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了奥林匹克
张秀萍,1988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现中南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与”优秀毕业生”称号。同年7月进入中国体育报国际部,先后担任助理记者、记者和主任记者,一直致力于国际奥委会与奥林匹克运动新闻采写和报道。2003年到华奥星空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www.o1ympic.cn)任职至今。高级记者。
从事体育新闻工作20余载,已经独立完成或与他人合作翻译和撰写体育与奥林匹克相关书籍8部,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奥委会举办的国际会议与论坛,2006年曾赴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工作半年。
2009年荣获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银奖。
接到中国体育记者协会有关编辑出版《体育新闻眼》一书的通知,我觉得很兴奋,仿佛一个多年的愿望,正好有人很贴心地来帮助你实现。
真是弹指一挥间,岁月如流水,不经意之间时光就从指缝中溜走了。掐指算来,我大学毕业进入中国体育新闻界工作,已经整整过去了23年。回顾走过的岁月,不觉感慨万千。而最幸运的是,这份职业不仅让我与奥林匹克运动结缘,而且最终将我带入了对奥林匹克精神和价值的深深欣赏和追求之中,这实在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翻译第一本奥运书籍
1988年7月,怀揣着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的文凭,我与其他13名当年的应届毕业生一起,幸运地加入了中国最大的体育专业媒体——中国体育报,成为一名体育记者。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必然。我刚到报社,恰逢1988年首尔奥运会召开,领导指派给我的任务是:翻译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英文外报的有关本届奥运会的消息。
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投入与热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住在首都体育馆,离北京图书馆很近,因此周末经常会去北图看书。喜欢上奥林匹克运动之后,我特意查阅了当年北图藏有的有关奥运会的英文书籍,居然查到了《Make It Happen》和《The Games within the Games》。第一本书《好梦成真》,是由《洛杉矶时报》著名记者K·瑞奇先生追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申办和筹办整个过程13年,采访了60余名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委员以及组委会高级官员之后写成的。这本有关美国人尤伯罗斯与洛杉矶奥运会的书,后来被当时的出版商奥林匹克出版社赠送给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第二本《首尔奥运会内幕》,则是一本由两名法国记者写的有关1988年首尔奥运会申办内幕的书。
通过翻译这两本书,我不仅对奥林匹克运动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且也让自己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还结识了一些朋友。记得当2004年我有幸赴希腊采访雅典奥运会,见到时任美国奥委会主席、被誉为“奥运会经济之父”的尤伯罗斯先生,要求与他合影时,他居然称我是他的“中国女儿”。
当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还翻译了其他一些体育与奥林匹克书籍,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人高斯帕的传记《My Olympic Life》(译为《奥运人生》)。至今,我已经先后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8本书,离我自己早年制定的一生完成10本体育书籍翻译的目标,只剩下2本了……
为此,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得意:毕竟,我正在把一个多年的梦想,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
人生有梦真好。
采访两位主席的经历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作为一名体育记者,我有幸先后采访过不久前刚刚辞世的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西班牙人胡安·安东尼·萨马兰奇和现任主席比利时人雅克·罗格。
1990年9月,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翁应邀来中国出席北京亚运会。当他抵达北京国际机场时,记者们在贵宾室将他团团围住。我作为刚刚在《中国体育报》工作两年多的年轻记者,获得了采访机会。当时,报社总编辑给我的任务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主席,并让他给中国的体育迷们题词。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子拼劲,我当时居然真的挤到了第一排,不仅第一个向萨翁提问,而且还顺利地让他给《中国体育报》题了词。为了写这篇手记,我特意又去翻看了当年的报纸。萨翁当年的题词是这样的:谨向《中国体育报》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
很遗憾,这份珍贵的萨翁“手谕”,我没有保留下来。当年将题词交到夜班制版后,我没有去要回来留着,作为纪念。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太没有文物保护意识了,就这样在不经意间,丢失了萨翁宝贵的题词,丢失了一份很珍贵的奥林匹克文物。
而2001年在北京大学生运动会期间采访罗格主席,对于我的意义,那就绝对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采访了。那是一次团队合作的最好的体验。当时我正遭遇生活上的一些挫折,为了能够让我完成一整天对罗格主席的跟踪采访,报社司机班派车从早上一大早罗格主席抵达机场开始,就一直跟着,中午又先送我回到报社,写完前半天的稿子,下午再继续跟踪主席的活动。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到报社,而夜班的编辑就等着我完成稿件上版。最后,几乎一整版《罗格北京一日》的稿子出炉,获得了各方的好评。
这份经历成为了我美好的人生记忆,我常常会回味她,而每一次想起,心里都是暖暖的。
有工作真的很好,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那是人间天堂。
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日子
我是因为国际奥委会国际合作与发展部的一位同事休产假,才在2006年有机会补她的“空缺”,来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工作半年的。
当年,国际合作与发展部算上我一共7名员工,却分别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津巴布韦和英国6个国家,算得上是一个“小小联合国”。但是,大家在一起,工作上合作得很愉快,尤其是我这个新人,从我的每一位同事那儿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写的每一封公函,都需要改上几遍,国际奥委会对员工的工作水准要求很严格,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刚刚开始时,真的感到很不适应。但是,现在回头看,这是一笔难得的财富。
我的每一位同事都很能干,尤其是我们的高级经理意大利人卡迪娅·马什卡格妮,她简直就是个“女超人”,好像没有事情能够难倒她。每一个同事都单独承担着某一方面的工作,而最忙的人则是我们的主任托米·西托里,他就像一个“空中飞人”,几乎每个月都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世界各地出差。来自津巴布韦的他曾经是一个时政和体育记者,后来还担任过国际奥委会委员,曾经是国际奥委会2008年奥运会考察团成员,对中国非常友好。他对工作充满热情,国际合作与发展部分管的一些工作称得上是国际奥委会的形象工程,有时运作起来难度很大,但是托米·西托里总是对每一项工作都满怀激情,他的这种精神也感染了部里其他的人,使我们大家对工作都非常投入。
国际奥委会历史上第八位主席罗格是在2001年入主国际奥委会的。除了在全世界周游,参加各种重要的体育活动外,这位外科医生出身的主席主要活动场所就是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的主席办公室。
罗格办公室有5名秘书,其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多年前只身来到瑞士闯荡的山东姑娘王崎。在我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半年时间里,王崎给予我很多帮助。正是通过她的安排,我有幸参观了位于二楼的罗格办公室。这是一间非常朴素的办公室,面积不足30平方米。房间被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会客用,另一部分办公。办公区域只有一张与其他员工一样的办公桌,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些日常的办公用品,还有一台传真机和一台电视。房间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名画,但照片只有一张,放在桌子上的台灯旁边的,那是一张经过电脑合成处理的照片,上面是罗格主席与过去7位主席的合影。
平日里的罗格主席平易近人,员工们可以在总部的食堂里与他一起用餐。据说,罗格也常常在食堂和奥林匹克博物馆的餐厅里,用工作餐宴请各方来客,而当被问及为何这样选择时,罗格的想法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份难得的经历,改变了我对人生的众多看法,也得以有机会认识了很多体育名人,并对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项事业和产业的实际运作,有了比较全面的和理性的认识,对后来的工作起到很好辅助作用。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很少去一线报道新闻了,转而投入编辑工作。然而,从前的记者生涯积累的经验和阅历,成为了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因此,如今面对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编辑的工作,显得游刃有余,其乐无穷。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的必然。
这也是我写就此文的初衷,希望能够对刚刚步入记者行列的年轻人,有所启迪,祝福他们能够更加勇敢、执着地面对自己选择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