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德县地下党的回忆
1945年9月至1949年8月，我遵照当时甘肃工委的指示（后改受平东工委领导），以特派员身份，化装为走乡串户的货郎，打入敌占区隆德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两封加急电报
194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延安中央党校第五部的同学们，正沉浸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欢乐之中。忽然，我班党支部书记刘××通知我说：“甘肃工委来电报叫你回去。”
当时，我实在不愿离开延安。我的家，祖辈受苦，不识一字。1938年8月，我入党后，曾在边区任过区委书记，但因不识字，自己还哭过几次。1943年初，甘肃工委送我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才学了点语文和初小程度的算术，同时也初步懂得了点革命的理论。我在延安还参加了开荒、做纺车、纺线……特别是我几次聆听毛主席的讲课，他老人家还专门在我的草纸笔记本上，用毛笔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更使我终生难忘。突然叫我离开延安，感情一下子转不过来。
第二天，我向党校一负责同志提出，让我上前线和国民党真刀明枪地拼！但是，这位负责同志很严肃地说：“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约10天后，工委又来一封加急电报，我才告别了延安，返回工委机关所在地 ——庆阳。
9月20日，工委组织科长陈成义找我谈话，他向我谈了蒋介石企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内战已迫在眉睫。因此，工委决定：我以特派员身份，到敌占区会宁县一带，秘密发展组织，发动群众，为迎接全国的解放作准备。陈还向我详细交代了当时西北局关于地下工作的几条纪律，我记得有：（一）严禁发生横的关系，只能是单线联系；（二）严禁地下工作人员烟酒嫖赌；（三）严禁私自带文件；（四）誓死不向敌人泄露党的机密；（五）地下区以上的干部结婚要经上级组织审查批准。他还给我看了一些文件，如毛主席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任务》、《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等文章。
在如何化装问题上，组织起初考虑原来我是木匠出身，决定让我化装木匠，打入敌占区。我考虑不妥：一是途中给人家干活，耽误时间过多；二是挑着较重的木匠家具，不易远行；三是我原是镇原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后，曾被国民党特务点名抓过我这个木匠。因此，我不易再化装成木匠活动。我提出化装成一个货郎，灵活性大些。工委同意后，便为我进行了紧张准备。
首先，给我开了一张有效期一月的路证，大意是我保货郎陈兴荣（我原名叫刘治华），男，32岁，未婚（实际我当时已有3个小孩子），需在固原县（今属宁夏）、环县（属甘肃）一带转乡，请沿途城防哨所予以通行。下款盖着敌平凉县花所镇第五保的大红油印，以及保长的印章。当然，这些印章全是我们仿制的。后来，工委也要我雕刻仿制过国民党的印章。其次，又给我剃了光头，并让我在阳光下暴晒，其目的是把多年戴军帽留下的痕迹晒掉。三是为我备制全套用具和货物：一身浅蓝色的土布衣服，一块4尺多见方的白粗布包皮（这是艾青山在敌区工作时用过的），尺子和剪子各一把，一个小拨浪鼓，两匹老土蓝布，几个小桶染料，以及针线、袜子、小镜、各种颜色的棉线等乡村日用杂品。
当然，最难办的还是我根本不熟悉货郎的业务。比如摇那个小拨浪鼓，有经验的货郎摇起来，如似一种美的享受。当！当！当啷当！鼓点的节奏感强，声音也很动听。而我摇起来，那系在两边的小锤总是打不到一个点子上。别人听着难受，我却累得满头大汗，腰痛胳膊酸，远不如我拉大锯或肩扛二三百斤麻袋那样轻快自如。又例如，熟记各种货物的单价和当场给顾客口算账目，从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来说，更是一大难题。
总之，我对于货郎这种对答如流的行当，实在是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为了弥补和掩盖我这方面的弱点，尤其是为了对付敌人突发的搜查盘问，我开始学结巴。同时，我也抓紧时机，在边区集市上，混入人群中或尾随在老货郎之后，偷学摇拨浪鼓，偷学人家的动作和对待顾客的言谈话语。
因任务紧，我只在工委准备了几天，便悄悄离开了边区，孤身一人，踏上了陌生的征途。
化装货郎打入敌后
9月底的一天清晨，我摇着拨浪鼓，混在赶集的人群中，朝六盘山山脚下的隆德县城走去。
当晚，我住进城里边的一个罗家小店。刚睡下，警察就突然闯进来查户口，连查3次，整整折腾了半夜。他们每次都反复盘问我走了哪些地方。此时，我才觉察到路证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因为环县是属我边区所辖。所以，我没有说环县的一个地方，实际是我经过固原县的麻子沟圈、店子洼、卯家堡子等地，来到这里的。后来他们说：“你的路证上写的环县，你究竟走了环县的哪些地方？”我故意装糊涂说：“我走的这些地方都是固原环县。”他们又仔细端详了我的两只手，才说我是个乡里土货郎，因而放过了我。
我感到工委写的路证不能用了，此地不能久留，便在第二天，随着几个货郎赶山河镇集。
山河镇离隆德县城30多华里，是个较繁华的大镇。我在一个卖纸烟的摊贩旁解开背包，摊开了货物，边应付顾客边同他聊天。他是泾川县人，叫赵正录，于是我们互认了同乡和亲戚。收集后，他把我带到了离三河镇十几里的李家沟。住在他的一个穷朋友黄有录的家里。
李家沟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穷山沟。全村40多户，分散在山坡和山沟下，除3户富户外，全是穷得叮当响的贫苦农民。我借住黄家月余，也结识了几个穷朋友，经赵的提议，我们结拜了九兄弟，我行三。后经李炳绰、李贵楠做保人，由我出钱典租了保长李作善的后院牛棚，夜里并负责给他家看守牲口，保长答应给我开外出串乡的路证。
当然，这个保长对我并不放心。记得是1946年的正月初一，李知道我空着肚子混过了年三十晚上，便特意邀我去他的正房饮酒。我掀开帘，只见饭桌上整整齐齐摆了12个大小不等的小酒杯，这是当地划拳饮酒的风俗，名曰一条龙。谁若在12拳中输了7拳，便要喝干这一条龙。按照地下工作的组织纪律，我是不能喝酒，但李执意要同我划拳，只好认真对付他。岂不知，此人拳术低劣，竟连输了我二条龙，结果他醉倒在后院，丑态百出。事后，经他父亲说出，我才知道他想灌醉我，以便探问我的来历。
尽管如此，我毕竟是保长家里的房客，而且有了新的路条，这对我的身份和串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秘密发展地下党组织
我在保长后院的牛棚落户之后，便添了一些货，纸烟、水烟、火柴之类，还有白酒。这样，除白天挑着担子卖货外，晚上还可以做点买卖。
山里人虽穷，却厚道。他们多是拿鸡蛋换货，极少用现钱买。有的户穷的连盒火柴也换不起，便要我记在欠账本上。当然，我是不会上门催账的。
天长日久，我的小牛棚逐渐有了生气。每到晚上，屋里充满着呛人的烟雾，劳累一天的穷汉们圈坐在闪着豆粒大光亮的小油灯旁，你一言我一语，消磨着漫长的夜。有时，我也即兴说上几段梁山好汉，颇受他们欢迎。常来的还是我们几个拜把兄弟，他们之中的几个哥老会成员和保长的长工孙树璠等人，似乎把我当成了“秀才”。所以，几次试探我入会的诚意。
在我刚搬入牛棚时，孙树璠就以开玩笑的方法，指着炕问我叫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炕嘛！”他又指扫帚问我，我笑答道：“扫帚！”
其实，我在参加革命前就加入过哥老会，对哥老会的某些暗语是略知一二的，如土炕叫“温台”，扫帚叫“摆拉”。我始终在考虑如何利用这段经历，更好的掩护自己在李家沟一带开展地下党的活动。但是，哥老会是一个民间很原始的封建家长制的秘密组织，成分复杂，有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乞丐之类的流氓无产者，也混有地主和特务。所以，工委虽允许我在必要时，可以利用自己过去的哥老会身份。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我不敢贸然公开。
后来，在日常交往中，我发现李炳绰比较成熟。李炳绰大我十几岁，是哥老会成员，他家很穷，土炕上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他身上披的那件棉袄，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各式各色的补丁重叠在一起，足有20来斤重。他很爱听我的“水浒”。当我讲一些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举旗造反的故事时，他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残酷剥削穷人的愤恨，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但是，他并不知世间还有共产党，他只知道当年路过这里的红军是和梁山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一样，不伤害百姓。
我感到，像李炳绰这样朴素的杀富济贫的农民革命意识，是很宝贵的。我决定接近他，从多方面启发他的觉悟。我常借故同他晚上睡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这之中，我便以货郎道听途说的方式告诉他，当年路过这里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是现在县府保安队日夜要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我也常把哥老会和共产党作比较，对他进行党的常识教育。
一次，我试探地说：“我有个朋友是共产党员，你敢不敢见他？”他很激动地说：“我决不出卖你的朋友，我敢见他。”这时，我们是心照不宣了。1946年1月的一天，我正式介绍他入党。在入党谈话时，我向他交代了今后发展地下党组织的任务，以及西北局关于地下工作的纪律。从此，我在李家沟站住了脚，开始了地下党的发展工作。
1946年3月，我摇着拨浪鼓，李炳绰赶着几只羊出外贩羊，实际上，我俩秘密进入边区，向甘肃工委汇报工作。工委书记孙作宾指示我们：一、同意我不去会宁县一带开辟地下工作，而把隆德、庄浪、静宁三县作为我们活动的范围；二、要李负责我的安全；三、继续发展地下党组织，尤其是在保甲长中慎重地物色发展对象，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
根据工委指示，我俩只在边区学习5天，便秘密离开边区，返回李家沟。
我和李作了分工，他去庄浪县秘密活动，我在隆德、静宁两县秘密活动，发展地下党组织。
从1949年8月至隆德被解放止，全县共发展19名正式党员、3名候补地下党员。这些地下党员名单都以记账的形式，混记在我的小账本上，除我外，任何人也看不出来。我只和李炳绰及几个骨干党员保持单线联系，不和其他人有横的联系。所以，隆德地下党没有遭到敌人破坏，为迎接隆德县的解放准备了一批当地党的干部。
建立两面政权
1946年4月间，我和李炳绰回到李家沟不久，便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
一天，敌保长李作善阴沉着脸对我说：“你赶快搬家，另找住处。”我感到来势不对，便找我两位保人李炳绰、李贵楠（已是地下党员）去问情况，敌保长说，有人告诉他，陈货郎说话像红军，腰里还系着红布带子（此地人误传当年过六盘山的红军，个个腰系红布带子，脚穿红布袜子），所以要我赶快搬出他的中社保，今后再也不给开串乡路证，还要向所属的山河镇乡公所打个招呼。李炳绰说：“陈货郎从未腰系过红布带子，也没有说过像杀土豪分田地一类的红军话。你可以不给他开路证，他也可以搬出中社保。可是，你向山河镇乡公所报告说‘他是红军’。俗话说得好，招客有主，拴马有桩。你是窝藏红军的房主，想一想，对你有好处吗？”保长听后，感到事情不好办，便答应不去乡公所报告。
李炳绰让我住到离李家沟不远的张海福家里。为了解决路证问题，又从我的货里拿了几盒纸烟，去所属沙塘乡化灵保保长王迎海家。李很快回来对我说：“王保长叫你去一趟。”我们商量了对策，我便去了。
到王迎海家后，我俩互相寒暄了几句。王随便从柜子里拿出一支马拐枪，问我是否认识？我故作外行说：“这种枪怎么点火？”王笑而不语。吃过晚饭后，王忽然执意留我住下长谈，我只好应许。原来，他向我述说了他当保长的几起几落，主要是因多派了本保地主魏志成的款而结下了仇。
当我在隔日清早离开时，他给我一叠盖有红油印章的空白路证，并说：“你只要不贩大烟，不给我找麻烦就行！”
我和李炳绰分析了王迎海对我这种极反常的态度。判定，王迎海很可能觉察出我是个有来头的人。但是，他不仅不向政府报告，而且也不放任何风声，这说明他是有意向我们靠近。于是，我们决定，由我主动接近他，以摸清王的真正用意。
群众反映，王保长和地主魏志成的顶劲大，因为他常多派保里富户们的公款、杂役和兵役，富户们诬告他私通红军，以便置他于死地。我们分析，从这方面看，他极需穷人的支持；从另一方面看，他是个敌保长，沾染了嫖娼和吸大烟的恶习。所以，需要对他进行长期考查和教育。
王常主动向我和李炳绰报告一些敌人保安队的动向。比如一次，他在乡公所开完会议回来后，就向我及时报告县保安队正在追查一个货郎。诸如此类情报，对地下党的活动很有帮助。经过多方面考查，我终于在1947年初介绍他入党，我向他指出嫖娼和吸大烟的毛病要坚决改。同时，我给他一本封面署名是“芦花河”的戏本子，里面是我党的一些宣传讲话，让他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我还严格规定，他只和我单线联系，不准向任何人泄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王入党后，他所属的10个甲长也逐渐被我们控制起来。可以说，化灵保成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化灵保的两面政权，对中社保的李家沟也有所影响。李家沟地下党员张国理当上甲长以后，曾带领群众20多人在县法庭上，面对面地同反动保长打官司，揭露他私吞公款，影响较大。
当然，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地下党只有同公开的敌人作隐蔽的合法斗争，或者是尽量保护群众的利益。
两次遇险
我在外出串乡从事秘密活动中，曾两次遇险。
第一次是发生在1947年的麦收季节。在这之前，我曾和化灵保的地下党员谢殿忠一道去向平东工委汇报工作。但因通往边区的边界地带，敌人封锁甚严，我俩只好重返化灵保。5月末，李炳绰、张海福集合20余人去陕西打短工割麦子，我和李商量后，认为这是秘密进入边区，向甘肃工委汇报工作的机会，便同他们上了路。
当走到泾源县（今属宁夏）响水峡地方，我们一伙子人便找了个小店住下。不料，连遭县保安队3次搜查，几乎是专门查问我，甚而叫我脱了个精光，搜遍了裤缝。我立刻意识到，我可能在什么地方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一个敌军官盘问我：“你的身份证是隆德的，可是你的口音根本不是隆德县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当时，我作了被带走审问的准备，因而除按身份证所写回答外，没多说其他的话。但是，随我同来的群众却给我解了围。张海福、李发多几个人都是证明我原是平凉的货郎子，落户到隆德县化灵保，还娶了女人叫马氏，已有3个娃娃；大女儿陈燕花5岁、二子陈学子3岁、三女陈彩花1岁。这全是王迎海事先为我填好的。敌军官见众人异口同声保我，便无可奈何地放过了我。
事后，我才觉察由于自己粗心大意，我在临出门时，戴上了一个乡村老式的绿茶墨镜，故引起敌人怀疑我不是个打短工割麦子的穷人，而是混在其中的大烟贩子。我虽然在群众掩护下脱险，但给了我很大的教训。
第二次遇险发生在1949年春天。当时，我向平东工委汇报工作后，便带着工委书记张可夫交给我的宣传小册子，如“约法八章”、43名战犯名单等铅印传单，迅速返回隆德县。
这些铅印传单是秘藏在我的柳编双层小蒲篮底层。这个小蒲篮，外表和日常用的柳编小盒子一样，它长约1尺5寸，宽为1尺，深四五寸，只是底部是双层的。用时，用刀片轻轻撬开夹层，将秘密传单塞入，再用细麻绳拉紧，稍喷点水使柳条微潮，用脚踏实。这个小蒲篮就放在担子前面的那个货箱子上，里面放些食物和我的破棉衣以及常年不洗的单衣之类。
当我经过平凉城时，突然遭遇到全城大搜查。我起初躲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后来考虑到一旦被敌人搜出传单，就会连累了他们。于是，我决定随机应变，闯出城门。
我买了一斤大饼、半斤葱，装成一个傻里傻气的乡下货郎，边走边吃，朝城门踱去。城门有4个敌兵、一个军官把守。我放下担子，先掏出身份证和路证给当官的看，然后就把小蒲篮从前面箱子上扔到地下，又故意把里面的大饼、葱和我的破衣拿出来让他看，然后才又扔进小蒲篮里。接着，他们5个人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两个箱子上。把我的货物全部倒在地上，件件检查，甚至把白矾小纸包、丝线包都扒开看了。当然，他们放过了我的小蒲篮，也就不会查出什么东西，只好放我出城。
迎接解放
1949年5月，当我们地下党学习平东工委发的秘密传单和党的文章时（如我带来的战犯名单和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南京、西安等大城市被我攻克的喜讯，相继传到隆德县城。我们每个地下党员心情振奋，感到蒋家王朝的总崩溃之日已经屈指可数，天快亮了！
我们根据平东工委的指示，按照行政村的划分，分头秘密向地下党员布置了工作：一、立即组织群众抗兵抗款，不让国民党部队抓走一个兵，抢走一粒米、一根草；二、秘密张贴传单，宣传我党政策；三、收缴地主和散兵游勇的零星枪支，准备武装斗争；有条件的地下党员可打入民团或自卫队，策动兵变。
当时，驻防隆德的是国民党八十二军十四旅的“武威军”，他们见人就抓，见物就抢，见妇女就奸，如疯狗一般。我、李炳绰、王迎海3人决定：组织群众进山躲藏，抗兵抗款。王迎海等担任保甲长的地下党员也不在表面上应付这些国民党官兵了，全部进山躲藏，家里仅留下老人看门和为我们送饭，探听消息。在山里，我们为群众挖了壕沟和窑洞；地下党员们手持刀斧棒棍，在山上担任警戒。躲藏月余，因潮湿和饥饿，许多人病倒了。我们又组织群众有秩序地出山回家。此时，因大股国民党部队已西逃，群众没有受害。
抗兵抗款的同时，我们地下党员研究了武装斗争问题。首先是查清了地主和反动乡保长的枪支弹药，如大地主魏志明有枪3支、于家河的国大代表于兰有枪3支等等，共计十几支。我们秘密决定：一、派李贵楠利用亲属关系，打入海原县自卫队里面，策动兵变（未成）；二、积极收缴散兵游勇的零星枪支弹药；三、准备收缴地主和反动乡保长的枪支。
我们从山里返回后，地下党员们积极进行收缴国民党逃兵的枪支。李家沟的李彦林一个人就缴获了逃兵的两支步枪。当时，他们还不懂得我们党优待俘虏的政策，有的人主张把两个逃兵关起来，但考虑到各家各户的粮食几乎被国民党部队抢光，便又要砸死他们。后来，李彦林把两个逃兵交给我，我向他们交代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便放他们走了。
1949年8月3日，隆德城解放了。我向第一任县长石秀山交了地下党员名单，接上了党的关系。我们这些地下党员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参加了接收国民党的政权和收缴枪支的工作。不久，我被调离隆德，到庄浪县委工作。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1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