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乒乓球技术发展规律及趋势
我国乒乓球运动水平50年代末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至今已保持领先地位达30年之久。然而自从1988年起乒乓球被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我国技术水平已有所下滑。为了使我国乒乓球运动水平在新形势下能继续保持先进水平,摆脱目前出现的“危机”,有必要深化对乒乒球运动发展规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力求对该项运动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
纵观现代球类运动发展历史,仅有我国的乒乓球和前苏联女子篮球能够在世界上长久地保持领先地位。因此,从宏观角度出发,站在世界乒坛的高度探寻揭示乒乓球技术发展的规律,不仅可为我们乒乓球项目摆脱目前的危机状态起到积极作用,而且,还将为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自已的贡献。
为此,我们首先对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过程进行简要的回顾,然后着重对我国乒乓球的成功经验、受挫教训进行总结,对发展规律进行探讨,最后,着力于研究2000年前世界乒坛的发展趋势并提出我们的对策和建议。
(一)我国乒乓球运动发展过程的简要回顾
从1959年~1989年,我队参加了1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总共98枚金牌中,我队拿了56.5项冠军,占57.6%。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1989年的10年,世乒赛、世界杯赛及奥运会赛共56枚金牌,我队拿了41枚,占73.2%。从60年代初开始,我国乒乓球项目在世界乒坛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这在中外竞技项目史上是罕见的(见表1)。
表1 中国乒乓球队获世界冠军总统计表
注:第24届世乒赛~40届世乒赛(29、30届除外)冠军总数为98项,我队获56.5项,占57.6%。98 +10(世界杯)+4(奥运会)=112项,其中我队获65.5项,占58.4%。
Notes:From 24th to 40th(except 29th、30th),total 98 champions,56.5 for ours(57.6%)。98+10(World Cup)+4(Olympiade)=112,65.5 for ours(58.4%)。
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过程,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1.创业上升阶段(50年代)
在整个5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无论在技术战术训练、理论探索方面,还是在队伍建设方面,都是处于艰苦创业阶段。
在这段时期,中国队采取的竞争战略是一种“递进式”战略,即首先争取打败欧洲,然后争取在决赛中与日本抗衡。因此,如何首先过好欧洲的“削球关”就成为训练中需要予以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技术方面,由于对乒乓球运动规律的认识才刚刚起步,因而还不能提出较完整的训练指导思想。然而,经过几年的训练与竞赛的实践,中国队已逐渐从经验层次上认识了“速度”在乒乓球比赛中的意义。以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容国团获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为契机,中国队的技术已呈现出“以快为主”的特征。但因为在“稳”、“转”等方面还处于低水平,加之在战术等方面还缺乏研究与训练,因而总的说来,此时期中国队还只是处于创业、上升阶段。
2.攀登高峰阶段(60年代)
中国队在1961年第26届世乒赛中一举夺得男团、男单、女单三项冠军,标志着我国在60年代已初步登上世界乒乓球运动高峰。
随着中国队实力的提高,60年代的竞争已由50年代的“递进式战略”变为“两条战线作战战略”,同时与欧洲和日本抗衡。为了完成这一战略,对我国运动员的技战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能对付欧洲的削球打法,又能对付日本的进攻型打法。技术与战术的日益复杂,亦要求运动员具备较高的智力水平。
这时期发展的制约重点为技术与战术。
中国队在60年代初步登上世界乒坛高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乒乓球的制胜因素有了许多理性认识。这时快攻打法的“快、准、狠、变”的训练指导思想已明确提出。同时,对制胜系统的基本特征也已开始了研究。例如,26届世乒赛之前,为了增大制胜系统的适应能力,集训了全国108名不同打法的优秀运动员,着重进行了针对欧洲、日本的模拟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对乒乓球制胜因素的核心之一——速度的积极性、主动性,有了充分的认识。在这些认识的指导下,搏弈决策以快为主,搏弈对策确定为“以快制转”。在这些认识的指导下,近台快攻技术有了创新并显出了巨大威力。连获三届世界男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单打冠亚军,打败了欧洲的下旋削球和日本的上旋弧圈球,在第28届世乒赛中,中国队一举夺得七项冠军中的五项,登上世界技术高峰。
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乒赛上以四名新秀出战,尤其是使用了快攻和削球两支“奇兵”:决赛时削球手林慧卿、郑敏之突然出场与日本队决赛,首次获得考比伦杯。这次成功的决策,为其后女队夺得团体“八连冠”拓开了制胜的道路,是中国队战略决策思想的一次飞跃。
我国男女乒乓球队的搏弈决策在这一阶段中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果断启用新人,敢于在战略上出奇制胜、以奇攻坚,从而获得了战略战术及心理方面的优势。
3.相持抗衡阶段(70年代)
经过几年中断(“文革”),中国队于1971年重返世界乒坛。此时,我们突然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与60年代迥然不同的欧洲——他们基本舍弃了传统的削球打法,创造性地发展了弧圈球技术,以横拍快攻结合弧圈或弧圈结合快攻两种打法咄咄逼人地向中国队发起了挑战,采用以旋转为主的对策来制约快攻。中国队仍以速度为主的打法反制约。从而进入了相持抗衡阶段。
在此阶段,中国队准确地看出,由于日本国内训练指导思想的混乱(如对乒乓球的制胜因素认识不足,既想学欧洲又想学中国,但又不注意自己的特点,造成混乱局面),日本乒乓球竞技水平已呈下降趋势,基本上不足以与中国队抗衡。因而,中国队提出了以打败欧洲为主要目标的竞争战略。
这个阶段制约重点仍然是技术和战术。
中国队对技术问题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欧洲重新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其主导技术——弧圈技术的发展与完善。而中国欲打败欧洲,首要任务是遏制欧洲的主导技术。因此,过“弧圈”关,就成为这时期中国队技战术训练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焦点。
随着对弧圈技术认识的的加深,中国队及时认识到“旋转”在乒乓球竞赛中的重大威力和位置。31届世乒赛后,经过全国性大讨论,在快攻打法“以快为主“的指导思想中,也加上了“转“。至此,中国队对乒乓球制胜因素的认识更加趋于完善。同时,对球拍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日益加深。
4.保持优势——交错抗衡阶段(80年代)
1981年我男女队在第36届世乒赛上囊括全部7项冠军。在第37、第38、第39届世乒赛上又均获6项冠军,在世界乒坛上保持了领先地位。然而,至1988—1989年中国男队在世界级大赛中,开始失利于瑞典和韩国,先是在奥运会失去了男单,后又在第40届上失去了男团、男单、男双,逐渐下滑至历史低谷。
仔细剖析这10年的历程,就会发现尽管中国队在整体上仍保持优势,但80年代末期男队终于出现下滑局面,甚至喊了几年的“狼来了“也未挽回下滑逆势。究其原因,有如下数点:
(1)规则发生重大变化。第36届世乒赛中国队囊括全部7项冠军,使欧洲、日本、韩国的目光全部对准了我国,出现了“中国打世界、世界打中国”的局面,要求对规则中关于球拍的规定加以变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第37届世乒赛后,规则终于对球拍进行了新的限制。从客观上讲,这种限制对中国队用两面不同性能球拍者起了更大的约束作用,它使我们几名主力队员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中国队在这个问题上,克服了远比其它国家更为巨大的困难。
(2)随着韩国队的重新奋起,中国队在此时期的竞争战略,从80年代初的单面作战(对付欧洲)逐渐又转入两面作战,韩国男女队凶狠的打法,给中国队造成了很大威胁。第10届亚运会,我男女队双告失利,第9届亚洲锦标赛中我女队又负于韩国队。第36届世乒赛,女双金牌也被韩国队从中国队手中夺走。在第24届奥运会上,韩国选手挟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夺女双、男单两枚金牌,与中国队平分秋色。这种情形,远比70年代更为严峻。
(3)瑞典及欧洲选手囊括40届男团、男单、男双冠军,标志着他们的技术水平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实现了历史的飞跃。在技术上,其“发”、“接”、“抢”的水平,已超过中国队,而相持能力,又历来是他们之所长。加之这几年来,在连续四届包揽6—7项冠军的掩盖下,中国队的创新势头日呈停滞趋势。我们的创新少了,其它强国的创新显示了威力,例如,韩国队的两面攻结合推挡,瑞典队的节奏变化等等。因而我们和其它国家运动员的较量,主要为现有技术质量的较量。在质量没有新的提高没有制胜“法宝”的情况下,相对说来,我们进行的这种较量十分艰苦,对胜负的把握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在80年代,中国队在前中期占有优势,在中后期,又开始了交替抗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