活了，外地的商贩们络绎不绝地到盐池做买卖。这样一来，盐池的食盐、毛皮、甘草“三宝”可以通过商人贩运出去，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商品经济的流通和交换。为了进一步发展边区经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毛泽民在盐池还亲自整建税务工作，确定了应征税目和各项税率，防止乱征乱罚。

驻盐池的红军政治部和城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首先要打击不法商贩。在征得红军政治部的同意后，没收了逃亡店主聚和兴的粮油和企图转移财产的常会泉商号的布匹及40箱蜡烛。同时，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逃亡店主聚和兴，与敌勾结的商会会长秦世堂，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些举动震动了盐池商界，树立了红军和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

中共盐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发展武装力量，保卫革命果实；破除封建迷信，发展文化教育，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农牧业生产；兴办合作社，发展经济贸易，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了当家做主的新生活。

（三）成立中共豫旺县委

豫旺县（清代建县时称平远县，民国时期先后更名镇戎县、豫旺县）地处宁夏东南部，县政府所在地下马关。它北连韦州，南接豫旺城，三大古镇襟带相连，互为呼应。南北是灵州、固原之咽喉，东西是控扼环县、庆阳之要塞，地理位置险要，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6年6月16日，左路军红一军团二师，在师长梁兴初、政委吴文玉（吴法宪）和政治部主任萧华的率领下，一举攻占豫旺堡。6月21日，右路军红七十五师、回民独立师解放了王家团庄、同心城，消灭了马鸿逵驻扎在该地区的民团。6月27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等红军在包围豫旺县城下马关17天后，组织兵力，共同作战，一举攻克了下马关。当时，豫旺县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团干部立即成立了豫旺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国忠、副书记陈玉山。在陕甘宁省委的领导下，他们着手筹建县委、县政府机构和基层政权。不久，成立了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所在地设在下马关，西方野战军总政治部派刘昌汉担任中共豫旺县委书记兼政府主席，全城群众集会庆祝，红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在大会上做了讲话，刘吕汉等人在庆祝大会上与群众见了面。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为建立区、乡基层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上旬，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副参谋长聂鹤亭随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堡，红十五军团和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联合在城隍庙召开军民欢迎大会。程子华政委在会上做了讲话，他先讲述红军到宁夏的意义，接着又讲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号召全体回、汉人民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过上幸福的生活。

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打击地方土匪和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豫旺县组建了大小20多支地方武装队伍。县委还成立了白区工作团，杨一木任主任。工作团先后深入金积、吴忠等地作瓦解敌军的工作，他们曾带领罗山、豫旺城等地游击队200多人到中宁附近，逼近吴忠，围剿土匪，打击马鸿逵对红军的骚扰。豫旺县委、政府机构、地方武装及基层政权的建立，动摇了马鸿逵在宁夏的残暴统治，解救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回汉人民，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豫旺县委、县政府机构建立后，在回民区也建立了基层政权。首先是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豫旺堡区设了回民区政府，由当地回族农民马和福任区主席，并且组织了以马和福为骨干的回民游击队。接着在同心城、王家团庄等纯回民区也建立起了区乡回民基层政府。群众中“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群众有了自己的政府和革命组织，不仅积极筹集粮款，支援红军，同时对回民中为非作歹的恶棍进行了惩治，甚至有的群众还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打探敌情。为了培养回族干部，豫旺县委在下马关成立了回民教导团、讲习所，举办干部培训班，有的还被送到省政府驻地河连湾去学习，王德才、张栓栓等回民积极分子就去了陕甘宁省委河连湾学习培训。这些都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和西吉的将台堡等地胜利会师后，在11月初会聚同心城、豫旺堡地区，做短暂休整，敌胡宗南等部尾追上来，红军诱敌深入，部署了山城堡战役。11月14日，红军撤离豫旺堡、下马关地区，投入山城堡战役。14日，朱德总司令离开下马关时，给豫旺县委下达了“拂晓前撤离”的手令。豫旺县委、县政府的人员从乡下赶回来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县委书记刘昌汉宣读了朱德总司令的手令，并决定天亮前赶到甜水堡。21日至22日，山城堡战斗激烈进行，豫旺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到环县八里沟、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动员群众筹粮送水，支援山城堡战斗。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他们又根据三边特委的指示，逐步向豫旺堡地区发展，恢复豫旺县委的工作。当时党政干部男女40多人，县保卫队50多人，回民游击队10多人，共计100多人。他们在陕甘宁边界地带开展工作，打击地主豪绅的反攻倒算。12月下旬县政府机关驻扎在盐池的王家寺，邓国忠带数名干部和一个班的回民游击队在狼儿沟开展工作，刘昌汉带保卫队住在王庄科开展工作。1937年1月的一天晚上，惠安堡和环县的反动民团相互勾结，偷袭了王家寺和王庄科。刘昌汉在王庄科的力量比较强，打退了敌人，而王家寺政府机关损失惨重，保卫部长董海峰等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英勇牺牲。回民游击队几乎损失殆尽，县机关有18人被俘。豫旺县委在陕甘宁边界坚持斗争了4个多月，人员减少到50多人。1937年3月，陕甘宁省委鉴于地方反动势力猖獗，决定放弃豫旺县，成立定环县，将豫旺县的干部编入定环县，豫旺县的革命斗争活动就此终止。豫旺县从成立工委起虽然只有短短的10个月，但它在陕甘宁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成立豫旺堡区回民自治政府

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宁夏南部的豫旺县（1938年改名为同心县至今），6月底彭德怀率西征红军指挥部进驻豫旺县豫旺堡，豫旺堡成了西征红军的指挥中心。为了巩固解放区，6月27日党和红军帮助建立了豫旺县苏维埃政府，县下建立了豫旺堡区回民自治政府，10月22日又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也是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它开创了我国民族自治的先河，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36年8月初，党中央、中华全国苏维埃政府派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到豫旺协助红十五军团筹备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工作。先是成立了由李富春、王首道、程子华、唐天际、王柏栋、黄镇、杨奇清、马青年等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工作，筹备工作就绪。1936年10月初，筹备委员会给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上报《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决定于本月二十日召集各地回民代表大会，准备讨论西北形势与回民自治与抗日救国各问题，正式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经党中央批准，1936年10月20日在同心城清真寺隆重举行了成立大会，同时组建了中共豫海县委，庄严宣告第一个回民自治的革命政权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诞生。大会决定正式启用刻有中共党徽和阿文、汉文两种字样的自治政府印章，办公地点设在同心城以南15公里的王家团庄。贺恩宽任县委书记，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共青团等机构。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80多人，加上各部队，各省、县的代表以及其他群众代表共300多人，一些开明绅士和宗教上层人士也应邀参加了大会。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红军部队有关负责人程子华、王首道、唐天际、杨奇清、马青年到会祝贺。会议开了三天，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和回民自治政府的有关决议案。选举产生了自治政府的领导人，马和福同志当选为主席，李存德为副主席。会议期间十五军团宣传队火星剧社演戏三天，解放区到处是一片欢乐气氛，人民喜气洋洋，集市繁盛，整个县城人山人海。据《马青年回忆录》记载，“预海回民自治政府当时管辖十二区（其中八个巩固区，四个游击区），面积为8200平方公里，人口3万多。除红军正规部队驻守外，每个区都有二三十人的区小队武装。8个巩固区是：同心城区、王团庄区、高崖区、马家河湾区、窑山区、红城水（下马关）区、预旺和李旺区；4个游击区是：喊叫水区、韦州区、惠安堡区、关桥堡区”。

蒋介石闻讯，忙调集重兵对新解放区和自治政府进行“围剿”，红军对于来犯之敌给以迎头痛击。1936年11月，西征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灭了来犯的胡宗南第一师两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团，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胜利。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当时彭德怀正在“洪德城与盐池间”，“12月12日，我和任弼时住在一个1米高、2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大作，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了’……13日拂晓，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敌其他各路也撤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党中央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决定将西征红军撤离豫海地区，执行新的任务。西征红军东撤后，马鸿逵部乘机占领豫海地区。马鸿逵大搞“清党”“清红”，派兵、派特务，四处缉查和捕杀共产党人士，豫海回民自治政府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斗争。1937年1月下旬马和福被捕，于1937年4月3日在同心城西门外英勇就义。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就此终止。之前，中共豫旺县委、政府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1937年3月，陕甘宁省委决定将豫旺县干部编入环县，豫旺县苏维埃政府终止。但是群众没有忘记党，没有忘记红军，有一万多群众冲破封锁逃往曲子、环县等解放区找红军，安家落户。没有逃走的群众，他们保护着红军写下的标语，保存着红色政府的文件，群众把马和福签发并亲自送去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布告》收藏在经内，直到解放交给了党组织。大阿訇洪寿林、洪清国父子将十五兵团敌工部长唐天际题赠“爱民如天”的锦旗珍藏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捐献自治区博物馆。马和福在被捕前将自治政府印章托给养子，12岁的流落红军小战士锁绍贤，锁绍贤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这枚印章。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印章交给了马和福的儿子马兆年。1963年，马兆年将这枚木制刻有镰刀、斧头，阿、汉文并书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印章交给自治区博物馆保存。

从1936年6月27日豫旺县苏维埃政府豫旺堡区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到1937年4月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活动终止，豫海回民自治政府虽然只存在了10个月（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存在了7个月），但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及基层政权的建立，打击了宁夏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使陕甘苏区发展成了陕甘宁苏区。陕甘宁边区下辖26个县，其中陕西18县，甘肃6县，据《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载，“宁夏的盐池、豫旺边区总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0万”。自治政府在党的领导下，组织领导解放区的人民积极筹粮筹款支援前线，“总共筹粮60000余斤，银元800多块，大烟土10000多两，二毛干皮1000多张；换回棉花1000多斤，布匹2000多匹”。

第二，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建立人民武装，发展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力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豫海县委积极培养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系统。为了培养回族干部，豫旺县委在下马关成立了回民教导团、讲习所、培训班，马和福等一批优秀分子还被选送到省政府所在地河连湾学习，培养了一批干部。动员组织回汉青年参加红军，当时仅参加回民独立师的就有三百余人，许多人成为红军家属。成立了回民解放会，8个区游击队和一个40多人的县游击队，保卫新生政权和群众，消灭土匪，打土豪，除奸反霸，扰乱和牵制敌人，站岗放哨，替红军做向导，抬担架。党的宣传，干部的培养，革命队伍的建设，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东撤后，曾有一万多群众奔向曲子、环县等解放区找红军。之后，豫海地区的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暴政，要求抗日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不断发展。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海固一带爆发了三次回民武装暴动，成千上万的人，向往着红军，有的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投奔红军和八路军，成为人民的子弟兵。

第三，党和红军尊重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保障回民的宗教自由，保护清真寺，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红军以诚相待与大阿訇洪寿林等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教主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给红军送粮送草，给红军很多支持，并掩护两名红军干部七天七夜。为表示对洪教主的感谢，红十五兵团政治部题赠“爱民如天”经幛，洪教主回赠红军一面手写阿文“太阳之光”绿缎锦幛，同时送给红军两箱红蜡烛，200只羊，500块银元。红军和自治政府用各种形式宣传党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群众和宗教上层人士主动和红军接触。自治政府主动去争取联合哥老会组建抗日救国江湖委员会，人数最多时达三千余人，建立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

第四，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精心组织，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会集同心城，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安排游击队站岗、放哨、带路，精心组织回汉群众端着茶水、糖果、瓜子、油炸糖酥的迎宾盘，以高贵的礼仪，夹道热情欢迎红军。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同心西门外广场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由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代表广大回汉民众热情欢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宁夏。会上朱德、彭德怀、张国焘、贺龙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徐海东、程子华和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在同心城回民金振明家里宴请招待了二、四方面军的领导。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打破了敌人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和对根据地的围剿进攻，为抗日救国、建立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必要的准备。

（五）中共固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1936年6月，红一军团第四师一部解放了固原县北部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方针，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将固原县庙儿掌、车道和豫旺县毛居井、梨花嘴4个区合并，以庙儿掌区为中心成立固北县，并派4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由慕纯农任团长，前来开辟党的工作。9月，在庙儿掌的董家庄正式组建了固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慕纯农、陈德政、高伯祥、高锡堂先后任县委书记，刘绍孔任组织部长，白明昌任“少共”书记，王海忠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敏珍任副主席，康雄世任教育部兼军事部长。为了保护县委开展工作，陕甘宁省委决定将驻防庙儿掌的一个游击队（有100多人）调拨给固北县。10月中旬，固北县的工作全面展开，县委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以及妇女、工会等工作机构；下设毛井、车道、庙儿掌、梨花嘴4个区委。全县共建立党的基层支部30个，发展党员300余人。

11月中旬，红军东撤后，固北县先后被胡宗南军和东北军占领，固北县党政干部和部分游击队员撤至环县一带，奉陕甘宁省委指示，在铁边城地区做筹粮支前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东北军成为友军并撤离该地。1937年1月，固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机关从环县返回董家庄重新开展工作，恢复了毛居井、车道、庙儿掌三个巩固区，同时在固原县东部又建立了草庙、二龙山两个游击区。此后，固北县政府共辖5个区，1万多人口。这一年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荒1.46万亩，征收公粮62石（每石约合500市斤），均超额完成原定计划。开展了群众性的锄奸工作，给予土匪、奸细以沉重打击。3个巩固区均成立了完全小学，大多数乡成立了公办初级小学，还创办了7所冬学，进行了国防教育。固北县委还派出干部深入游击区，领导群众与国民党当地区乡长进行了反摩擦斗争，通过有理有节的谈判斗争，建立了统一战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省改为陕甘宁特区，固北县归属庆环分区管辖。这时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固北县改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民主政府。各级政府加紧组织生产，支援前线抗日。1938年春，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决定撤销固北县治，原辖区域分别合并于环县和固原县，该县实际存在一年零十个月时间。

（六）中共固原县工委与中共固原县委的建立

1936年6月，西征红军红一军团第四师解放了固原县的三岔、殷家城、马渠、孟庄、演武和镇原县的方山、黑渠口等乡镇。同年9月，红二十九军一部驻军三岔，开始进行建立革命政权、巩固苏区的工作。10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建立固原县党的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固原县工委），李廷序任书记。工委领导机关设在三岔，设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部，对外称三岔抗日救国委员会。同时建立了中共三岔区委会，下设三岔、白家川、安家川和马渠四个乡苏维埃政府。1937年3月，因红军西路军受挫，中央军委决定：原定援西军在固原、西峰、镇原就地休整。休整期间，由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部科长张国生主持，召集各界人士在固原城子杨家召开了固原县东区联保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红二十八军向大会赠送锦旗一面，上书“团结御侮”“四个大字。驻地红军还协助固原县工委在麻子沟圈、红河、任湾、海巴、石家沟口、峁家堡子、城子杨家、上王家建立了8个乡级人民抗日救国会；在陈家坪组织起了农民协会。这些抗日群众组织，在固原县工委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抗日动员工作。

1937年7月，陇东特委决定将固原县工委改为固原县委，县委机关仍驻三岔，设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部，辖两个区委、7个乡支部和8个乡级抗日救国会。1938年10月，各区、乡抗日救国会统一改称抗敌后援会。到1940年5月，上级决定撤销固原县委，建立平东工委，统一领导镇原、固原两县党的工作。

红军西征，先后攻占了同心县城、关桥堡、高岩等地，并初步得到巩固。由于西征野战军不怕疲劳、英勇善战、紧密配合、发动群众，仅1个多月时间，除马鸿逵占据的银川、马鸿宾和东北军驻防的固原外，宁夏东部大片土地即为红军占领，初步形成一块与陕、甘边根据地相接，新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五、组建回民独立师

1936年5月，西方野战军为了尽快在回民地区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搞好民族关系，创建回族同胞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回民自治政府，在红军各战斗团中都先后成立了回民工作团，专门研究回民地区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红一、红十五军团都成立了回民战斗团，配备受过教育的回民干部担任教员。红军西征的区域是西北，而西北又是回族聚居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战略地位。在这一带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广泛宣传和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有力地领导全国抗日运动，打击国民党中亲日的顽固派，驱逐日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为此，红十五军团在攻战宁条梁之后，经红军总部批准，于1936年5月下旬，在陕北三边宁条梁正式成立了回民独立师。师长由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干部马青年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由红一军团政治部科长欧阳武担任，李铁民任参谋长。回民独立师成立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军团司令部抽调了一个60多人的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加上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人员，共100多人。

彭总亲自部署独立师的任务：一是扩大地方武装，巩固政权，剿匪反霸，为民锄奸；二是动员组织群众参加红军，壮大红军队伍；三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提高群众觉悟；四是培养民族干部，以适应回民地区工作；五是打土豪、筹粮筹款，解决红军供给和救济贫民。

回民独立师在做好回民群众工作的同时，还多次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先后参加了解放王家团庄、红城水反击战和韦州城攻坚战，打击了马鸿逵的军队，取得重大战果。

六、国际友人来宁夏，《西行漫记》震世界

（一）埃德加·斯诺在同心采访，为《西行漫记》填补了大量内容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记者和作家，是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1936年6月3日，带着简单的行装还有一架照相机、一架摄像机、24盒胶卷和笔记本，怀揣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从北平乘火车直奔西安。斯诺与海德姆（美国人，中文名马海德）在西安通过董健吾同中共地下党接上关系后，由红军驻西安联络员刘鼎和董健吾安排，1936年7月7日，斯诺与海德姆乘坐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的军用卡车到达延安。7月8日到达苏区安塞。斯诺在陕北安塞最先见到的红军高层领导人是周恩来副主席。第二天，周恩来在百家坪红军指挥部的窑洞里正式会见了斯诺与海德姆，同他们畅谈了两天。7月10日，斯诺和海德姆告别了周恩来，由安塞出发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3天后，到达目的地。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他的窑洞里正式会见斯诺和海德姆，进行了长谈。斯诺在保安采访结束，要到同心前线去。8月1日上午，他和海德姆去向毛主席辞行。临别时，斯诺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拍照片，毛泽东主席欣然答应了。在窑洞外，斯诺选好拍摄角度后，发现毛泽东主席的头发很长，又没有戴帽子，他灵机一动，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崭新的缀着红布五角星的军帽摘下，递给毛泽东主席，让他戴上。当时在场的有张闻天、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笑着对斯诺说，你是在陕北第一个给毛主席戴帽子的人，在场的人都笑了。就这样，一张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在一瞬间诞生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于1936年11月14日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从此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斯诺在宁夏豫旺堡西方野战军总部，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聂荣臻和肖华等将领。在红城水采访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军团长和红军指战员们，采访两个月，途径十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一天清晨，斯诺和海德姆在豫旺堡城墙上散步，海德姆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海德。斯诺听了赞不绝口。他俩交谈着，不觉地就来到了南城墙上，见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旁边还插着一面红旗，被晨风轻轻吹拂着，上面五星时隐时现，旗杆矛头上的红缨随风摆动，旗套上“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一行字耀眼醒目。这些战士都是军团部为各师团训练的号兵，他们都很年轻，脸上带着孩子的稚气，十分惹人喜欢，红军首长亲切地称他们“红小鬼”。斯诺望着号兵教练全神贯注的神态，仿佛在战场上吹号一样，他非常满意，赶快按下了快门，摄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抗战之声》。《抗战之声》中的形象是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谢立全。

1936年10月21日，斯诺已在苏区采访了近4个月，在豫旺堡进行了两个星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斯诺把记得满满的几十本采访笔记、日记，拍摄的三十多卷胶卷以及搜集的许多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文件，带回西安。1936年10月底，回到北平，闭门谢客，夜以继日地整理在苏区的采访笔记。1937年7月，斯诺编辑完成了在陕甘宁苏区采访的书稿，10月，由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命名《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这部书向全世界真实地报告了中国西北升起一颗灿烂的希望之星，这颗星必将照耀中国大地。

《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就引起轰动，在伦敦连续出了五版，发行数10万多册。美国兰登出版社翻印后，成为美国有关远东“非小说读物”中最畅销的书，不久又相继被翻译成法、德、意、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

（二）同心海德姆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祖籍黎巴嫩。1933年，23岁的海德姆毕业于日内瓦大学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6年8月，海德姆和斯诺一起来到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驻地豫旺堡，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烈欢迎。海德姆到豫旺堡后，就施展出他高超的医术。他和红军医生戴济民（回族）、钱信忠一起给群众送药看病。他们不仅为驻地军民服务，还经常走村串户，足迹踏遍了豫旺堡地区的村村寨寨，和群众的关系十分融洽。在与回民的频繁接触中，海德姆深为他们的勤劳善良、热情好客所感动。他生平中一个重大的决定在他脑海里渐渐地形成了。海德姆决定以豫旺堡回族最多的“马”姓作为自己的姓氏，改名马海德，表明了他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决心。从此，红军队伍里增添了一个外国人。马海德入伍后，经彭德怀司令员批准，分配在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专门从事回民工作。当斯诺离开同心返回保安时，马海德又特别关照斯诺，在发表文章时，不能提及他一个字。一是作为外国人，他参加红军不宜公开；二是刚加入红军队伍，他还是普通一兵，没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锻炼，更没有立一点战功，根本没有报道自己的必要。斯诺尊重老朋友的意见，在报道的文章中删去了所有与马海德有关的内容。

斯诺结束对西征红军的采访，返回保安，又经西安回到北平，而与他同来的海德姆却留了下来。从此以后，马海德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马海德于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50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取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卫生部顾问、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