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导论
一、选题依据
（一）时代背景：民族主义重构寰球的世纪潮汐
20世纪末期，哲学家伯林对民族主义的伟大力量进行了设问式的描绘：“它无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们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个缺了它的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之一，在有的地方则是唯一强大的运动；而那些没有预见到这一运动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甚至丧失了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
自从民族国家最初在西欧出现，全世界掀起了创建民族国家的高潮。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三次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不断地冲击国际秩序，重塑寰球面貌，划定政治版图。第一次浪潮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浪潮表现为世纪中期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第三次浪潮在世纪之末与苏东剧变同时出现，造成国际格局的又一次巨大变化。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民族主义浪潮在全世界广泛的地区风起云涌，从宗教的、文化的、种族的状态转化为各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在民族主义动员下，社会力量被组织起来，裹挟着宗教势力、种族势力、文化传统，把民族国家这样的社会组织模式扩散到世界所有角落。
经历多年的历炼与积淀，民族主义早已跨越了政治运动的藩篱，进入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正如柏林所言，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暗示过民族主义将主宰这个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其影响达到了这样程度：任何社会运动或革命，如果不与民族主义结盟，至少要做到不直接与之对抗，就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国际、国内的各种集体场合，如庆典、祭祀、体育竞赛、教育、文化、表演、娱乐等等，都可以体验到民族主义情绪。在大多数国家，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的依据；国家之间的竞争、对抗和战争，成为民族主义圣战；各国政府用民族主义为其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辩护，并当作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的工具；在政党纲领中，民族主义旗帜高高飘扬：号召民众，组织社会力量、向政敌挑战。民族主义思潮及其实践，为社会科学领域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在文化艺术中，民族主义风尚被创造，相关的词语，如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等等构成了各个国家、社会和文化中流行的和主流的话语。
Jeffrey O.Segrave和Donald Chu提出：“对那些愿意理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来说，必须给予民族主义最广泛的关注。”纵览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民族主义的演进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相互交织，一些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动因的事件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作为近代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发生了怎样的逻辑关联？民族主义是如何在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交互演进中影响后者的发展轨迹？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崇尚的国际主义理想是如何博弈的？这些问题促使本研究进行历史性的回顾与反思。
（二）问题意识：民族主义挥向奥运的双刃之剑
Tatz精当地描述了体育在政治版图上游走的艰难：“体育通常如此重要，它被高度组织化，形成一个产业，能够带来金钱和利润；它也常被意识形态、声望地位、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外交关系和战争所利用，充当媒介。”
在民族国家林立、民族主义弥散的20世纪，奥林匹克运动“因普适性的执著理想导致其面对国际政治的诸般要求时显得尤其脆弱”。无疑，Hill的结论说明了奥林匹克运动面临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面貌出现的民族主义冲击时，具有着被动性。首先，这种被动地位可以从体育文化具有社会操作的从属性中寻找答案：“正因为具有诸多其他社会文化无可比拟的亲和性，再加上它本身不是一种可以直接生产物质利益的活动方式，因此，体育文化往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社会其他文化尤其是经济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所控制和利用”；其次，奥林匹克运动中，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委员不断增长的各自政府依附性也增加了奥林匹克运动的非独立性；再次，这种被动地位还可以从民族主义自身摇摆的两面性中发现问题：民族主义即可以是国家统一的力量，也可以是国家瓦解的力量。从国际范围看，满足民族主义的要求即可以起稳定作用，也可起扰乱作用。在“政治势力干预与民族主义介入”的语境中，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显得尤为突出。布伦戴奇说：“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危险之一，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奥林匹克运动。”
要想客观、真实地梳理民族主义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双重性影响，就必须对民族主义浪潮的腐蚀力与建构力进行辨证认识。而研究民族主义与其他社会力量的交互关系也显得十分必要，虽然，因民族主义催生的问题并不能涵盖奥林匹克面临的所有危机，比如战争冲击问题、种族主义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等。毕竟“许多人认为，是体育中的民族主义催生了体育中的其他政治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彼此纠缠，防止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浸染常常会提高由其他问题带来的危害”。民族主义是如何发挥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建构力和解构力的？民族主义问题在“政治问题群落”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以上均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未来向度：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何以可能
在顾拜旦设想的奥林匹克运动理想中，民族主义仅仅是一个起点：“奥林匹克运动具有培养三种情感的能力，首先是爱国主义，接着是冲动的世界主义，最后是理智的国际主义。”可以看出，顾拜旦希望达到的境界是和平的国际主义：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精神相互了解——的体育运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美好的世界作贡献。体育竞赛的政治色彩是最淡的，世界和平则是政治色彩最浓的的目标，这两者的结合看似矛盾体，但却以悖论的方式表达了顾拜旦的伟大理想。
纵览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历史，可以发现奥林匹克的理想与现实在不断地冲突和调试之中。新世纪，饱经沧桑的奥林匹克运动仿佛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浪潮中、在欧洲一体化等地缘结盟的行动中看到了理想的彼岸，即：由于全球化的纽带，观众对运动员自身成绩的关注似乎胜过了对运动员民族国家身份的辨识，民族国家对奥运会胜利的渴望不再如冷战时期般的炙热和偏执，民族国家不再轻易使用暴力的方式抵制奥运会，而是纷纷以参加奥运会为成就的象征。
然而，当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是否意味着民族主义的消退与国际主义的见涨？是否意味着顾拜旦的奥林匹克理想已经实现？如果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节节败退，该如何理解Alan Bairner所描述的：“民族主义者把体育当作抵制全球化的工具。”该如何看待全球化时代奥运会与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奥林匹克运动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奥林匹克运动是否应如Richard Espy所提倡的那样：认识到自己是谁，拥有什么，而不是希望什么？最终，这些问题归结到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走向、实现理想的现实路径与行动策略。
（四）地缘视界：民族主义与奥运会的“中国结”
早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已经在奥运会的土壤里撒播下第一棵希望的种子：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胜利选手参加奥运？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胜利队伍参加奥运？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邀请世界各国的选手到北平参加比赛？
中华炎黄子孙的强国梦在随后的一百年里从来都没有消解过，它一直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化的重生、民族主义的消涨。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上，留下了理论先驱梁启超、民族国家奠基人孙中山的大名，而像张伯苓那样怀揣着奥运情结的教育先驱、体育先驱，却很少被人提及，然而，体育人用汗水、鲜血、青春、生命铸就的“体育强国梦”以特有的方式在奥运会的国际大舞台上不断升腾：从1928年宋如海的观摩奥运，到1932年刘长春的“单刀赴会”，再到1948年的民国军团；从1952年的赫尔辛基升旗，到1984年的金牌初体验，再到2004年的历史突破。奥运会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维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软实力的一剂良方。
然而在西方某些国家，始终存在着质疑甚至是仇视中国崛起于奥林匹克赛场的目光，这种目光很容易让人想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人质疑苏联、东德“红色国家机器”时的情形。长期研究中国体育的美国专家Susan Brownell认为：“当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发布，奥林匹克匹克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普适性的重要时刻。或许，这也是庆祝21世纪全球性文化的时刻，然而，在某些西方政治家、媒体、人权组织甚至是普通大众的眼里，始终存在着敌视中国申奥成功的目光。”在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的先后两轮攻击后，我们不难判断，这些目光背后必将隐藏着第三波攻击潮：制造并攻击“中国新民族主义”的论调。
Hoberman提出：“体育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的 ‘类’现象，相反，它是应对各种对体育和非体育的挑战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反应，（要想理解它，）必须体察体育民族主义出现的不同民族文本。”要明白为何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士漠视“人文奥运”等普适性的口号、仇视北京奥运会带来的民族认同价值、爱国主义力量，为何对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中国进行边缘化处理，就必须对中国化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做出真实、具体的解读，对中国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范畴的民族主义做出完整、系统的梳理，并能在此基础上明晰中西方（体育）文化对话的未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