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奥运传播中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预置性因素

文化身份的建构中存在多元的预置性因素，这些预置因素就像遗传密码，带有先验性，它们凭借共同的文化理解，经由日常生活点滴投射到社会个体的头脑之中；尽管文化流动带来的冲突、碰撞与整合对这些预置性的因素产生冲击与影响，但是总有一些属于民族记忆或曰民族性格的文化表征在文化身份建构中发挥着先入为主的作用。

第一节 奥运视角中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时代语境

一、文化身份问题在奥运传播历程中蕴含的多重矛盾

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现代奥运会像一个舞台，在全球巡演中展现出诸多现实的身份困惑。古代奥运会绵延千年，却局限在古代雅典城邦文明的范畴之内，随着古代希腊文明的衰落而中断。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压抑，奥运会在西方社会朝向现代化的发展中重新站上历史舞台。现代奥运会以超越民族文化边界的现代化价值理念为引领，同时也在周期性轮回中展示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

（一）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结合发展的助力

现代奥运复兴之初，工业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在给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将民族矛盾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现代奥运会的初衷与民族复兴的期盼密切结合。顾拜旦在倡导奥运之时，法国在普法战争（1870～1871年）中战败的耻感尚未散去，顾拜旦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振兴法国——“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可是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她古代光荣的历史呢？”不过他并未将奥林匹克定位于狭隘的民族文化竞争，他认为：“奥运会能给全世界的青年提供一个兄弟般幸福见面的机会，消除种族间的仇恨，把文明的国家从野蛮的种族奴役中拯救出来，从而促使全人类的和平。”

但是，在19世纪末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难以理解奥林匹克思想，对接受奥运会这种国际性的文化还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贫穷和战争使得大多数国家与民族挣扎在生存线上，根本无暇顾及以体育赛事作为形式的奥运会。因而，试图遵循着一定的时间周期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型综合性国际运动会，让体育运动服务于各国人民，服务于世界和平，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努力若要成功，奥运会的普世精神必然要与民族文化的发展相结合才能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这种折中的选择一直延续至今，奥运会成为传播民族文化的世界舞台。历届奥运会的主办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展示现代化的本民族特色文化，如雅典奥运会与古希腊文化、巴塞罗那奥运会与地中海文化、悉尼奥运会与毛利文化等。实践证明，这样折中的方式既满足了承办国家文化竞争的目的，又保证了奥运会的存续与发展，奥运会成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与民族文化结合发展的助力。

（二）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交锋的阵地

1894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体育会议通过了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确立奥运会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正是因为奥运会的独特作用，国际奥委会前主席布伦戴奇曾明确表示“体育与政治无关”。但事实上，自现代奥运会诞生以来，几乎每一届奥运会都没有避免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和政治斗争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政治交锋历来是奥运会发展中的敏感话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与奥运会相关的各类抵制，尤其是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抵制，使奥运传播面临文化身份的分裂。一方面，随着奥运会在全球的开展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普及，它成为各国文明与文化对话与交往的论坛；另一方面，国家利益的竞争以及随着产生的政治博弈使奥运会一度被意识形态斗争所胁迫，成为国家之间政治利益冲突的筹码。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夏季奥运会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被抵制，随后的几届奥运会中，都上演了大规模的政治抵制。为了抗议对黑人运动员的种族歧视，大多数非洲国家宣布拒绝参加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1980年美国联合北约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中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也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最终只有80多个国家参加了莫斯科奥运会。接下来的1984年，前苏联在奥运圣火点燃的当天宣布联合部分东欧国家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在这几届奥运会上，官方宣布抵制奥运会的国家仍有部分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赛，但在开幕式和闭幕式入场式上，打出的不是本国国旗，而是奥林匹克的五环旗，这些国家运动员在获得金牌时奏响的也不是本国的国歌，而是奥林匹克会歌。类似的官方抵制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便鲜有发生，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的交锋在奥运传播中逐渐隐蔽与缓和，文化冲突和商业利益的矛盾渐渐明显。

（三）文化传播与商业利益的舞台

虽然奥运的精神价值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同，但是现代奥运会自1896年创立以来，很长时间内偏重于强调体育精神、人文精神，短短16天左右的赛事，曾经给不少举办城市带来了沉重的财务负担。1976年第二十一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亏损9.97亿美元，所欠债务十多年后才得以还清；1980年的第二十二届莫斯科奥运会因为受到抵制亏损更大，总耗资达90亿美元。筹办奥运会的经费困难以及冷战时期的政治危局使得现代奥运会长期面临存续与否的生存难题。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现场直播开始成为观看奥运赛事的常态， 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第21届奥运会上就有约15亿人收看了通过卫星转播的比赛实况。这一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使奥运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也为奥运改革提供了契机。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主持了国际奥委会的改革，引入了赞助和转播体制，扩大了奥运会的收入来源，逐渐克服了奥运会的生存危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奥组委在政府财政零投入的情况下，通过“以奥运养奥运”的商业化运作，最后赚取了2.25亿美元的纯利润，实现了奥运历史上第一次赢利。

从那时开始，奥运会也在象征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对话主义的光环下，开始充满矛盾的对商业利益进行不断地妥协与纠正。如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许多比赛本应在下午或晚上进行，但为满足电影广播权最大买主美国电视广播公司（ABC）的要求，组委会将比赛移到早晨以顺应美国东部电视的黄金时间。这种移动在其后的历届奥运会上都有出现；同时，国际奥委会也采取若干控制措施，坚持在奥运会比赛场地及其上空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广告宣传的原则，保证使商业化能按照有利于奥运会发展的轨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