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群众迎接全国解放
1948年秋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败局已定。为了更好地配合解放军正面作战，固海工委在老区召集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决定将武装工作队改为各种身份出现的地下工作人员，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抗丁斗争，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
“打官司”智识王保长
任务分配以后，我们就根据各自的特长化装，有化装成医生的，有化装为小炉匠的，有化装成做买卖的……我不会干别的，就化装成一个货郎子。我的任务是掌握张易一带敌人活动情况和发动群众工作。我交了武器，领了30块大洋，到平凉买了些布，于1949年2月到达张易，利用赶集，转乡卖布，深入群众，了解情况。那时我们党的政策是，对国民党乡、镇、保长中那些开明的和比较开明的都做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的这边来。我到张易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做李贵清的工作。可是李常住兰州，接触不上。我就把注意力转向做镇、保人员的工作上。
梁家庄子有个保长叫王维汉，30岁左右。据群众反映，这个人脾气不大好，爱骂人，但办事还比较公正，我便设法接近他。有一天，我住到梁家庄子一个姓白的农民家里，当晚下了一场雪，第二天走不了，就继续住下来。这姓白的抽大烟，家里很穷。午饭后又来了柳方贵等3个庄里人，都是烟鬼。他们以为我是贩大烟的，向我要大烟抽。我说我是卖布的，不是卖大烟的。几人还缠得不成，我问：“你们这里有卖大烟的吗？”他们说有。我就对姓柳的说：“我借你一块大洋，你买烟去，可是过几天要还我。”他满口答应，拿着钱走了。过了几天，我到柳家去要钱，柳见我是个做生意的外乡人，就耍赖不给，我便借机拉着他去见保长“打官司”。那时我年轻，力气也好，把他硬拉到保长王维汉家。我向王说明了情况，王说：“你是个生意人，和这些死狗交往啥呢？”我说：“我们出门人，来这里人生地不熟，有事就得烦保长解决嘛！”王说：“这样吧，你卖你的布去，我慢慢给你要。”就这样认识了王维汉。王维汉也爱抽大烟，我每次去要钱，就送他两盒好香烟，有时也送几个大烟泡子。通过多次接触，王对我也产生了好感，愿和我结为兄弟，称我为“老陈哥”（我去张易时化名陈德财），这样我就成了王维汉家的常客。
那时国民党兵员不足，到处抓兵。镇上也常通知王维汉去开会，布置抓兵的事。一天，王维汉从镇上回来，说又要抓兵。我笑着对他说：“现在形势不大好，你何不做个大好人呢？”他问：“怎么个做法？”我说：“你悄悄通知群众上北山，抓兵的来了，你把他们领到南山，让他们抓不着。群众不是都会感激你，说你是个大好人吗？”王听了连连摇头：“那不敢，人家会把我的腿打折的。”他不肯这样做，我也不多说话，只是把消息告诉群众，让大家都躲起来。不多几天，从蒿店过来马鸿逵黑马队的一个骑兵连催要粮草，王维汉招呼在保公所的院子里休息。王是个年轻人，爱打枪，把一个士兵的枪拿在手里翻弄，一不小心，枪走了火，几乎伤了一个士兵。敌连长暴跳如雷，说王维汉是个坏人，要捆起来吊打，多少人劝解都不行。我一看事急，叫保干事任启华赶快去买两只肥羊羔，提去送给敌连长。我又给说了许多好话，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此后，王维汉对我更加信任了。我说怎么办，他就怎么办。群众发动的也充分，镇上派来抓兵，就组织群众躲起来；催粮要草的来了，招呼吃饭的招呼吃饭，捆草的捆草，装料的装料，等把来人送走后，什么也不往去送了。
酒席间制服杜保丁
我在阎流沟一带活动了两三个月，这里的情况基本上摸清楚了，群众也熟悉了，大家都叫我“陈货郎子”，工作开展的也比较顺利。只是王维汉的保上有个保丁叫杜有仓。这人非常坏，经常敲诈群众，群众非常反感。我在阎流沟集上摆摊，他三番五次地来找我的麻烦。开口说我不是好人，闭口说我不是卖布的，我把身份证给他看，他不承认，和我吵了好几次，动不动就要拉我去见保长，对我的工作干扰很大。为了制服这个家伙，我把他敲诈群众的事实一一作了调查。
我和王维汉的联系建立起来后，一天，我对王维汉说：“这一向把人逛谗了，今天请你给咱割些肉，倒点酒，咱弟兄好好地犒劳犒劳。”我把钱交给王维汉，王叫干事任启华去备办，叫把几个甲长也请来了。
酒席摆好后，杜有仓也来了。进门一看，我和王保长并肩坐在上首，脸上就转颜转色地站在一旁纳闷。我和王保长都请他入座，他才在几个甲长的旁边坐下。
这时我站起来，举杯说：“保长，各位甲长，我姓陈的是个外乡人，来贵地做点小生意，混碗饭吃，承蒙各位的关照，也还过得去，借此机会，我敬各位薄酒一杯，深表谢意！”大家饮了。
接着，王维汉站起来向我敬酒说：“老陈哥来我们这穷地方做生意，也有不少困难，如有关照不到的地方，还望多多包涵！”几个甲长也都称我“老陈哥”，轮流向我敬酒。
最后，杜有仓也向我敬酒。我同他开玩笑说：“这酒我喝，可下次见了面，不要拉我见保长噢！”杜有仓被说得面红耳赤，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保长问是怎么回事，我便笑着把杜和我在街上争吵的事说了一遍，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弄得杜有仓十分尴尬。王维汉也笑说：“老陈哥，他下次拉你，你就来，看我不打折他的腿！”杜有仓连说：“再不敢了，再不敢了！”之后大家边喝酒，边闲谈。也谈到国民党军队在前方吃败仗的话题。
我趁势以“老大哥”的口气插话说：“前线的事是国家的大事，我们管不了。可你们做地方官的，要注意把老百姓的事办好。甲长和保丁是保长的左右手，可不能在下面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如果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知道的人，说是你们自己干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保长指使的，这个影响就不好了！”王维汉接上说：“老陈哥说的是，现在形势不大好，咱们有言在先，大家在下面要公正办事，可不能胡作非为，如果叫我查出来，别怪我姓王的不客气！”
席间，杜有仓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这场酒喝得实在不是个滋味，以后他变得规矩多了。
交穷友建立联系点
通过几个月的摸底了解，我认识了毛家庄的王福勤。此人家庭贫寒，为人忠厚老实。我同他聊天时，发现他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原来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这一带，红军纪律严明，不打人不骂人，不拿群众的东西，在群众中留有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我在这一带开展工作比较顺利的思想基础。王福勤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期盼着共产党早日到这里来，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这人可靠，就把我的身份告诉他。并向他说明，我们不能坐等解放军来解救我们，而应积极行动起来，发动和组织群众同反动派作斗争，迎接固原解放。他听到了非常高兴，表示一切愿意听我的安排。我就在他这里建立了联系点，一方面积极串联，扩大骨干队伍，一方面了解掌握镇、保长的动向。
通过几个月的串联，我们的骨干力量已有梁进忠、武汉臣、黎正仓、赵忠义、陈德和、罗宏宾等10多人，按保分片包干，做发动群众工作，有事就在约定的地点碰头研究，通过各种关系做镇、保人员的争取工作。抓兵的人来，我们组织群众有计划的躲避和自卫；催粮要草的来了，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应付走了事。由于我们处处保护人民的利益，群众对我们也越来越信任，联系面越来越扩大。
接收镇保建立新政权
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我打算到老区去汇报工作。我把那些骨干召集起来，交代了任务，说明我到老区向上级汇报后立即赶回。那时，国民党已到了崩溃的前夜，抓兵更猖獗了。几位年轻人有些胆怯，要跟我到老区去。我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并作了周密地安排，让他们加强联系。村村由老人、小孩放哨，一有情况，迅速通报，组织群众躲避和自卫。这样他们的思想才稳定下来。
7月，我到老区汇报了工作，接受了任务，和车万宝一同返回，到山关口时，解放固原的战斗已经打响了。车万宝去了隆德，我赶回张易，把那些骨干联系起来，发动群众，密切注视镇、保及自卫队的动向（自卫队队长张占魁带着30多人的自卫队驻陈儿沟）。通过各种渠道，做镇公所人员的争取工作，积极作好接收的准备。
8月初，固原解放。赵崇德、刘齐家带领一批干部接收了县政权，建立了固原县人民政府。赵崇德任书记，刘齐家任县长。我奉命接收了张易镇，接收后改为区，县上来文，任命我为区委书记兼区长。我们首先缴了张占魁自卫队的枪，把区上干部武装起来，然后利用集市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张易区人民政府成立。逢集那日，街上贴满了“欢迎建立人民政权！”“共产党万岁！”“热烈欢迎白区长！”等大标语。群众焦急地等着着共产党的白区长是怎么个人。大会开始了，主持人宣布：“请白区长讲话！”当我大步走上讲台时，群众惊愣了，“这不是陈货郎子吗？怎么成了白区长？”我向群众说明姓白，叫白银邦，是共产党派我到这里来工作的。接着讲了党对新解放区的八条政策（当时称统“约法八章”）。群众听了非常高兴，相互谈论，气氛热烈，沉浸在一派翻身得解放的喜悦之中。
摘自《固原文史资料》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