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扩大宣传、产生影响

决策一经形成，当务之急是向国内、外宣传和推销自己。

1989年，全国体育科技大会在山东省泰安市举行，时任原青海省体委副主任的王钧同志在西南西北组小组会上首次阐述了原青海省体委的上述观点，小组内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组员们认为这个观点具有独特性，一致推选他代表小组做大会发言。王钧同志在大会发言时，就国内、外高原训练的现象得不到破解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列举了大量的数据，说明多巴基地日益受到国内竞技体育界重视的原因。他指出，仅在全国六运会后到七运会前不长的时间里，就有覆盖28个省、市、自治区涉及田径、摔跤、柔道、射箭、射击、拳击、自行车、球类等项目的数千名运动员，利用夏天赴青海多巴进行高原训练及比赛。与此同时，由于气候的原因，也有相当数量项目的运动员利用冬天在昆明进行高原训练。渐渐地，“冬进昆明、夏上多巴”成为我国许多运动队进行高原训练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王钧认为，国内、外高原运动员取得优异运动成绩，以及国内耐久力项目运动队纷纷选择高原进行训练，一定有其内在规律，有必要进行研究。他建议原国家体委建立以青海省和云南省为依托的 “一夏一冬、一北一南、一高一低，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高原训练格局”。在发言中，他着重介绍了青海特别是在多巴基地进行高原训练的情况，希望得到原国家体委的支持，以期深入研究高原训练的内涵。当时，对于运动员进行高原训练，相当多的原省市体委还不是自觉行为，而青海这种推销自己（小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办出特色）的主动行为令时任原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副主任张彩珍对王钧同志的发言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认为高原训练应该加强，要进行科学研究，得出科学数据，让运动队认识高原训练的实效性，进而增强进行高原训练的意识。

由于中国在高原训练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特别是辽宁竞走队和中长跑队在多巴基地进行高原训练后，在国内、外大赛中不断取得优异的成绩，对日本体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十分渴望实地对中国高原训练基地进行考察，特别是对青海多巴基地进行考察，并进行高原训练合作研究。

1991年10月，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科教部的邀请，日本国家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塚越克已先生和日本奥委会官员中森康弘先生，考察了多巴高原训练基地和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双方就开展合作训练研究事宜进行了初步商谈。

1992年5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科教部接到日本体育协会的邀请，对日进行访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科教部派出了以王钧为团长，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周廷国和在日翻译张敏先为团员的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访问，访问的主要内容是商谈双方进行高原训练合作研究的可能性。由于去日本前，中方没有对与日方进行高原训练合作的方案做好充分准备，会谈中，中方有两种意见：一是与日方对等交流，中方到日本训练，由日本方面提供经费，而日方到中国训练则由中方提供经费；二是邀请日方到中国训练，日方自己出费用。由于日方没有自己的高原训练基地，第一个方案无法实现，另外，中方到日本训练费用也明显高于在中国训练，日方更希望接受到中国训练尤其是到多巴基地进行的方案。但是，在谈判过程中，由于中方意见不一致，给日方造成了错觉，以为中方没有进行合作的诚意，谈判一度陷入了僵局。如何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使日方认为中国进行高原训练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成了当务之急。于是中方代表紧急进行磋商，并及时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进行汇报，形成了统一的意见，即明确了与日方谈判时采用第二个方案，而第二个方案正是原青海省体委所希望实现的方案。中方向日方表达了这一意见。但是，这个方案能否实施，取决于青海省方面特别是青海省政府的态度。此时，日方急于想得到青海省政府的表态。凑巧的是，青海省主管文教体育的副省长班玛丹增先生正在日本大阪进行访问。为了明确表示青海方面合作的诚意，王钧及时把与日方会谈的情况向班玛省长进行了汇报，并转达了日方想与青海方面进行高原训练合作研究的想法，希望得到省长的表态。班玛省长当即表示，可与日方人员会面，表达青海省政府的意见。于是，中国代表团立即改变在日行程，特别邀请日本国家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塚越克己等日方人士，专程从东京前往大阪与班玛省长会面，班玛省长首先对日方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听取了日方关于开展高原训练研究工作的情况的汇报；日方向班玛省长表示了愿与青海方面进行高原训练合作研究的意向，班玛省长当即表示支持。班玛省长热情、肯定的表态，彻底改变了日方在谈判初期的犹豫态度，坚定了要与青海省进行高原训练合作研究的态度。返回东京后，会谈进入了轻松而顺利的状态，双方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共识，最终形成了 《中日高原训练合作研究备忘录》。

青海方面盼望已久的与国外进行多巴高原训练合作研究的大幕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