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馆路跑新闻

李贺普

位于天坛东侧的体育馆路，笔直、宽阔。路南，是挺拔、凝重的北京体育馆等建筑群；路北，是与其相对的灰暗老式“板楼”。国家体育总局及其辖属的训练局、体育科研所、体育报业总社以及足球、篮球、排球、乒羽、田径、游泳、体操、举重、水上、登山、社体等运动管理中心坐落在体育馆路两侧或其周边。

半个多世纪，新中国体育的变迁与辉煌在北京体育馆路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从上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专职从事体育报道，先后经历了体育掌门人王猛、庄则栋、李梦华、伍绍祖、袁伟民时代。体育馆路跑新闻，30余载乐此不疲，往往有“热点”报道先于或别于其他媒体，被同仁、好友戏称为体育馆路上的“首席记者”。

相声：《世界之最》

“李贺普上相声了。”好些年来，不断地有同事、朋友好奇地向我祝贺！

1986年6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全国相声大奖赛。天津相声演员李伯祥、杜国芝说的段子《世界之最》有这样一个情节——杜：谁的拳头最硬？李：郎平的拳头最硬，人们都叫她铁榔头。她最近担任了中国女排教练。北京日报登的消息，记者李贺普。

至今，相声《世界之最》在电视和电台中时有播出。其中有关铁榔头当教练的素材取自于我采写的一篇短新闻。6月10日，国家体委训练局局长李富荣宣布中国女排人事变动。新华社当天播发新闻《张蓉芳任国家女排主教练、郎平任教练 邓若曾辞去主教练职务》（新华社北京1985年6月10日电）。已经夺得四连冠、正在备战世锦赛的中国女排突然换帅，发生在体育馆路的这条新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竟被相声演员说进相声《世界之最》，连记者也带上了。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体育界叫响的有时代特色的口号。想当年，还在“吃皇粮”的中国足球队也曾凸显短暂辉煌，并传为中国足坛佳话：1981年10月18日，第12届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决赛中国足球队对科威特队的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由容志行、李富胜、沈祥福等组成的中国足球队，其男儿血性和斗志在这场比赛中充分释放、爆发，踢出了一场高水平的经典比赛。

体育记者要有激情，还要理智。那年头，记者还都是用笔和纸写稿。从体育场赶回编辑部的我兴奋地边说边写，国内部总编室的陈谈强就在一旁编发，流水作业，一气呵成，当晚播发新闻《中国足球队今晚以三比零胜科威特足球队》（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导语56个字：“中国足球队今晚以三比零胜科威特足球队，容志行、古广明、沈祥福各攻进一球。守门员李富胜扑住对方一次罚点球，也为中国队立了一功。”

这篇报道打破了“文革”时期加在新闻报道上的桎梏，摈弃了官话、套话，寓教于体，写比赛，写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回归了体育新闻的属性。只有几百字的这条竞赛短新闻，获得中国体育记协举办的首届体育好新闻奖，并收入1982年编印的《体育新闻选》。

“全运会不可替代”

全运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是举国体制下发展竞技体育的杠杆和最高形式。而掌控全运会的是体育馆路的主角——原国家体委和改组后的国家体育总局。

我参加过第三至第九届全运会报道。上世纪90年代以前，全运会项目设置多，规模大，如第六届全运会44个项目，第七届全运会43个项目。从1993年开始，国家体委实施奥运战略重大决策，全运会开始瘦身，调整项目设置。199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全运会设28个大项，并实施新的计分办法。除武术外，其他全部是奥运会项目。

八运会改革举措犹如体育馆路发生一次强烈“地震”，波及全国，或对设项或对计分办法纷纷提出质疑，一时成为体育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此时，我采访了国家体委综合司司长、八运会组委会秘书长吴寿章，并编发新闻：《吴寿章谈八运动会5项改革措施》（1月13日）、《国家体委出台八运会奖励和记分新办法》（1月13日）。5项改革措施包括：调整项目设置，新计分办法，运动员交流，兴奋剂控制，精神文明建设；计分办法包括：奥运会金牌计入全运会，解放军代表团双积分，集体球类项目加分，以及交流运动员计分办法等。两条消息及时、权威，解疑释惑，被各报、台广为采用，对正确引导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随着竞技体育的发展，兴奋剂、打架斗殴和裁判不公等不正之风集中反映到全运会上来。部分省市体育工作者及学者对全运会体制提出质疑，甚至公开呼吁取消全运会。全运会还要不要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时，我想到采访正在广州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为申办2008年奥运会作出突出贡献、德高望重的老体育工作者何振梁。经联系，我和年轻记者葛如江前往何老下榻的饭店采访，他介绍了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举办全运会的历史背景，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从广州看举办全运会城市的变化，充分肯定了举办全运会对促进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可替代作用和历史意义，也指出随着竞技体育的发展全运会反映出的种种问题，强调全运会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而不是取消。根据何老的谈话，我们编发了一条新闻《何振梁：全运会不可替代》（新华社广州11月23日电）。虽然是专访何振梁并如实记录他的谈话，但同时也旗帜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编辑部和记者的观点，发挥了正面引导舆论的作用。这篇只有几百字的短新闻被多家报、台采用，其中《南方日报》九运会专刊以头版通栏大标题刊载。

1998年3月10日：国家体委改组为体育总局

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大潮冲击着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且运行了几十年的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其中酝酿已久的国家体委机构改革备受关注。1997年11月25日，原国家体委在京举行竞赛工作会议，副主任袁伟民在主题报告中介绍了机构改革的最新方案：撤销竞赛一二三司，在已有的足球、登山、棋类等运动管理中心基础上，又新成立6个、重组3个管理中心，原训练局的各国家队也分别并入相应的运动管理中心。至此，我国已开展的80多个运动项目全部脱离国家体委，完成了管理体制向协会化、实体化的过渡。

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改革举措不仅如暴风骤雨席卷体育馆路，而且必然带动和催生各地体育管理体制的变革，影响深远。记者理智地判断这是体育界的“热点”，从国家体委机构改革的视角报道这次竞赛工作会议，当天编发一条冠以醒目标题的短新闻：《中国80多个运动项目全部脱离“婆婆”》（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常言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其实，记者一直关注着国家体委这次机构改革，多次跑体育馆路，曾专题采访主任伍绍祖以及人事司司长戴文忠等。由于记者事先了解机构改革内容和进程，并有机会采访这次体育竞赛工作会议，及时抓住了这条“热点新闻”，也是“独家新闻”，被国内各报、台广泛采用。

翌年3月10日，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4月6日正式挂牌。

北京奥组委“特聘专家”

2005年4月，北京奥组委与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举办“我为奥运添财富”活动。刚刚到北京奥组委工作的我，捐赠了一件与众不同的藏品——2001年度新华社优秀新闻《94.9%的北京市民支持申奥》的获奖证书及新闻稿复印件。

2001年初，在北京奥申委网站工作的原中国体育报副总编冯贵家向我转告，盖洛普（中国）公司对北京市民支持申奥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当时，正值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冲刺阶段，国际奥委会评估团2月将来北京考察。从新闻角度来说，这项民意调查结果是一条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从影响来说，盖洛普是一家境外知名咨询公司，其调查具有独立性、可信性。于是，我以冯贵家提供的信息编写了一条短新闻：《94.9%的北京市民支持申奥》（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在历届申办奥运会过程中，申办城市的市民支持率是重要条件之一，是个硬指标。《94.9%的北京市民支持申奥》这条新闻不到400字，由于其新闻价值、发稿时机，以及国内外媒体极高的采用率，被评为新华社当年（2001年度）社级好稿。

与奥运结缘，是我最值得珍惜和难忘的经历。早在1984年我曾采访洛杉矶奥运会，幸运的是我作为新华社“驻会记者”，先后两次采访北京申办奥运会全过程，亲历了1993年9月23日摩纳哥的“两票之差”和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的“中华圆梦”。2005年年初，我又幸运地走进北京奥组委，成为信息中心和新闻宣传部一名“特聘专家”，参与了整理、编辑《奥运会总结报告》（第一卷申办报告）、《奥运会大事记》、《我参与了北京奥运》（征文集），以及奥运会火炬境内传递先遣工作。奥运会结束后，我又被留下来编纂《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重要文献汇编》（一至四卷），直至2010年3月。

从北京两次申奥“驻会记者”，到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特聘专家”。20年（1990～2010）心得：只有参与才懂得珍惜，只有亲历才体会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