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看全运会的取消

王猛

（湖北宜昌市三峡高中，湖北 宜昌 443100）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等方法对全运会进行分析，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基于体育应为公共服务的视角，提出取消全运会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符合体育体制改革的需要，这样可以使各级政府体育部门“有心”为人民服务、“有力”为人民服务、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关键词：全运会；体育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利益

作者简介：王猛（1968～），中级教师。研究方向：体育理论。

1 对全运会的争议

全运会从第一届到2009年的第十一届，规模越来越大。其各种矛盾和弊端也日渐突显。另外，举国体制越来越受到体育界内外人士的质疑，全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核心地位，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争议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对全运会的认识越来越理性。徐本力、田春兰等人认为，全运会推进了《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保证和协调了以奥运会项目为重点的奥运会战略项目布局系统的形成与不断完善，推动了承办城市形象的建设，促进了全民精神文明建设，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推进了体育产业化和社会化的进程。但是全运会形成“奥运低谷、全运高峰”的反常现象、过于集中的组织形式，削弱了全运会的总体效益、全运会中漫延了许多不正之风。刘礼国、徐烨等人认为全运会参赛主体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比赛缺乏可比性、地方搞全运战略影响国家奥运战略的落实、优秀运动员及其比赛成绩归属存在纠纷、地方体育部门把全运会当作政绩工程、全运会占用大部分体育经费影响了全民健身战略、虚假比赛影响体育产业的开发、政府在全运会上唱独角戏。黄文敏等人认为，现行的全运会体制功过并存、利弊共存，需要科学地加以认识。张崇民等人认为全运会要与市场接轨、全运会应大众化，提高市民的参与度、鼓励社会培养竞技体育人才、参赛主体多元化，调整比赛时间，与奥运会接轨；改革全运会奖励办法。

全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重要标志，其历史功绩应该得到承认，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建国之初，作为“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运会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的人力、物力、财力能集中起来迅速发展竞技体育事业，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奥运金牌”作为公共产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国人民都来“买单”是由历史决定、必然的，具有合理性。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但这种历史性的选择已不能成为改革的借口与挡箭牌。首先，取消全运会，让项目协会实体化，能促使其主动的寻找市场、开拓市场，改变以往“等、靠、要”的思维及行为方式（美国是最典型的例证，美国没有全国性的运动会，仅有选拔赛，其市场化的方式让奥运金牌更易让普通群众接受）。其次，取消全运会，使财政资金用于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体育需要，更好地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可使更多的人来了解体育，进而支持体育；再次，取消全运会，减少各级政府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失位、缺位与错位现象（2009年12月7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汉有两只健身队因争场地而大打出手正好说明了群众的体育需要日益上升，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不足、政府的失位现象）。笔者认为，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的转型，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依据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体育应该为公共服务理念的指引下，取消全运会有利于体育为公共服务。

2 从体育公共服务视角看全运会

2.1 取消全运会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目标。人类社会管理从农业社会的管制到工业社会的管理，再到后工业社会的服务，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趋势。人类公共行政走向“服务行政模式”成为历史的必然。建国以后，我国的几代领导人都把“服务”作为政府行政的宗旨，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只要有利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今天以胡锦涛同志为中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都把最广大人民群众放在核心的地位。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应该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中心，都应该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特别是普通群众和弱势群体的需要。试看全运会的参与主体，其包括教练员、运动员、体育官员、政府官员、为竞技体育发展的科研人员等。他们可以定义为利益“圈子”内的人士，当然也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而最广大的、普通人民群众只能充当看客、消费群体、服务人员等。由此看，全运会只是属于政府的、竞技体育的全运会，普通群众只是全运会的边缘人而已。并且，由于全运会仅在一省甚至是一城举办，更多的普通群众不但不能感受全运会的气氛，甚至连全运会是什么也不知道。如此的全运会还要花费巨额的财政资金，也没有达到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目的，这从很大一部分运动员代表本省市参加全员会就退役就可以证明，他们只是成了各省市取得佳绩、赚得政绩的工具，甚至是一些官员“升官”的重要砝码。曾有某省体育领导因在全运会表现不佳刚下飞机便被就地免职，也有在全运会要比赛之前因压力太大便向总局领导递上辞呈，体育事业的功能被全运体制完全异化。而对于举办城来说，虽说是改善了城市的环境，但改善环境首先无需如此巨大的财政资金，其次所建场馆与体育公共服务便利性、公共性的特征也有差距。所以，全运会并没有起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作用，和现阶段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相悖。而如果只是把全运会当做一个练兵的机会，大可以走市场化的道路，多举行各种形式的单项比赛。让政府不再背如此之大一个全运包袱，让其职能早日回到为民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道路上来，如此也将更大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2.2 全运会的取消，符合体育体制改革的需要

全运会是我国目前竞技体育体制中的一环。有人说，取消了全运会，就等于取消了举国体制。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站在既得利益的位置上。因为取消了全运会，使各级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失去了发展竞技体育的动力和应用发展竞技体育的目标、获得经济利益和政绩的机会。取消全运会，可以使各级政府减少直接对竞技体育的投入，真正使体育走向市场，举国体制赖以生存的三级训练体制亦可保留，只是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走向市场，避免投入大于产出的风险，同时也避免政府投入，如没有产出却没有人负责的情况，有效地保护了纳税人的利益，有效地维护了政府的公信力。由此可见，取消全运会，是体育体制改革，让体育走向市场、体育事业真正服务人民的第一步。笔者认为，全运会取消以后，可以明确中央一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中央一级政府代表国家，主要管理竞技体育，以奥运争光计划为主，各项目实行协会制管理，投入主要以市场为主，中央财政可以提供必要的事业性经费做保障。地方政府代表人民利益，主要管理大众体育，以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为主，投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同时在现阶段，可以积极吸纳社会体育资源。同时，中央财政在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上，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促进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2.3 取消全运会，使各级政府体育部门“有心”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

中国人在交往中讲究“有心”在对方“身”上，这种现象不光出现在人与人之间，还出现在组织或政府与人、组织与组织、政府与政府之间。中国人的这种“有心”在对方“身”上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通过人情的磁力场达到了控制或者说依靠对方的目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央领导人、政府及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的确立，各项体育政策的制定上，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心”在人民“身”上。在建国之初，为了国人迅速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使国人在世界舞台上能扬眉吐气，制订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策略，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选择，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在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像工间操这种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等都曾被外国民众羡慕和惊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登上了金牌榜的第一，使中国的体育（确切地说应该是竞技体育）像中国的经济一样，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然而，群众体育却没有跟上竞技体育发展的步伐，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势。由中国特色的“工间操”被“文件化”和流于形式的、作为形象工程的“形象化”，被零星的、被小孩当玩具的健身路径所取代。国人体质特别是青少年体制的逐年下降，虽然已被觉察，但行动还很缓慢，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还需要我们的体育事业决策者们更多的“心”放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2.4 取消全运会，使各级政府体育部门“有力”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

现阶段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主要靠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拨款。由于金牌战略的存在，使各级财政资金投入大部分用于竞技体育，并且不计成本，从而造成了即使地方政府想为人民服务、想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也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因为没有“财”。而价值性和政治口号式的利益，它们都替代了现实的、具体的物质利益，人们逐渐习惯甚或满足于教条化的政治利益。因为没有“财”，也就没有“力”。笔者认为，作为中央一级政府，其考虑国家利益有其合理性，应该站在国家的高度考虑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可以以奥运金牌为导向。而作为地方政府，却应该以本地区居民的体育需要考虑，以服务本地区居民为宗旨，以体育公共服务为主。这样，实现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层管理。

2.5 取消全运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是以一些人为本，也不是以一部分人为本，而是以所有的人为本。体育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体育事业的发展应该以所有的人的发展为目标。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多种体育利益主体开始形成。体育的社会目标和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体育利益逐渐分化。但无论利益如何分化，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体育的发展应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举国体制的形成，全运会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有其必然性。是我国在建国之初为了迅速脱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让国人能在世界的舞台上迅速吐气扬眉而做出以牺牲群众体育利益为基础，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也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时代发展到今天，如今的我国已经不完全需要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符合来对我国的综合实力代言，实现体育利益从国家政治利益到人民利益的回归，也是历史的选择。但由于全运会的存在，使得各级政府的行政目标不得不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公共利益与政绩观的冲突使各级长官不得不考虑自身的乌纱帽，不得不维护与自身利益利益息息相关的“圈子”的利益。再加上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权利冲突，自身行政伦理主体性的欠缺，而又缺乏对其行政裁量权的监督，其很难把体育公共利益，把最广大人民的体育利益纳入他们的政策体系之中。所以，要让各级政府能最大限度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让政府“有心”，“有力”为人民服务，取消全运会，让金牌的实现路径多元化，已刻不容缓。当然，在取消全运会以后，部分项目的市场化路程可能比较艰辛，但这段艰辛的是非走不可的。另外，对于体制的改革，政府不能因为“体制迷恋”或者“惰性”等原因，放缓改革的速度或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进而不能满足或侵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 结 语

加速政府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今后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我国所有事业的发展，政府职能都应该在这一目标模式下进行定位，即为发展服务，这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同样应定位在服务上，为群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为竞技体育提供发展环境服务等。目前，全运会是一切矛盾的聚焦点。我们要统一认识，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取消全运会，促进各项目实体化，多举行各种单项的全国比赛或者选拔赛，这样使一些财力有限的省份由于单项比赛需要的比赛场地和资金少，也可以参与到赛事的举办上来，促进城市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各种腐败的发生。另外，要把体育公共服务职能指标纳入到政府体育事业的考核体系之中，并逐渐加大其权重。把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到体育公共服务的考核体系当中，一方面使体育政府职能逐渐得到转换，另一方面使每一位公民都公平地享受到体育福利，从而也可以避免千人秧歌、万人太极的局面。取消全运会是促进我国体育和谐发展的第一步，让各级政府既“有心”又“有财”地为大众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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