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男队几次受挫的教训浅析

我们要讨论的所谓的受挫，指的是没有拿到或保持住世界冠军，而只拿到亚军的这种情况。然而，就中国运动界而言，世界亚军，也仍然属我国优势项目之列，就世界范围讲，也仍然算得上是先进水平。可见，中国乒乓球队所定的受挫指标，是很高的。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乒乓球界历来有雄心壮志，这就是勇夺冠军，为国争光，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国人的心目中，对乒乓球队的期望值一直特别高，拿了冠军是理所当然，拿了亚军就会引起震动。

但事物的发展不可能直线上升或永保高峰，特别是运动场上的对抗，胜负是常有转换

本着中国队一贯高标准要求自己的指导思想，我们拟对男队几次受挫，特别是80年代末的第40届世界锦标赛上，男队失去男团、男单、男双冠军的经验教训作一探讨：

1.受挫的必然性

男队技术滑坡的趋势，在40届之前已经出现，40届受挫，虽有偶然因素（不至0∶ 5败北），但必然性是主要的。

男队在第35届受挫之后，经过卧薪尝胆的两年，于1981年在第36届上以全新面貌出现，一举全面翻身，与女队一道，囊括了全部七项冠军及五个单项亚军，可说是登峰造极。此后的第37届、38届、39届，又都连续获得六项冠军，创造了整个八十年代单项运动史上奇迹之一。

奇迹虽是创造了，但忧患也潜伏其中，即我已成了“众矢之的”，“世界打中国”。只要留心观察，即不难发现，每届大赛虽然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但仍难以保住高峰阵地不被突破。而且，在技术上的优势一届比一届少、一届比一届难打，这个滑坡是逐渐发生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渐变过程。直至1987年及整个1988年，在亚欧对抗赛、重大公开赛及奥运会上，男队逐渐下滑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到了1989年初的第40届，就滑至了历史的低谷。

在第36届时，我男团在发球抢攻和接发球与抢攻两大阶段实力比较上，得分率都相当高，所以他们虽然在相持阶段中输得不多或仅仅平手，也能取胜（表7）。以后的若干年，如1985年第38届，我们的发球抢攻仍占有优势，但接发球与抢攻就有点下滑了。

到了1988年，情况又有所不同，以1988年的第九届世界杯大赛为例，欧亚强手的发球抢攻水平与中国队并驾齐驱（欧亚强手发球抢攻得分率为64.6～71.8%，中国队为59.7～71.1%），我们已没有优势，有时甚至落后。接发球抢攻的状况与发抢相似，欧洲强队不仅习惯了中国队的发球，有时接抢能力还强过我们。

2.将全局比赛的得失分划分为发抢、接抢与相持三段

2.Dividing a match inTo 3partS：atrack a{Ter serve，reCepttonand raUy

3. 得分率=× 100%

使用率=× 100%

3.Scoring rate=× 100%

Using rate=×100%

以上变化，有重大意义：我们历来的法宝，即积极主动、先发制人、抢先上手的战略战术，遇到了很大的阻抗，别人拿我们的法宝来对付我们。如果我们在前一半的比赛中没能多赢几分，则相持就没有多少退路了，而相持球历来是欧洲选手的长处。与国外优秀运动员相比，虽然我们的相持能力比过去有长进，但仍超不过欧洲强手。

上述趋势已持续了较长时间，直至第40届时，下滑就成为必然了，而且更为明显。如对瑞典队决赛时的五盘球，江、滕、陈三人平均发球抢攻的得分率只达58.84%（使用率为23.0%），达历史低谷，而瑞典队三人平均发球抢攻得分率为65%（使用率为23.7%）。这组数字表明，一向为中国队特长的发球和发球抢攻的优势，已转向瑞典队一方。而接发球与抢攻的能力，也首次以较大幅度落后于瑞典队，如中国队三人平均接抢得分率为40.86%（使用率25.8%），瑞典队三人平均接抢得分率为54.9%（使用率19.64%）。至于相持球，这历来是人家的长处，中国队落后，自在情理之中，如中国队三人平均得分率仅为40.42%（使用率50.76%），瑞典队三人平均得分率则为49.7%（使用率56.38%）（表8）。至于对付弧圈球的能力，中远台技术以及反手进攻能力，则都明显落后于对方。

2.受挫的多种因素

这种由渐变到突变过程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从宏观范畴看，是因为世界性的技术交流频繁了，彼此的“底牌”都亮了，学习借鉴的机会多了，搏弈双方的长短，都不会停留在昔日的水平，或此消彼长，或彼消此长。而训练方法，正如前国际乒联主席荻村伊智郎所说，目前流行的训练方法，各国都大体接近。

（2）中国队长久的胜利，掩盖着某些不足。特别是80年代，从第36届至39届的4次大胜，使中国队对潜伏着的某些“危机”，虽有认识，但改革的决心和势头不大，虽然叫喊着“狼来了”，但对打狼的策略实施不力。说明这种情况的两个例子是：整个训练梯队有些青黄不接，队员虽然不少，但有断层，且拔尖人才不多，特别是具有鲜明风格、独特打法、水平较高的后备人才奇缺，第一次出现了男团阵容难以挑人的局面，被迫在决赛场次出人排阵时出以“下”策，更不要说以往曾有过的“抢班夺权”和“秘密武器”了；第二个例子是打法的改革，由于只重视了对速度与旋转的矛盾性及其相互克制的一面的研究，而对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相互依存的一面缺乏理解，故长期以来未能在快攻打法中将速度与旋转融为一体的试验进行下去，错过了历史的机会，未能实施超前战略，而让欧洲打法在旋转与速度的结合上先于我们一步。对于江嘉良、陈龙灿为代表的直拍正胶快攻打法，虽然在他们屡建功勋之时，就已意识到此种打法已越打越难，路子越走越窄，但还是迟迟未出现新打法的人选和模式，倒是有一茬一茬运动员仍在以他们为理想样板发展下去，直到在第24届奥运会及第40届大赛上连续受挫之后，才使许多行家有所清醒，痛下决心思谋改革。

（3）在整个训练体系及队伍的管理上，尚未建立起一套适应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大环境变化后的教育训练办法。对于如何加强对运动员应具有的祖国荣誉感、事业心、责任感的培养教育，采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法是对的，但实践的结果，尚显得软弱无力。部分队员考虑个人后路较多，考虑刻苦训练、为国争光、勇攀高峰较少，滋长了享受情绪，感到刻苦训练没有尽头，不仅没有过去的加班加点，有时连正常出勤都无保证。这种现象，使全队刻苦训练的风气弱化。而更多影响“军心”的是经济，部分运动员外流，在国外打球，收入高于国内上百倍乃至数百倍，使有条件的队员程度不同地产生了攀比心理和思外情绪。为保持正常的训练和提高训练质量，教练员对这类事情的处理虽牵扯了巨大精力，但收效却不甚理想。

（4）在训练上，特别是最近几年，国家队乃至各级运动队，从难从严不如以往，训练量加不上去，训练质量没有进一步提高，训练水平有所下降，特别是思想未能全神贯注，精神、气质、心理、作风都不及以往敢打、敢斗、顽强拼搏。在技术的钻研和创新上，没有新的建树，使得某些打法显得陈旧，技术显得单调。竞技场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发球抢攻要多样化”，“接发球抢攻技术要多样化”，叫了多年，却是在欧洲开花结果；由于不进则退，而受治于人。在培养多种打法“百花齐放”上，虽仍有一些花色品种，但也不如以往的多，而尤其严重的是，缺乏高质量、高水平有创新意味的打法，直至第40届男团决赛时，被迫全用快攻上场，其他打法不仅没有挑选余地，简直是后继无人。耐人回味的是瑞典队的与以往比较，带有创新意味的一种全能打法，在男子世界杯赛中横扫千军。他们发接球好，相持能力强，台内球能搓、挑、摆、撇、弹，近台球能拨、打、拉，中台球能拉打结合，远台能对拉、反拉，且无论是中近台还是中远台，都能两面开弓，跑动积极，照顾范围大。而这种打法，我国竟还没有，更不要说高水平的了。（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