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审视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类创造，受约于其他文化，尤其是人的价值需要、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等精神文化的制约；同时，它又积极地反作用于其它文化因子，并与其它文化形式共同作用于人的发展。因此，在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就不能只从物质层面简单地认识和探讨民族体育项目，这样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只有从整个文化学视角，把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和透视，深入探讨其中的文化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与改造，方才可能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更加理性化，从而步入现代化的健康发展轨道。

第一节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

一、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自氏族社会后期开始，就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高度专制的统一局面所提供的文化氛围中，不断吸收外来体育形式，并在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夏民族体育。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体育在世界体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两晋隋唐时期，当欧洲体育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艰难前行；当印度正为政治上的长期分裂而苦恼；当玛雅文化神秘地消失在美洲丛林之时，惟有中国体育，以它的丰富和发达为世界所瞠目，这种繁荣局面一直延续到宋代。到了近代，当西欧国家的体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神奇般起飞时，中国体育却仍在步履蹒跚，被抛在后面，以至于到现在，当奥林匹克体育成为全世界人们共同的主要的体育时，中国的民族体育只能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苟延残喘。要研究和认识中国体育为什么会由领先而落后，如果不联系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是无法认识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近代的落后、地位的被取代有其非常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原因。任何时代与社会体育的发展，必须满足时代和人自身发展的双重需要，这是影响体育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中西方体育无论是从外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来讲，都具有很大差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在农耕文化状态下所孕育出来的体育活动形式，其自身必然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以儒家“天人合一”和“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以保健性、表演性为基本模式，以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形态。而西方体育则是以主客两分、身心两分的科学主义哲学为其文化基础的；竞技性、功利性、娱乐性为其基本模式；“更快、更高、更强”是西方体育的价值取向。西方体育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正如资本主义文化必然优越于封建文化一样，近代西方体育超越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似乎也是必然。

由此而言，对中西方体育的认识，我们就不能仅停留在中西方体育是什么的层面，并且对在时空特征上毫无可比性的文化形态进行生硬的比较。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妄自尊大，抱残守缺的狭隘民族主义显然不对，但历史虚无主义同样是不可取的。“东方人虽然在文化上与西方不同，没有多么重视人的发展，却同样有着自己的以人本身为目的的社会生活结构与文化，因而将按照东方人自身的规律，在吸取西方自由文化成果的同时，找到自身解放的道路。”民族传统体育既是人类自创的一种活动形式，更是一种文化，它既有物质、制度和精神三方面的丰富内涵；又有自身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和认识，就不能从一个维度和方面来进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有相当多的学者从对西方体育的介绍，对民族体育的批判，到较合理的定位。尤其是在当代，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就总体而言，研究的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研究零散且重复，尤其是在传统体育文化学的研究方面，对体育这种文化现象内在规律的认识较为肤浅、单一。因此，全面系统地认识、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学规律，构建完整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无论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还是整个人类的文化发展，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的历史机遇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现有研究成果；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三是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持。从目前的情况看，上述条件均已成熟，因此建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就成为当务之急。

（一）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成果，已相当翔实而丰厚

中国古代在追求长寿、身体训练、技能培养等方面都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和天才的理论概括。商代的《尚书·洪范》在所谓“五福”中就有了“寿”、“康宁”、“考终命”的概念。“六极”中提到影响身心健康的“疾”、“忧”、“弱”等问题。《周礼》中根据四时发病而提出须重视饮食起居的要求，强调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影响；认为“百病怒起”，“忧郁生疾”。春秋战国至秦汉、三国，我国养生学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先秦诸子在对养生实践进行总结、归纳的基础上，经秦汉三国时期的汇融，奠定了我国古代养生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是这一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养生学专著。该书全面地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体自身病理、病因、疾病预防等有关生死寿夭的基本问题，建构了古代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理论体系。“法天之纪，用地之理”的养生原则；“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预防原则；“节阴阳调刚柔”的动静原则都极具学术价值。“导引术”最早出自于《庄子》。《汉书·艺文志》是西汉以前的导引著录。华佗的“五禽戏”是对导引术的总结和创造性发展。在“行气”方面，最早记载见于先秦典籍，战国出土的“行气玉佩铭”就已详细叙述“行气路线”；秦汉以后形成两个主要的行气派别。“抱神守一术”和“周天行气法”。另外在“服食”、“房中术”方面也有大量的概述。

武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兵械技术训练出现了程序化的趋势。齐梁间产生了强调训练规格的《骑马都格》和配以图谱的《马射谱》、《马槊谱》。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以球戏和节令民俗活动为代表的消闲体育活动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击鞠、蹴鞠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球戏。另外在相扑、棋类、舞蹈等方面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例如：围棋在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比赛多，棋手们按技艺分九品，围棋方法齐全，专著甚多。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有棋书16 种之多。妇女在唐代也广泛地参与秋千、拔河、蹴鞠、打球、抛球、游水、竞渡、骑马、射箭、棋戏等项目。养生学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也是重要的发展时期。嵇康的《养生论》、《答难养生论》提出“至理遣之，多算胜之”“寿夭之来，在于善求”的重要养生思想。葛洪学兼儒、医、道，对道教理论和导引、外丹都有重大贡献。他完成了从战国末年“黄白术”发展而来的道教外丹术的炼养体系。内丹术在方法上更为具体，功法日渐成熟。《幻真先生内元气诀》将服气过程分为调气、淘气、咽气、行气、散气、委气、炼气、闭气诸节；司马承祯提出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的修道层次；陶弘景撰写《养性延命录》，《导引养生图》、《诸病源侯论》。在《诸病源侯论》中阐述了1739种病侯及其病因，对其中多数疾病都附有“补养宜导法”，仅导引、吐纳方法就有260多种，可以说是对隋以前气功疗法的一个总结。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保生铭》等著述中对导引、行气、按摩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整理研究，特别是对老年保健与疾病预防更有较为深入的探究。

宋以后，武术运动从理论到实践，从练功方法到演练手段，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摆脱从属于军事训练的地位，开始按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在套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武术流派。如以拳例：可分为内家拳和外家拳。内家拳又分为太极门、八卦门、形意门等；而外家拳又分为长拳类与短打类等。这些流派的发展是武术体系确立的标志。宋明清时期，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形式主要有球戏、摔跤、水嬉、冰嬉、长跑。球戏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宁志老人”的《丸经》，汪云程辑录的《蹴鞠图谱》。北宋初年的《筋记》汇集了五代以前有关相扑运动的历史资料，介绍了相扑运动的流行情况，并对相扑名称的沿革作了一些考证。宋元明清气功和养生学的发展，开始广泛涉及运动保健和康复手段。北宋末年修订的《圣济总录》，几乎囊括了前代的全部方书。宋以后影响较大的有宋人的《回时颐养录》、《寿亲养老专书》、《八段锦》、《云籍七签》；金元名医刘完素的《摄生论》；明代的《红炉点雪》、《修龄要旨》、《摄生三要》、《养生四要》、《寿世保元》、《赤风髓》、《养生肤语》、《万寿仙书》、《遵生八笺》；清代的《勿药元诠》、《寿世编》等。就具体的导引术式而言，有代表性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八段锦》和《易筋经》。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在对敌强我弱之根源思索，对传统提出置疑的同时，对民族传统的价值及如何发展问题也展开了广泛讨论。梁启超、严复力倡发扬中国古代的尚武传统，强种强国。1914 ～1915 年徐一冰和北京体育研究社分别上书教育部，要求学校体育加授“本国技击”；1917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通过决议，把马良创编的“新武术”作为中学校正式体操。传统体育的强身健体价值和教育功能得到了重视和承认。1915年前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介入中国，我国的传统健身、娱乐的民族传统体育形式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我国体育界更多地从培养“身心并完”的人的角度去发掘传统体育形式的强健身心价值，标志着我国按照现代体育的要求整理、规范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始，也反映出以体育自身为认识对象的一个侧面。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主张用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取代西洋近代体育形式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民族体育的发展弥漫着妄自尊大的沙文主义情绪。30年代“土洋体育”论争再次兴起，焦点在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程登科、吴伟文、肖中国等主张“体育军事化”；袁敦礼、方万邦、吴蕴瑞、章辑五等主张“体育教育论”。二者呈现对立之势。1935 年，邵汝干在《体育杂志》上“以建立民族本位体育”为题，提出：①要认识中华民族本位所需要的本位体育基础；于采用欧美体育的长处是必要的，但应适应中国的需要，应有创造发展；③要以灵敏的时代感受性，改造民族体育，并推向世界；④建设大众所需要的体育。通过争论，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思想得以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体育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使人们深深认识到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从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这一要求出发，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反思，并在与西方体育、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消极落后部分进行了批判。

西方文化在尽显其进步优势的同时，也正日渐暴露出其弊端。“主客两分”、“功利性”使得当今西方体育在其发展中，政治化、商业化、兴奋剂等问题日趋严重。此时，很多人把匡补西方体育之希望投注东方。一时间，关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价值、功能的讨论，民族传统体育如何挖掘、改造、整理并推向世界的建议充斥了国内各杂志期刊。

自20世纪90年代起，据不完全统计，以民族传统体育为题的论文约在100篇左右。《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文史》、《成都体院学报》等杂志都不同数量地刊载过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体育文史》杂志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讨论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如：郝勤的《奥林匹克与中国传统文化》（《体育文史》2001年第2期）；蔡宝忠的《对现代武术发展的思考》（《体育文史》2001年第2 期）；胡维艰的《中国传统体育发展趋势的几点思考》（《山东体院学报》1998年第3期）；崔乐泉的《论民族传统健身体育与全民健身体育》 （《山东体院学报》1998 年第4 期）；于涛的《社会转型与中国体育文化的三次嬗变》（《上海体院学报》1997年第1期）；熊晓正的《从“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体育文史》1997年第4期）；陈晋障的《从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谈古近代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演进历史的异同》（《体育文史》1997年第6期）；杨国庆《东方地理环境与东方体育个性的形成》（《体育与科学》1993年第3期）；王岗《文化结构法则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向》（《体育文化导刊》2001年第2期）；王铁新《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悖论》（《体育文化导刊》2002年第1期）等等。综观上述研究，基本上是从三个方向进行的：一是从文化学探讨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制约及影响，并通过中西文化及体育的比较，揭示了文化与体育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关于少数民族体育的特点、功能、现状及发展的研究；三是民族传统体育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及价值研究。这些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的学科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21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正向纵深发展。在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对话、交流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以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内核，不断构筑起新的文化体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人来讲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下，只有在不断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基础上，吐故纳新，博采众长，才能使自己的文化成为世界优秀民族文化。当代西方体育在其世界化发展的同时，由于其特有的哲学基础，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商业化、职业化对奥运理想的负作用，兴奋剂的滥用、民主化的不够、政治干扰、重胜负轻参与等社会问题随之凸现。为了适应世纪人类的需要，国际体育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以下值得注意的趋势：

1. 体育文化多元化

现代体育源于西方而属于世界，为全世界人民服务。因此，它应兼容并蓄世界上各种优秀体育文化，扩大体育文化的资源，丰富国际体育的内容。

2. 体育组织网络化

高度组织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只有将各国的各种体育组织结成巨大的网络，才能充分利用各国的潜力和信息资源，取长补短，普及体育。

3. 体育内容多样化

各国和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不同社会群体对体育需求的差异，只有多种多样的体育内容，才能满足各国人民的需要。

4. 体育形式规范化

任何一种体育，只有当其形式达到一定的规范后，才能在世界各地交流，加入国际体育的行列，得到广泛的传播。

5. 体育参与平等化

当代体育的发展过程也是体育对象日益扩大的过程，只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等都有了平等参与体育的机会和权力，国际体育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6. 体育决策民主化

只有当体育决策过程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大多数人的意愿能在决策过程中得到反映时，才能保证国际体育朝着为全球绝大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方向发展，也才能使其自身得到健康的发展。

显然，未来社会的发展和体育的发展都要求奥林匹克运动不仅在空间上有所扩展，而且要突破目前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在内涵上有所开拓。在这一方向上，东方体育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东方体育文化可以实现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匡补。

总之，东方体育在当今国际体育发展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具有几千年优秀文化的文明古国，它应该而且也能担当起革新当代体育的重任。中国传统的民族体育具有丰富且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它进行挖掘、整理、改造形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责任，而且对于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将是一重大贡献。

（三）相关学科的发展支持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其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其他相关学科发展成果的支持。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等都为本学科的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的、实践的以及研究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的支持。

民族学有关民族的概念、理论为我们正确界定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内涵及使用范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体育、民族体育的概念及相互关系，以及中国民族体育的形成与发展都给予了有益的启示。

民俗学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既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史料，也开阔了研究的思路。民俗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为许多文化研究者所重视。在现代民族体育的研究过程中，民俗中也蕴涵着大量的体育文化，如：中国各民族在重大节日的喜庆活动中，祭祀及其仪式中包含有大量的体育舞蹈文化。从民俗学的研究中，我们既可以了解民族体育的形成、产生以及特有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又可以了解体育文化的时代变迁。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的一个重要支柱，它也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来源。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记载，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有676 条，汉民族体育有301条，共计977项。如此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不仅使中华民族体育文化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文化，而且也为我们进行文化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许多学者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改造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推广与普及呼号奔波。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就是许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涂绍生、向坤生编著的《土家族民间体育》对于土家族体育就做了极为详尽的介绍。

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对于正确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把握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外体育的比较与分析研究，无疑都将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由于上述学科的发展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持，才使得民族体育文化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了产生的成熟条件准备。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是在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学等相关学科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社会需要，应运而生的一门多学科交叉而成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是运用文化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应属于体育人文科学的一个部门，也属于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属于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一门主干课程。我们之所以如此界定，是因为：

（一）我们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是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加以分析的，我们研究的着眼点既在于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文化根由，也深入地探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及变化的文化制约性。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规则，以及它在时空上的传递和传播特征。既注重它的过去和现在，又要着眼于未来。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创造，应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尽管文化由于其本身发展的悖谬，必然会导致在一定的程度上、一定时期对人的异化，但人类最终会认识悖谬，走出悖谬，实现人的愿望。对于体育的文化学研究，就是要突破文化的二律背反，使人作出更为理想的选择。在民族体育的现代化发展研究中，我们既要重视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制度文化的研究与革新，更要重视深层的精神文化，尤其是民族心理、定势的作用。它是文化变迁中最缓慢、最滞后、最难以更新的部分。

（二）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我们主要是运用文化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分析与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应是我们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一门学科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取决于它所采用的学科研究方法。朱红文在《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一文中指出：“以科学技术为根本标志的时代，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巨额增长和极大满足，另一方面是人失去对自然的优越地位。人成了技术的一个环节，而不再是历史、文化和传统中的存在，不再是自由和美的创造者。上帝死了，人也几乎不存在了。”胡塞尔认为：科学危机的根源或真正实质在于人文科学长期以来受错误哲学观念的指导，没有并且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治疗现代科学的根本途径是从方法论上，人文科学与实证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区别开来，让人文科学自己来处理自己的问题，摆脱唯科学主义和社会实体论的束缚与奴役。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代工业文明发展中，为了解决科学技术对人的抛弃，匡补西方体育的弊端，就必须高扬人文科学的旗帜，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体育做作出理性的分析与选择。

（三）从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上来看，它主要受约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以人的需要为根本原则。体育在它产生的初期，主要是人用来同自然对抗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生存的必须；而社会的文明化程度越高，体育的教育功能、情感渲染功能、身心健康功能就显得愈为重要。因此，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形式之一，其只有服从于文化学的规律，才能更好地为人的发展服务。即人的文化创造自觉性、目的性越强，文化才能更符合人的价值需要。

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是学科独立的前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是一门用文化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民族传统体育的一门具体科学。

具体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包括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也应涵括非主流的汉民族体育以及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形式。既要研究物质层面的运动项目、运动器械、设备、服饰、壁画、出土文物等，也要研究制度与组织文化，更要进一步地去研究人们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的价值观念及规律。

（二）民族传统体育发端及形成的文化学因素

从各民族体育产生的共性来看：主要来源于生产劳动；来源于军事格斗；来源于祭祀、生活习惯和动物活动等。但各地区各民族人们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不同，因而在民族传统形式和体育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如司马云杰在《文化价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不同文化的发展，除了经济活动以外，还存在着各种变量关系；不仅存在着山脉、河流、海洋以及各种自然条件的影响，而且还存在着发源地、居住环境、前社会观念、现实生活中的新观念，以及社区或社会的特殊发展趋势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所有这些因素都给不同文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独特场合和情景。不同场合和情景的交际是不一样的，应付环境的条件和手段也各不相同，因此，生命的火焰和精神的创造力各有悬殊，其文化花朵也必然表现出绚烂多彩和不同丰姿。”对于各民族体育独特特征的文化学原因把握和研究，既是我们进行体育文化比较的前提，也是各民族体育文化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根本依据。

（三）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由于各民族的自然条件、居住环境、社会观念、文化影响等因素的不同，因而其文化创造的形式与手段也必然会表现出差异。中华民族大体育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应当概括出其一般的共同的特征。

（四）影响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因素

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形成都有其特有的因素影响。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既可以造就各民族体育的文化优势，同时，也必然存在着相应的价值悖谬和非理性。有的文化，尽管在当时是合理的、理性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变迁，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表现出不合理性。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也是如此。产生并形成于奴隶、封建社会的民族体育，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封建文化的影响，其必然具有相应的时代特征，如竞赛的不公平性、表演性、礼仪性等特点在现在已成为当代体育发展以及现代人发展的桎梏。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宋代以前的发展令世人瞠目，但在明清以后却步履维艰，为时代所抛弃，原因何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对影响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因素的认识，不仅对于中国当代民族传统体育如何选择发展方向有利，而且对民族体育的改造，营造新的环境也将是非常有益的。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递与传播

文化的传递是文化的世代相传，是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文化的传播是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的扩散，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不论是文化的传递或传播，都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互动，是人对文化的一种分配与享受。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传播特点主要表现为：输出的多，输入的少。虽然异族文化对于古代体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仅限于运动项目方面。在中国近代，对西方体育的接受是在一种非自愿的被迫的状态下开始的。在民族体育传递中继承大于变异，尤其是传统体育的深层价值方面。少数民族体育，由于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再加之汉民族的非平等态度，往往局限于本民族范围内自娱自乐，自生自灭。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互动情况及特点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

（六）民族传统体育与西体育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

中西方体育是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生长发展起来的体育，一种代表的是传统的农业文化，一种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较大的异质性。在中国近代，西方体育在国人求强救国的愿望驱使下，在“学夷以制夷”的动机下，在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思想的同时，对西方体育也给予了一定的接纳。但二者的碰撞、冲突是明显的。20世纪20～30 年代的论争便是例证。其结果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确立，民族本位体育观念的主导地位受到肯定。由此便可得出一种规律的认识，任何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都是有选择性的。西方体育对中国体育的影响，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渗透与改造，只可能是局部的。如何寻求中西方体育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等方面的最佳结合点，优化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体育，应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

（七）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问题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有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部分，也有陈旧过时的内容。我们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对我们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认真的筛选，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分别处理。有些项目需要进入学校，有些需要加以改造，进入竞技领域，还有相当一部分作为休闲、娱乐等民间体育活动形式而存在，还有一部分作为完成其使命的历史遗产而被保留在文化典籍中。

总而言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是以民族体育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通过对其研究，总结出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形成及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学规律。

第二节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的研究任务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虽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已具备了成熟条件，但是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学研究也早已开始。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学者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价值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过讨论。而今，21 世纪的中国，正在全面地崛起，在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重新审视和研究尤其具有时代意义。现在的民族体育研究同20 世纪20 ～30 年代相比，从研究任务到范围、内容等方面都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与不同。从总的趋势看：研究的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扩大，在研究方法上出现多学科交叉的情形。根据目前社会现代化对体育的需要以及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

一、对民族传统体育未来功能和价值作用的分析

不同社会和时代会对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从石器到铁器、铜器时代，再到农业、工业和当今信息时代，历史的每一次变迁，人的需求以及人的相应素质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不仅应该研究当今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而且由于教育本身的滞后性和先行性，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只有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更好地去把握体育在未来社会中的目标定向，清楚体育能做些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如在工业革命时代，西方的科学体育在一定程度上既促进了社会所需求的人的培养，同时也促进了体育的发展与完善。吕树庭在《21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方式与体育的社会学透视》一文中指出：“21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将以合理、自由和丰富为原则，以文明、健康、科学为主要特征。体育与人的生活质量，与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形式联系得更加密切，全面介入生活领域，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城乡生活方式趋同的结果是，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建在体育设施精良、配套服务优质的生活住宅小区；人际关系淡漠和功利化趋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又以强化中国家庭的内聚力和以亲属为纽带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往来，使家庭体育在城市家庭网的延伸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生活方式多样化及消费阶层化将导致体育需求的多样化和体育消费的阶层化”。于涛在《社会转型与中国体育文化的三次嬗变》一文中指出：“未来体育变化的趋势，可能是一个以科学体育为主流，暗潜着艺术化体育的倾向。”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和帕特里西亚·阿伯丁在《90 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一书中谈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的娱乐方式和消费习惯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成为90年代社会的主要娱乐活动。”“热衷于健美锻炼的人们对大型体育的兴趣越来越少；他们宁愿花一个周日下午去参观美术馆而不愿看电视转播的足球赛。”“20 世纪90 年代，发达国家将会出现视觉艺术，诗歌、舞蹈、戏剧、音乐等方面的现代艺术复兴，它与刚刚过去的那个崇尚武力、盛行体育的工业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今天，我们正从体育转向艺术。”从上述作者的观点中，我们虽然注意到讲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未来体育将会更多的具有艺术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首先应该把体育文化未来趋势是什么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如此，才能为民族体育的未来发展选择好发展的平台。

二、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当代研究

我们只有客观辩证地对待体育文化，以发展的眼光对其加以分析，才能确定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我们知道，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创造，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文化价值上的悖谬。尤其是时代的变迁，原先合理的部分也会变得失去了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意义。因此，对待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加以认真的研究，既要研究它是什么，为什么，同样又要客观、公正地对待与评价。既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也不能“厚古而薄今”，更不能以此为依据，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否定一切外来文化。

三、民族传统体育应如何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生活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与特征，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是一笔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记载：少数民族体育676项，汉民族体育301 项，总计977 项。这些项目“有的千百年间流传，时断时续；有的已走出国界，成为世界共性文化；有的延伸变化，由此及彼；有的已变成一种或多种体育活动；有的以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在田间、地头、山寨、山野——人群中存在着；有的却遭天灾人祸而荡然无存，只有在散乱的史籍、发掘的墓葬、出土的文物当中时隐时现”，“如何将流传的推广开来，将失传的发掘出来，并整理成为系统的，完整的史料，是我国人民所关心的，也是各国人民感兴趣的事业。既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需要，又为民族体育的发展创造条件；即可对内对外宣传介绍，又可传之后世服务后代；即为增进中华民族大团结做贡献，又可为逐渐推向世界体坛做准备”。正如上述《中华民族体育志》后记中所述的那样，对于民族传统体育，为了使这一优秀民族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我们需要挖掘、整理，同时又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创新，我们既要有使其中的一部分推向世界，以特有的东方文化优势对以西方体育为主流的世界体育给予匡补和匡正的信心，又要理智冷静地面对现实，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传播的选择性，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成为现代奥运的竞技项目。哪些项目应通过完善竞赛机制，与国际惯例接轨，走向世界；哪些项目应发扬特有的娱乐、健身优势，作为大众休闲、娱乐体育；哪些应进入学校体育课堂；哪些应作为历史文化而保存，我们必须慎而处之。如果一味地追求民族体育的世界化，用当前的国际体育规则对民族体育加以阉割，不仅会失去民族体育的民族和区域特色，而且也只能是徒劳的。

四、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传统体育的比较研究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类文化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体育发展的形态是其文化内在规定性的必然结果。因此，循沿历史的轨迹，从文化学的视角对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体育进行比较，无疑会为我们深入地认识体育的发展规律，把握其未来方向，提供有益的启示。吴忠义在《中国与希腊传统体育的比较看世界体育发展走向》一文中，从文化学视角，对中国与希腊不同形态传统体育的内涵及其外显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二者不同的心理、文化特征；提出未来世界体育的发展将是以东方为主流的健身体育和以西方体育为主流的竞技体育。二者在其发展进程中将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但因内在规定性的不同而不会从根本上融为一体。于涛在《关于中西体育分殊与融合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一文中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中西体育的分殊与融合，就可以清楚地把握体育文化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理解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差异的根结所在，同时也利于看到传统体育重视人的道德升华，重视追求审美境界和人的内在情感体验等方面对未来体育所独有的价值”。陈晋璋在其《从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谈古近代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演进历程的异同》一文中提出：“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是中西方两种传统文化的产物。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中西方民族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形态与民族心理，它包括个性、情感、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定式等。这些民族心理特征影响着民族文化的选择趋向，而文化选择趋向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体育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趋向”。笔者在近几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学研究中，也曾多次就中西方体育的文化特质差异以及对人的不同影响作用作过论述。王铁新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中国体育的选择》、《论传统文化的非理性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谬》，王岗同志在《文化结构法则与民族体育的发展趋向》等文章中就中西体育的产生根源、影响因素，以及对人的不同影响作用作了大量的阐述。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仍将是一个研究重点。

五、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体育和西方竞技体育三者之间发展态势的研究

在中国当今体育的发展中，做为体育主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体育和西方竞技体育三大块。前二者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化，后者属于外来品。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体育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其特有的文化优势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主流的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的碰撞、抗争、融合中坚强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气功、武术、龙舟、风筝已开始走向世界，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民族体育项目发展势态良好，有望在奥运会项目中占据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体育运动的发展，除了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改造工作以外，还经常举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讨会”。在1994年的云南昆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讨会”上，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强调：“要向现代体育靠拢，必须保持民族特色。民族的东西只有民族化才具有世界意义，如果失去了民族化，就没有世界意义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在走向新的复兴。而在20世纪末，西方科学体育在逐渐暴露其弊端的过程中也将成为强弩之末。在当今呼唤“人性的觉醒”、“人性的回归”的时代，可以断言，三足鼎立的局面还将会长期存在。不同文化互动的结果决不会是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融合式发展。

第三节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的研究原则及方法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而成的边缘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自然就较为多样化。把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探究其产生、形成及其发展规律，文化学应是一主要切入点，因此，一切研究文化学的方法也大多适应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学研究。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又不能脱离开民族学，所以，也应把民族学的一些方法借鉴到该学科的研究中来。由此，可以把以下原则与方法确定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一、研究原则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原则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不仅是“民族学”和“文化学”研究必须坚持的立场，同时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理论指南。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进程是受内在一般规律支配的”著名命题，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为我们正确看待中西方体育的分殊指明了道路。在中西方体育的比较中，一元论是幼稚的，多元论是错误的。前者对于人类文化进程、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解过于简单，而后者否认文化的共性，否认整体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因此也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历史选择性和历史必然性决绝非截然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历史的必然性反映历史过程的基本轨迹，历史的选择性则反映了丰富多采的历史过程本身；必然性要以选择性为条件，并通过选择性而实现；选择性也要以必然性为依据，并在其制约中进行。这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上古时期大抵相似的中西方体育，而到了文明社会民族性压倒世界性，文化的多样性随之凸显，以及中世纪以前处于领先水平的东方体育到了近代，逐渐让位于西方科学体育，未来体育将走出科学体育向艺术体育发展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二）坚持系统性的研究原则

在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文化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把整个人类创造的文化当作一有机的系统，体育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特质或要素。要想正确认识和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必须正确分析它同其它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用联系的观点去研究。陈晋璋同志在其研究中指出：“民族心理特征影响着民族文化的选择趋向，而文化选择趋向在相当程度上则决定着一个民族体育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趋向。”杨国庆在《东方地理环境与东方体育个性的形成》一文中也曾指出：“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体育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受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无论是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上，还是各民族体育的比较上，以及在对其体育的现代化发展上都只有以系统、联系的观点，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孤立的、片面的研究只会将人们导入歧途。

（三）客观性原则

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要客观，实事求是，即以事实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坚决反对主观的、先入为主式的，甚至歪曲事实的研究。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中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挟带民族沙文主义情结的态度与做法只能造成守残抱缺和妄自尊大；另一种倾向是对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将民族传统体育贬得一无是处。只有客观、公正地对待与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才能真正了解民族体育文化的精髓，才能有利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弘扬与发扬光大。

（四）发展性原则

任何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也不例外，各民族体育在文化传播中，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某些特质，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实现着同化和重构。因此，必须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审视和研究民族体育，领先的可能会落伍，衰微的会走向复兴。只有准确地瞄准未来体育的发展方向，瞄准人类体育需求的未来变化，不断地吸收、改造和继承，就会迎来民族体育的辉煌明天。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法

调查法既是文化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这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观察或问卷获取资料并进行研究的方法。研究者尤其要注意实地考察或田野考察，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个地区或民族的文化创造，它更多的表现在人的行为、活动方式中，研究者只有走出研究室，深入到各民族的生活居住地，经过大量的观察与调查，才能获取真实而丰富的资料。例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在其编写过程中，30 多位组稿员，上百位采访者，历时4年，遍访全国村寨，深入采编，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积累了大量而丰富的资料。在进行实地考察时，首先应注意客观性，不可带有任何主观随意性；其次，应注意做好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确定研究题目，指定出详尽的调查计划，然后深入到所选定的调查地点进行调查。在调查时，可采用参与调查法，即在研究者亲身体验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中，认真观察这一文化现象，并对这一参与和观察加以记录；也可采用采访调查法，采访调查可分为正式采访和非正式采访；另外还可以借助照相、摄像、电影等手段收集所调查区域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料；最后是对所获得资料的分析与研究，形成民族传统体育的规律性认识。

（二）文献法

文献法是通过查阅有关书籍、报刊、资料、手稿以及其他记载进行研究的方法。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民族传统体育的资料除了从实地调查中获得外，还需要从各种记载中获得。杨镜江在《文化学引论》中曾指出：“文献法一般来说，有这样几个步骤：首先是查找和收集与文化研究有关的主题内容文献，诸如有关图书、报刊、原始记载、手稿、资料等，然后按照适当的顺序初步阅览，概览有关的材料，同时，从中选择出确实有用的也是值得重点研究的材料以便进一步详细研读。其次，是精细地阅读有关的重点研究文献，进行重点摘录，并在此基础上列出大纲，并依据大纲将摘录材料组织起来。再次，进一步分析资料，连同通过其他手段获得材料进行分析，写出报告，即使作为初步研究获取的成果，又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杨在其文章中虽然讲的是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学同样适用。一是因为体育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就是用文化学的方法寻求和探索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所以，在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文化学研究时，必须大量地获得和占有资料，唯有如此，才能抽象和概括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规律。

（三）比较研究法

体育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拥有区域性和各自所由来的历史渊源。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特有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民族体育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比如，中国古代体育与希腊体育，以及中国各民族体育，都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与特征。通过比较，发现和了解不同民族体育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发现和了解制约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了解体育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据比较目的的不同，比较法一般可以分为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两种。历史比较法是对同一民族体育文化不同时期的比较研究，它着重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体育的继承与变迁；而类型比较法则是横向的比较研究，从不同民族体育文化总体或某种因素、层面的横向比较中，区别不同民族体育文化的特点和类型，进行研究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比较法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中较常用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中，既有对中国古代体育与古希腊体育进行比较研究的，也有对中国各民族体育进行比较研究的，还有对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体育特点进行比较研究的。通过上述研究，既能使我们明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存在的条件，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民族体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四）考古研究法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有的有文字资料记载，但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历史的久远，只能从发掘的文物中去研究和认识民族传统体育，因此，文物考古研究法就成为一种主要的研究法。该方法是人们获得历史资料，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进行再现，进而探索其文化发展进程和规律的一种主要途径。例如：在中国山西襄汾丁村发现的石球，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体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许多出土文物的被发现成为人们研究古代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化石。因此，出土文物、壁画是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人类早期活动的一个佐证。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云南博物馆在江川李家山发掘和清理了一批“滇人”或其亲近部落的墓葬。在其中的24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鼓，此铜鼓之腰部方格内，有幅中立一柱，旁有四横线连接四人之手，四人着后幅较长之衣，头带花冠，作飞舞空中之状的图案。据此，崔乐泉同志在《铜鼓上的磨秋图》一文中，结合《云南志略》、《广东府志》等有关资料提出：磨秋活动古老悠久，铜鼓上的磨秋图，是古滇人进行秋千活动的有力说明。其它各民族的秋千，都是由滇人这一活动发展而来。1953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半坡村北“半坡遗址”内发现“石球”，由此表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类祖先就有“石球”游戏，由此提出蹴鞠活动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韦晓康在《龙舟竞渡运动的起源》一文中就引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壹号墓就保留了一些战国时期的器物，其中就有铜鼓。在出土的大小铜鼓的鼓身上都有船纹，在大铜鼓鼓身胸部的第四晕圈圈饰六组羽人划船纹，船头向左，每船六人，其中三船的划船者全戴羽冠，另三船各有一人裸体；船头下方有衔鱼站立的鸬鹚或花身水鸟，水中有游动的鱼。”另外该作者还引证了广西西林普驮出土的石塞小型280 铜鼓的饰纹、龙江岩壁画等资料。

（五）民俗研究法

民俗研究法本应属于调查法的一种，但由于其与一般调查法的不同以及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因此，笔者将其作为单独的一种方法单列单讲。中华各民族因为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不同，因而应付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便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蕴藏在各民族的风俗中，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方面具有较大的价值。通过对各民族民俗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大量的民族传统体育的资料，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变迁，有助于理解体育与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如，“北人善骑、南人善舟”，北方的游牧民族在游牧时代，在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马是其主要的交通工具，因而北方民族形成了精湛的骑术；南方人面对江河湖海，在交通不很发达时期，舟就是他们的主要运输和交通工具，因此以舟为中心的传统体育便得以产生。

（六）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

随着信息革命的推进，对信息的传播和承载将改变以纸张为主要媒介的方式，而采用现代化的音像技术和新的介质，以通信卫星、计算机网络为途径，来承载及传播信息将会逐步成为现实。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信息传播技术作为继承、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技术基础，这一目标将最终实现。目前在某些地区已出现《三国演义》数据库，按数学统计方法研究《红楼梦》语言，也许可以断言，不久的将来，不懂得数学和计算机的社会科学家将不再具备起码的工作手段，单纯借助思维活动进行科学研究将成为一种落后的工作方式，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改造也是如此。

总之，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必须实现研究手段与方法的现代化，要由定性描述转变为定向与定量相结合的规范化的科学方法；体系要由平面到立体；研究方式由经验的转化为运用逻辑程序的综合研究；由与自然科学分离转变为现代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作为一门文化学科建立起来，才能深入探讨其发展规律，给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指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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