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体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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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第一批派往苏联学习体育专业的留学生

王世安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建设事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需要大量专业人才。1952年毛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由于体育运动发展迅速,国家决定于1954年向苏联派遣学习体育专业的留学生。1953年从全国高中毕业生和体育院校及医学院一、二年级大学生中选拔、推荐、报考留学苏联的预备生。经过考试,录取了19名学习体育专业的留苏预备生。我们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培训一年,学习俄语,掌握听、说、写的基本能力,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了解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概况,了解苏联人民的风俗习惯,进行爱国主义和组织纪律性教育,听英雄模范作先进事迹的报告,激发爱国敬业、刻苦学习的自觉性和遵守规章制度的组织纪律性。在俄专留苏预备部学习时,同学们都有一种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而学习的使命感。每天早起,晚睡,刻苦努力学习的自觉性很强。

在我们班的俄语课上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上课铃声过后,老师推门而入随手关门,师生问好。此时一位女同学推门而入,并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可以进来吗?”苏联女老师说:“可以,请入座。”然后又说,“下次迟到就不要进来了,以免影响上课秩序。”这位女同学回到座位就哭了,苏联女老师看到后,立刻从书包里拿出一枚巧克力糖塞到这位女同学手里,并说:“不要哭了,下次注意吧!”其他同学看到这种情景都偷偷地笑了。苏联女老师说:“你们笑什么?请严肃点,我刚才说的话是认真的。苏联学校的课堂纪律是很严格的,上课铃声响后,老师进入教室关上门,师生问好后就不允许学生再进入教室,以免影响上课秩序。”这个小插曲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堂纪律课,深深地印在我心中。在苏联学习时我上课没有迟到过,在后来的工作中也没有迟到过,并严格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

经过俄专留苏预备部一年的培训,课程考试及格,政治审查合格,批准了16名学习体育专业的同学为赴苏联的留学生。

在苏联学习

1954年8月底到达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苏联高等教育部共同研究决定,把1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分配到苏联各个大城市高等学校。学习体育专业的16名留学生中8名分配到莫斯科体育学院,8名分配到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体育学院。9月2日我们到达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会派了一位同学到火车站迎接,把我们送到列宁格勒体育学院,帮助办理了入学手续。8名中国留学生都被编入体育系学习,参加体育俱乐部体操专项训练课。分配我们与苏联同学住在一个宿舍,然后又领了卧具、运动服和助学金。就这样开始了在苏联四年的学习和生活。

出发前往滑雪基地之前学生们在学校合影后排右3为我

列宁格勒体育学院创建于1896年,它是建校最早、最著名的体育学院。它的全名是“以列斯加夫特命名的,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的国立体育学院”。列斯加夫特是俄罗斯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体育教育方面有很多著作。早在1896年就创办了体育辅导员培训班,为体育学院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所以列宁格勒体育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简称列斯加夫特体育学院。它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中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国家授予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列宁格勒体育学院设有四年制的体育系、运动系,三年制的副博士研究生,二年制的中学体育教练员专科,还有函授部和干部进修部。学生既要学习教育计划规定的课程,还要参加体育俱乐部的运动专项训练和比赛。体育系的毕业生要获得二级运动员和三级裁判员证书,运动系的毕业生要获得一级运动员和三级裁判员证书才准予毕业。

在苏联学习开始就遇到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专业学习和运动专项训练的问题。中国留学生对列宁格勒体育学院的系别设置和体育俱乐部运动专项训练、比赛情况不了解,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对留学生的情况也不了解。我们不知道大使馆是根据国内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还是认为我们运动技术水平不高,就这样把我们分配到体育系学习和参观体操训练。因为这是组织决定,当时我们也不提出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篮球场我与几位苏联人练习篮球,其中一位是运动系一年级球类班的篮球老师帕鲁特内赫,练习完了他对我说:“学校下个月就举行全院篮球比赛,如果你愿意参加,可以转到运动系球类班,参加篮球队训练,代表运动系一年级参加全院篮球比赛,我可以帮你办转系学习和参加俱乐部篮球训练手续。”我说:“愿意,但是需要大使馆批准,到时候再请您帮忙。”我向中国留学生的组织进行汇报,并提出转系学习和参加篮球训练的意见,并请组织向大使馆报告此事。大使馆批准后,就解决了我的转系学习和运动专项训练的问题。后来其他中国留学生根据个人的运动技术水平和兴趣也提出了转系学习和运动专项训练问题。经过大使馆批准和学校同意,8名中国留学生中有3人分别在运动系球类班、田径班、体操班学习和训练;5人在体育系学习,1人学习球类,1人学习游泳,1人学习击剑,2人学习体操。在第一学期解决了选系学习和运动专项训练和比赛问题。

第二个问题,语言不过关。有些课程上课听不懂,在国内培训时,只是学习普通俄语词汇,没有学过各门课程的专业名词、术语,人体解剖学、生物化学、心理学有很多专业名词。人体解剖学的骨骼的名词就有200多个,所以我们听课很困难。去苏联时,我们带了两本词典,一本是俄汉普通词典,一本是俄汉医学词典。听不懂、看不懂的俄文名词就查词典,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还请苏联同学帮助解释,借阅苏联同学的课堂笔记,所以,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时间相当于苏联学生的两倍多。经过一个学期的刻苦学习和苏联老师、同学的热情帮助,听课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三个问题,运动技术课时多,运动负荷量大,很不适应,身体很疲劳。每周除了课表的课时外,还要参加三次俱乐部运动专项技术训练。技术课一班分三组,由三位老师上课,定时依次轮换练习。我在北师大体育系学习时,上运动技术课一个班由一位老师上课,不分组练习,课外没有专门训练课,所以,苏联体育学院运动技术课的运动负荷量相当于北师大体育系的两倍多,一开始对运动负荷量很不适应,很疲劳。经过两个月以后,对运动技术课和运动专项技术训练的运动负荷量才逐步适应。

在苏联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学校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学习机会,校系领导、老师、同学对中国留学生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热情帮助。在一次学年结束时,校长易欧诺夫召开了全院留学生(有中国、蒙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座谈会,听取留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帮助留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并对学习和表现好的学生进行表扬,对学习、表现差的留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系主任康斯坦金诺夫每学期与我进行一两次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在课后老师经常问:听懂了吗?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吗?中国留学生努力学习和刻苦训练的精神受到了院系领导的表扬和师生的好评。在大学二年级各门课程的考试成绩我全部获得了5分,成为全校的优秀生,学校颁发给了我优秀生奖状,我的照片在学校优秀生光荣榜上展示了一年。在篮球比赛中连续两年获得全院篮球比赛冠军,被选为院男子篮球代表队队员,并代表学校参加列宁格勒市篮球甲级联赛,去莫斯科进行访问比赛。院男子篮球代表队由教师、研究生和本科大学生组成,其中有篮球教师巴鲁巴维奇,曾任学校、列宁格勒市和国家女子篮球教练员;巴鲁特内赫后来成为著名教授、副博士、学位研究生;别特加维丘斯是苏联功勋运动员,国家男子篮球队长兼助理教练员。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受益匪浅,我的篮球运动技术和理论知识也有很大提高。此外,在篮球专业学习方面,学校还给我创造了很多学习机会。1956年去莫斯科参观苏联全运会,观看了苏联各个共和国之间篮球比赛,对苏联篮球运动发展状况、技战术特点和比赛风格有了全面了解;1957年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和体育比赛,列宁格勒体育学院的团体操做了三场表演,之后院长易欧诺夫送给我一张篮球比赛贵宾席上的请柬,使我有机会观看全部篮球比赛(参赛队有苏联、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通过观看比赛,我对社会主义国家篮球技战术和比赛风格有了全面的了解。1958年美国男子篮球队到苏联进行访问比赛,学校为我创造了观看美国队的训练课和美苏对抗赛的机会。美国、苏联都是世界篮球运动强国,运动技术水平很高,他们的训练和比赛使我大开眼界,对篮球技战术和比赛风格、教学训练方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经过四年的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我们各门课程考试获得优秀和良好成绩,运动专项达到一级运动员和三级裁判员的标准,最后,通过论文和国家考试获得毕业证书。我衷心地感谢列宁格勒体育学院的教育,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

在列宁格勒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团结互助,情同手足,每个月聚会一次,交流学习经验,取长补短,提出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共同讨论,研究解决办法。并且检查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的党小组、留学生会对留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毕业回国工作

1958年第一批学习体育专业的留学生有12人按期毕业回国,他们是吴友莹、钱丽华、李会菁、冯连立、姜龙楠、沈守和、经玉峰、孙显池、周成之、叶培基、胡继国、王世安。

教育部组织归国留学生参观工厂、农村、听报告。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提高认识,激发爱国热情,为分配和今后的工作做好思想准备。经国家体委研究决定,分配钱丽华、王世安到北京体育学院,经玉峰到上海体院,沈守和、胡继国到武汉体院,吴友莹、叶培基到成都体院,李会菁、周成之到西安体院,姜龙楠、孙显池到沈阳体院,冯连立到清华大学工作。

北京体育学院是全国体育最高学院,我到北体工作很荣幸,这里有我在北师大体育系学习时的老师和同学,在这里工作感到很亲切。学校分配我在球类教研室工作,任院男子篮球代表队助理教练员、1958级运动系篮球老师、球类教研室团支部书记。球类教研室设有足球、篮球、排球、手球、网球、软式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棒球、垒球、地掷球、门球等课程。选学球类运动项目的学生多、班队多,教学训练课程多,需要教师多。球类教研室人才济济,师资力量雄厚。宋君复教授留学美国,曾参加1932年奥运会,任刘长青的教练员。1936年奥运会任中国男子篮球队教练员。1948年奥运会任中国男子篮球队教练员、国际篮球裁判员。1950年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的体育比赛任中国男子篮球队教练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历届全国篮球比赛裁判长,后任北师大体育系主任,北体教务处长、副院长;李鹤鼎教授留学美国,是球类教研室第一任主任,历任研究生部主任;马启伟教授留学美国,曾任中国女子排球教练员,球类教研室第二任主任,副院长、院长;于钢教授曾任院男子篮球队教练员、竞技体校校长,首都体院副院长;石善根老师任篮球教研组长,教师有牛钟岐、张耀来、王文涛、袁永和、臧宝柱、丁爱宝,还有同我第一批毕业的研究生王耀宗、孙民治、高文海等。

在北京体育大学培养的篮球专业毕业生中涌现了很多优秀人才:国家男子篮球队员吕长新、孙秉枢、徐元生、阿的江,女队员单瑞荣、朱桂银。国家队教练员有吕长新、张卫平、董志权、阿的江。国家手球队教练员丁爱宝。获得全国篮球比赛冠军的教练员有新疆队教练员贾德名、“八一”队的阿的江、单瑞荣。获得第三名的前卫队赵忠鸣。获得前八名的有江西队曾昭中,空军女队的马连仲,兰州部队董志权。还有各省篮球队教练员,北京队华狄平,广州部队顾乃玉,广西队张继池,湖南队徐文樑、司马书生,福建队严哲英,湖北队李吉、张广亮,山东队刘宜田,山西队李尚英、张星河,甘肃队张伯奇,黑龙江省队刘志伟等。还有国际裁判员郭洪宝、靳卓、宋延平等。体育部门的领导干部有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人事司司长高志丹、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何珍文,科研所长后任篮球管理中心主任李元伟,副主任胡加实、李金生,江西省体育局局长宋鹰,江苏体育局副局长周旭,宁夏陈大龙,新疆体委副主任贾德鸣等。高等院校党委书记、校长有北体大书记、校长王世安、张万增、杨桦,副书记、副校长池建、何珍文、程建平,首都体院正副校长孙民治、杜丽,北京大学副校长鞠传进等。篮球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孙民治、刘玉林、李元伟、杨桦、池建、郭永波、李少丹,以及在美国任教的陈工、姚万祥、潘巍、李柏庆教授等。

在北体工作期间,学校为我创造了很多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并得到校系领导和老师的亲切关怀、指导和帮助。1958年曾跟随院党委副书记李树平参加北京高等体育大跃进的研讨会;跟随徐英超副院长参加第一届全运会场馆建设的研讨会;跟随于钢教授参加全国篮球训练工作会议,优秀篮球队的教练员介绍了训练和比赛的先进经验,并让我做了苏美篮球对抗赛的观摩报告;跟随宋君复副院长参加1959年篮球国际邀请赛裁判员研讨会等。通过这些活动,结识了很多专家,学习了很多知识。

任院男子篮球代表队教练员期间,得到了于钢教授的指导。1958年任院代表队的助理教练员,于钢是主教练,他的训练很有特点: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技战术的训练强调快速、灵活、准确,比赛强调顽强拼搏。跟他一起训练受益匪浅,对我后来的训练帮助很大。1960~1983年我任院代表队的主教练,球队成立之初,钟师统院长亲自参加球队关于训练目标、技战术特长、比赛风格的研讨会,他在会上说:“队员技战术要有特长,比赛才能有独特风格;训练要动脑筋,扬长避短,刻苦训练;比赛要顽强拼搏,胜不骄败不馁,要打一场进一步,力争发挥球队的最好水平。”在讨论中,队员们领会到我们与专业队比较,优势是学习体育运动理论知识,对运动技战术训练理解得快,学习田径、体操、举重等使身体素质更全面;短处是训练时间少,队员的身材比较矮,在训练中要扬长避短。钟院长的讲话,对球队形成快速、灵活、准确的技战术特点和勇敢顽强的比赛风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961、1962年全国篮球对抗赛北京赛区,参赛球队有国家二队、“八一”、北京、前卫、北京部队、空军6个是甲级队,全国煤矿、冶金和北京体院3个乙级队。我队连续两年战胜了3支甲级队,以5胜3负获得第4名的好成绩,也是建校以来的最好成绩,受到同行和广大球迷的好评。钟师统院长看了全部比赛,对运动员的表现很满意,对球队进行了表扬。后来,钟院长曾找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关于学习解放军大比武、郭兴福、孙学法、日本女排大松博文训练法,改革创新篮球队的训练方法,提高球队的运动技术水平。

记得有一次,在全国体育学院篮球比赛中我们输给了实力最弱的队,险些输掉冠军。我憋了一肚子的火,本想立即召开总结会批评队员。赵斌副院长引导我说:“今晚让运动员好好休息,认真考虑一下,明天再开会。输了球你不能拿队员撒气。”

在全国篮球乙级联赛中,有一次裁判员对我队不利误判,我现场进行指责。赛后李东敏副书记对我进行批评:“你应该尊重裁判员,服从裁判,有意见赛后提,不应该现场指责。并要求我去向裁判员赔礼道歉。”

运动医学教研室主任、校医院副院长乔级大夫自荐作我队的义务队医,帮助我队建立医务监督制度,让运动员记保健日记,定期给队员检查身体,每逢外出进城比赛,不请自到,拿着药箱随队比赛,帮助处理队员伤病,并对球队训练提出中肯的意见。

1978~1985任球类教研室主任和教研部主任期间,我得到马启伟院长、李鹤鼎教授的指导和帮助,球类教研室制订了:教学训练文件展览(包括教学训练计划、教案、比赛和指导实习工作总结),教学训练工作交流会制度,对提高教学训练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了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经验,改革了研究生培养方案。根据全国各体育院校的建议,受国家体委科教司的委托,召开了全国体育院校研究生培养改革方案的报告,并得到了与会老师的认可。经校领导批准实施,后来被其他院校采纳。

1980~1985、1986~1990、1991~1996年,我连续三届任国家体委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篮球教材编写组长,主持编写了全国体育学院通用篮球教材、专修教材、普通教材、参考教材。后来参与编写了现代篮球高级教程,主持编写了全国篮球教练员岗位培训A级教程。

1959年参加了新中国第1届全运会篮球竞赛委员会的工作,我负责北京体育馆、赛车场的篮球比赛,协助于钢教授组织全国知名专家观摩篮球比赛,研讨我国篮球的技战术特长和比赛风格,受益匪浅。

1970年参加了全国优秀篮球队(国家男女一、二队,北京、上海、四川、辽宁、广西男女队共14个队)三个月的集训。这次集训是“文化大革命”中运动队恢复训练的标志。我参与检查训练课,组织示范观摩课和比赛,到农村、工厂、部队进行比赛表演。在工作中了解到优秀队的训练特点,学到了先进经验。

1978年随中国男子篮球队参加了第8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调研工作,这是新中国篮球运动员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也是第一次观摩世界优秀篮球队技战术特点和比赛风格。调研组(成员有北京队教练员陈文彬、高鹗,“八一”队马清盛,上海贾钦升,湖北刘贵乙,北体王世安及科研所录像师)成员分工负责进行技术统计,录像和收集赛会资料,回国后写出调研报告。国家体委球类司召开篮球教练员会议,调研组做了第8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的调研报告,并放映了录像。我也向我院学习篮球专业的学生作了调研报告。

1981年任全国篮球青年教练员培训班教研组长,2002~2006年任全国篮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班教研组长,参与制订培训计划,设置讲课专题,聘请授课专家,组织授课,球场演示,课堂讨论和考试。通过培训工作,了解了我国篮球高级教练员的专业水平和需要提高之处,并向篮球管理中心提出改进培训工作的建议。

2007~2008年任国家体育总局篮球管理中心备战奥运会篮球督导组长(成员有顾问:杨伯镛,国家男篮主教练,科教司司长;蒋兴权,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国家男篮主教练;成员:李世华,国家体委篮球处处长;袁超,北京男篮主教练,金隅队副总经理;唐煜章,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技术组长:郭永波,北京体育大学篮球教研室主任)。督导组的任务是观看国家男女篮球队的训练和比赛,进行技术统计和各项分析,写出调研报告,提出改进训练的建议,上交篮球管理中心。督导组为完成国家女篮进入前四名,男篮进入前八名的比赛指标贡献了力量。

在北体大60周年校庆之际,回忆在北体38年的工作倍感亲切,感谢学校为我创造了各种学习和工作机会,感谢校系领导和老师们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与我一起留苏回国的其他同学:钱丽华任北体体操教师、图书馆外文资料翻译和编辑工作;吴友莹任心理教研室主任;胡继国任武汉体院体操教师;冯连立任清华大学教师;叶培基任成都体院体操教研室主任;李会菁任广州体院科研处长;姜龙楠任沈阳体院教务处长、副院长;周成之任西安体院院长;沈守和任湖北省、上海市、国家队击剑队教练员;孙显池任“八一”队、国家队教练员;经玉峰任上海体院教师、体工队教练员、科研所负责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我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作者1954年留苏,1958年到北京体育学院工作,

原北京体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