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赛训练科的回忆
提到我和竞赛训练科的事，真的可以说伴随了我职业生涯的始终，1984年我是从竞赛训练科退休的。我与学校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我刚进校的时候，学校还叫中央体育学院。1954年，我们当时学习苏联的教学模式，引进苏联专家来进行我们的教育教学。苏联教学有不可缺少的三大环节：教学、科研、竞赛训练。这是一种手段，通过竞赛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更要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无论是裁判水平、运动水平还是组织水平，所有这些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科研的发展。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的，由于学科的专业性，我就到了运动竞赛办公室，主任是薛济英教授。
在运动竞赛办公室期间，我主要负责的是全院的竞赛，主抓代表队。一开始，我们的环境比较简陋，因为没有一个样板在前面。那时候一般只注重教学，对科研和竞赛都不太重视。当时竞赛也就是大家兴致高，组织代表队出去打比赛。当时几大院校比赛，清华、北大、师大、人大、辅仁，我们总是拿第一。等到1953年全国的几个体院建成以后，我们组织体育学院之间的比赛，促进交流提高。后来成立了运动竞赛办公室，就和各个大学的体育部一样，主要负责竞赛，这也是苏联的办法。那时所有运动队的训练我们都要看，安排教练，各个教研室承担这个任务。以田径队为例：我召开田径的有关老师、主任、总教练一起商量，我们组织了一、二、三、四多支代表队，只有一队参加对外比赛，其他的基本不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教研室根据这种情况安排教练。我要求代表队教练的业务能力是最好的。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上课的情况，有时候会找专家一块去。
技术教研室与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我们需要他们派优秀的教练和技术指导。教学和训练带动科研。比如篮球如何投得更准一些，出手的速度和角度、身高条件等等这些都会有影响。老师或教练就根据这些进行科研，然后把结果提供给我们，让我们提高技术。科研的题目很广泛，但都与代表队的活动相关。我们与科研处、教研室进行交流，这三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
到了1958年，苏联把专家撤走了，之前的一切都不再执行了。我们就被合并到了教务处，成立了竞赛训练科。那时候我们国家开始有运动健将了，我就开始负责抓尖子。我负责管全院的代表队，我的工作范围就是我与国家体委、北京市体委、北京市工会对外联系，工作量很大。当时越来越需要出人才，各个技术项目都有代表队，我就负责举办全院的比赛。队里这一年谁打了冠军，我们就让他代表学校参加北京市的比赛，因为我们直属国家体委，可以参加乙级联赛。
当时竞赛训练科是全校经费花得最多的，经常需要对外参加比赛。我们也和财务科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们知道如何节约经费，双方默契度很强。当时我们有10个代表队，5个有国家任务，这5个队就多一份补助，只要有任务就多给。因为透明度高，大家都很信服。这方面我们没有纠纷，进行得很好。关于运动成绩，还是不错的。足球打进北京市前4名。出去比赛我们是学校队，不是专业队，我们的队员行为举止都很规范。我跟大家都是交心的，外出比赛，不是靠你靠我靠个人，而是靠大家集体表现。当时我们参加足球比赛还拿到了文明奖，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当时在国家体委和北京市体委我们的名声都不错。
从1954年～1984年30年间，身边的同事来了又走，我一直都在训练竞赛的岗位上，从未离开。我感谢这段经历，感谢体院，给我留下了一段人生难忘而有意义的时光。
（作者1954年到中央体育学院工作，原任职于学校教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