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入中国体育史册的照片是怎样拍到的

官天一

作为新华社的一名体育摄影记者，我有幸采访了1984年至2000年5届奥运会和5届亚运会、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多个单项国际体育大赛，还采访了7届全运会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工人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城市运动会、青少年运动会及东亚运动会等大赛，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众多鲜活生动的瞬间，包括不少载入中国体育史册的镜头。

这里仅介绍拍摄许海峰在洛杉矶实现中国人参加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和王军霞在亚特兰大为中国夺得奥运会田径第一金的经历。

1984年，我作为新华社派往洛杉矶采访的4名摄影记者中的一员，见证了中国运动员许海峰实现“零的突破”的全过程。

7月29日，是那届奥运会正式比赛的第一天。由于28日晚是奥运会开幕式，我发完开幕式稿件已是29日凌晨4点多，回到驻地就要出发了。我和文字记者高殿民一起乘车抵达一百多公里外的普拉多射击场。

当许海峰四次举枪放下，第五次举枪射出最后一发子弹，报靶员报出九环的成绩时，全场像炸了窝一样。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诞生了！这也是中国人在奥运史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当时，我的心跳加快，热血沸腾，泪水夺眶而出。从事体育工作和体育采访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我赶紧挤靠在运动员出口，等待许海峰出来接受媒体采访。当许海峰从出口过来时，我对他说：“海峰，如果别人把我挤走了，你一定要拉住我，今天就我一个中国摄影记者在场。”因为众多的外国记者人高马大，很容易将我挤出最里圈。这时到会的各国文字记者要采访，电视记者要录像，电台记者要录音，而我们这些摄影记者要拍照，大家挤来挤去，乱作一团。有几次我被别人挤走，多亏许海峰紧紧地抓住了我。

正在大家争先恐后采访许海峰的时候，七十多岁的原国家体委副主任、曾带领中国体育代表团于1952年参加过赫尔辛基奥运会的黄中和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在当地警察的保护下挤了过来。黄中非常激动，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嘴里不停地喊：“盼了30年了！”他使劲地亲吻许海峰，双臂紧紧地抱着许海峰久久不松开。我竭力控制着激动的情绪，手里扭动着镜头对焦，不失时机地按动着相机快门。这是历史的瞬间，是中国人激动心情的最高表达方式。直到现在，这些照片还经常出现在各大网站和报刊上。

正因为这枚金牌对中国体育的重要意义，所以发奖前我很早就冒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抢占了最理想的拍摄位置。但是，采访现场还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当萨马兰奇向许海峰颁奖的时候，等待献花的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斯就站在萨马兰奇身后，正好挡在了我的镜头前面，将授奖场面遮了个严严实实。瞬间，我感到犹如五雷轰顶，汗水顺着身子往下流。怎么办？这张照片对外国记者来说无关大局，他们只要拍到颁奖后许海峰举鲜花向观众招手的照片就够了。可是我不行，我是中国记者，是现场唯一的中国摄影记者，必须拍到萨马兰奇为许海峰颁奖的照片。

这是中国人的历史瞬间，是中国人实现“零的突破”的见证！这张照片对中国人太重要了，这个历史的瞬间绝对不能丢掉！

这时，萨马兰奇已经为许海峰挂上了金牌，手已经伸向许海峰要与之握手祝贺……历史的责任感促使我无法再继续等待了，完成任务的使命感也容不得我再犹豫。

时间不等人，我把所有的器材向地下一丢，只带了一台上了彩色胶卷、装有80-200毫米变焦镜头的相机，飞身跳过一米多高的防护网，向颁奖台右侧前方跑去，边跑边调整着相机镜头上的焦点，不停地按动着快门。就在萨马兰奇与许海峰结束握手的那一刹那，我连续按动相机快门，定格了这几乎要丢失的历史瞬间。

正当我为拍到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历史画面的时候，两个美国警察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说我进内场拍摄违反了大会规定，要没收我的记者证和注册摄影记者的专用背心，并拿出一副锃亮的手铐在我面前摆来摆去。我向他们解释，我是中国新华社记者，这是中国人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但他们就是死抓住我不放。我突然想起，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纪念章当时在洛杉矶可是非常难得的，马上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两个分赠给他们，他俩的脸色立刻就由阴转晴，带手枪的小个子警察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句：“我们是朋友。”

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也经历了戏剧性的场面，但我最终抓到了萨马兰奇给许海峰发奖和黄中亲吻许海峰的珍贵画面，同时还拍到了以五星红旗为背景，许海峰和王义夫手举鲜花向观众招手致意的照片。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这次采访使我又一次体会到：一个体育摄影记者，仅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良好的拍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现场的应变能力，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一定要沉着冷静，想尽一切办法，调动各种因素，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体育摄影记者不仅需要现场抓拍，也要和文字记者一样，需要在采访前做充分的准备，包括掌握参赛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心理活动、技术技巧、比赛的战略战术等等。

1996年7月28日晚，中国运动员王军霞将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5000米决赛。为了掌握王军霞晚上的比赛情况，28日上午我办了手续进入奥运村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驻地，并参加了田径中心为王军霞晚上比赛制定战略战术的会议，议题是为王军霞晚上的比赛出谋划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要王军霞提前冲刺，一定要全力争夺金牌。我意识到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即将开始。下午3点多钟，我带上能用的长短焦镜头和充足的胶卷，乘媒体班车赶往田径场。

亚特兰大奥运会田径场建在一个小山坡顶上，从记者的安全检查站到进入摄影记者拍照的地沟要爬一个大坡，走两里多的路。我身背几十公斤重的摄影器材，顶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等到达地沟，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浑身大汗淋漓。为了抢占最好的拍摄位置，只能提前几个小时到达现场。亚特兰大当时的气候很特殊，明明还是艳阳高照，不一会儿就阴天下雨，雨后又是烈日炎炎。田径场周围的地沟里条件非常差，沟里的存水被太阳照得像蒸笼一样直冒热气，而体育场周围房间里空调排出的热气也直接吹到地沟里。有采访田径比赛的摄影记者说：“头上太阳烤着，脚下热气蒸着，身上暖风吹着，肩上器材压着，浑身上下汗水淌着。”在这样的环境里，随时都有中暑的可能，我就亲眼看到有中暑者被抬走。

王军霞的比赛开始了。我用所带的长短焦镜头不停地变换着拍摄位置，多角度地捕捉她的最佳动作瞬间。当比赛还有两圈多的时候，王军霞加速了，她冲出了大部队，甩掉了一个又一个对手，一个人冲在了最前面。这是准备会上针对王军霞耐力好而绝对速度慢的特点制定的战术，她正在按这个战术实现夺冠的计划。我的心跳在加快，赶紧抢占了终点前的高角度。

胜利了！王军霞夺金了！这是中国人在奥运会田径项目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这时，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和摄影记者相机马达发出的哒哒声交织在一起。

王军霞身披鲜艳的五星红旗跑过来了！

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身披国旗出现在奥运赛场上。王军霞把中国人的精彩和辉煌献给全世界。

如果说许海峰在洛杉矶震惊世界的一枪为中国人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那么，王军霞在亚特兰大的这一跑就标志着中国人在世界上开始了新的腾飞。我不停地跟随王军霞跑的路线扭动着镜头的焦点，告诉自己，准确再准确。我是现场唯一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向国内外发稿是我的神圣职责。

我庆幸上午进奥运村获得的重要信息，这使我不惜体力带上了新华社当时最长焦距的600毫米镜头和增距镜，抓拍到王军霞身披五星红旗像仙女下凡一样微笑、飘逸的画面，使这意义非凡的运动之美成为永恒。

采访重大体育赛事是记者生涯中光鲜的一面，但人们并不了解采访中所遇到的恶劣条件，甚至是生命危险。

1974年3月，我受新华社委派，跟随中国登山队赴西藏珠峰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和攀登珠峰的采访。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宁，然后坐汽车到拉萨，最后乘汽车挺进珠峰脚下。

从西宁出发时我们随队记者共3人，与科考队编在一组，队长是有丰富登山经验的曾曙生。当时进山的条件很差，装备也落后，大轿车到处漏风，颠簸得厉害。在兵站住的是木板大通铺，后半夜煤火炉子灭了，浑身发冷，皮肤发痒。早晨一看，被子上有不少吃人血的虱子，用手指一挤，咔咔响，鲜血冒出。沿途吃的蔬菜主要是结了冰的大白菜、土豆和萝卜之类。翻越五道梁时，一阵阵强烈的高山反应使我有些喘不过气，胸闷得慌。当地人有句谚语：五道梁冻死狼，一边阴来一边阳；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这里虽然只有海拔4680米，但空气中的含氧量仅有地平面的40%，是这条线上气候最为恶劣的地方，没人居住。我的头一阵阵痛，像有针刺，心跳加速，想吐，两腿发软发胀。随着汽车行进，感觉渐轻。

在沱沱河兵站休息时，登山队和科考队赛篮球。我看得手痒，也上了场。晚上刚睡下，感觉一阵阵胸闷，憋醒后头剧烈地疼痛，想喊喊不出声，想动两腿不听使唤。心想这下完了，就要在这里结束生命了，想到老母、五岁多的儿子……昏昏沉沉什么也不知道了。像是在做梦，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用力睁开眼，发现床边站了几个人，我的鼻子里插着管子。原来，我第一次处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没有适应高山反应就打篮球，造成大脑暂时缺氧，而火炉又使屋里空气中氧气更少，造成缺氧休克。查夜的曾曙生发现我脸色发青，浑身抖动，口吐白沫，赶紧采取输氧措施。因抢救及时，我逃过了这一劫。感谢曾曙生，如果不是他来查夜，我这条命就扔在那里了。事后，我和曾曙生成为好朋友，在北京经常聚会。

经10天跋涉，到达拉萨，又坐了3天汽车，终于到达珠峰脚下的绒布寺。珠峰的采访是艰苦的，但有珠峰雄伟壮丽、神秘莫测，冰川的晶莹剔透的吸引，有登山队员不怕苦、不怕死精神的鼓舞，我胜利地完成了3个月的采访任务。3个月不算长，但一直没洗澡、没换洗衣服，和北京的单位、家人没有一点联系却是很难忍受的。

作为一个老体育摄影记者，我很羡慕现在的记者。由于科技进步，相机更新，采访不用带胶卷、换胶卷、手动聚焦，出国不用带放大机、传真机，只带一台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和一个手机就可以包打天下了。回想起我们以前的经历，真是苦不堪言。

1982年，我受新华社指派赴南美采访厄瓜多尔世界游泳锦标赛、哥伦比亚世界男篮锦标赛、秘鲁世界女排锦标赛、阿根廷世界男排锦标赛，行程三个多月。所有的器材都要带，相机两个，胶卷两种共300多个，不同焦距的镜头、一台放大机、十多包相纸、一台照片传真机，还要带换洗衣物，总共有100多公斤。为了保证安全，只有行李箱可托运，其他都要随身携带。采访的辛苦自不必说，带着四五个铁箱子、大背包，每次转机都是一场消耗体力的搬运战。

作为体育摄影记者，经常接触教练员、运动员和体育官员甚至是裁判员，所以和他们交朋友获得新闻线索至关重要。我这一生交了不少朋友，从体育总局局长、副局长，各中心主任、副主任，到各队教练员、运动员。几十年来，他们帮我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要采访任务，每到关键时刻都伸出了援助之手。除许海峰外，当邹振先获得金鞋奖时，他马上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拍摄；当朱建华获得国际田联颁发的破世界纪录奖章时，他和我一起分享喜悦；当郎平在北京饭店举行婚礼时，我是受邀的唯一摄影记者；当李宁奥运会夺冠时，我在他父母家里和他一起尽情歌唱；当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照合影时，他们一定要我参加，并把奖杯放在我怀中……

回想这近40年的采访，我收获多多，也有遗憾。在这里，感谢新华社为我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感谢广大教练员、运动员和体育官员给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的记者生涯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