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宁夏建党工作
(1948年9月)
一、情况概述
此次宁夏建党工作,开始于1944年。当时,马鸿逵对我党已高度防范,宁盐边境已实行严密封锁,从倒(道)塔到石沟驿这一线上,封锁队在主要道路上,三五人不等。来往商民被封锁队发现时,从宁夏来边区的,立即抓回捆打,勒索巨金,方可放走;从边区到宁夏的立即扣押。在其内地防范亦很严密,群众家中来人须向保甲长报告,无身份证的根本不能居留。各重要路口与桥头,每到冬天(现在不分冬夏)即由甲长轮流放哨,盘查行人(现在是国民兵放哨),这样使无身份证的人,无法进入宁境。
但当时也存在着开展宁夏工作的有利条件,即在定边、盐池、三段地等被迫从宁夏逃来的移难民、逃兵达数千之众,这些人都是受不了马鸿逵的压迫而来的,自然带有对马鸿逵的不满与解放宁夏之要求(坏人是个别的),这样就给了我们开展宁夏工作的对象与宣传教育及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思想基础。
1944年7月,三边地委决定在盐池县委成立统战部,专门进行宁夏工作。地委并批判地总结了以前的经验,确定从下层建党的方针,但对如何建党则未进一步研究。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11月,盐池会议(已不是统战部,是河东工作组)这一时期,宁夏工作基本上还是了解情况,找寻对象,只是个别的发展党员的任务。1946年春,地委召开宁夏干部会议,通过了《关于宁夏工作方针草案》,更明确地提出以农民为基本对象,“慎重大量发展”的问题。从这时到7月间,宁夏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宁夏与边区内部移民中有党员400上下。
到7月间(1946年),地委即给宁夏工作提出建设武装的任务。从此,宁夏工作(即盐池县二、五区工委与三段地工委)的绝大部分精力用在建军上面。
1946年马鸿逵进攻盐池(城西兴武营)时,二区工委曾一度转移,但未受大的波动。1947年春,马鸿逵二次进攻,侵占定盐,全部宁夏工作干部随回支转移到吴旗,全部关系陷于断绝。
二、党员的发展与分布
宁夏党的发展是由内到外的方法进行的,地委统战部(以后的河东工作组、宁夏工委、绥宁工委)下设3个据点,即是盐池二区余庄子、五区红井子与三段地,先在当地移难民、逃兵中进行工作,在来往的商人中进行工作。先在移难民、逃兵中与商人中发展党员,再由他们到宁夏境内发展党员。但这些党员对工作毫无经验,党的建设的知识没有,尤其是农民,他们的活动范围限于他的家门户族、亲戚朋友为主要对象,是因他谈了后,对他的生命财产等无损害。也有宁籍的工作同志,根据旧的关系与认识找到对象,派他们(新党员)带信或去面谈,或叫进来,这样发展党员。
领导问题。领导机关都在边区内部,都是公开形式进行工作,不能到宁境发展党员与布置检查工作,对宁夏的党员都是通过来往的党员而进行的。
因以上情况,在宁夏方面,党的工作其实际情形,驻在内的领导机关是无法知道的,绝大部分外部党员,领导机关都未见过一面,只是听凭来往走动的党员报告,而这些党员又都是对党认识与阶级觉悟不很高。因此,在外发展的党员究竟是否够一个党员的条件,是否具备了入党的手续,是无法知道的。外面的党员绝大多数未见过面,个别党员假报的也曾发现过。
如余庄子据点一个党员(干部)李树芬,对一个人只谈了谈,就报告发展了一个党员,经再三研究检查,以后才说了实话。如杨洪俊、杨长清领了工作费、路费等,说到河西去工作,结果杨长清住在家里(盐池二区)未动,而杨洪俊到蒙地边境去赌博,吓唬人住了一个时期,就回来报告工作。
再如定边新华街回民党员马绍林,说他发展了暂九旅特务连长杨洁云为党员,并说因杨与司务长闹纠纷,暴露了党的关系而被撤职管押,但经过调查了解,该杨某在那一年不但未被撤职管押而是升了营长(此人在袁大滩被打死了)。在联系上几乎全部是单线联系,没有支部组织,并且是根据他的自然联系而联系。是一个党员发展了几个党员,这几个党员由发展人领导,但仍是单线的。
党员的成分,宁夏的党员97%以上是农民(包括逃兵),2%为工人,1%为知识分子。
分布:宁夏党员除中卫、磴口两县外均有,以金积、灵武两县为最多,灵武70—80人,金积县20余人,其次是永宁县20余人,再次是陶乐、平罗、惠农等地(过去该地多由三段地据点发展,现在情况不明)。
现在宁夏方面的党员中,曾受过一年上下教育(三边公学)的2人,一个在马部新兵团(番号不清),一个在西山当石匠。在回汉支队训练班受教育两个月的1人。派回家去在余庄子学习过半个月的4人(原5人,死亡1人),现在宁夏城1人,磁窑炭井1人(工人),灵武城1人(铁匠)。还有一部分党员只受过三五天教育,其余绝大多数党员未受过教育。
敌军中的党员也多是通过党员的家庭、亲戚朋友的关系而发展,如有的写来一个条子或盖来一个章子,也未见过面,也很少有经常的来往。也有个别党员,在这边接受了任务,实际上不敢去谈,也有谈一下,就报告成党员的。
过去和外部党员的联系,没有培养和建立专门职业化的交通,都是利用移难民与来往小商中的党员当交通,并且是谁发展的党员,谁当交通。但这些人来往不能根据工作的需要,而是根据他个人的家庭生活的需要,虽有培养一批职业交通的提出,但因经费困难、干部缺少与重视不够而未实现。外面的党员又未受过党的教育,不懂得党的政策方针与工作方法,在具体工作上只是一推一动,不推不动或是推而不动,推而不动的为数极微。
对一般党员教育,未能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就是有这种计划,也因经费、吃粮问题无法解决而终止。在内部的党员,还能从个别谈话中、布置工作中得到一点教育,外部党员通过交通来进行,但用那样的党员,去教育那样的党员,其效果可想而知。
在搞武装时,因时间迫促(1个多月),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即把好的党员全部用在部队上,即回支现在的干部。
在此次宁夏建党工作的4年(1944—1948)中,未派出去一个有独立工作能力与工作经验的干部,并且宁夏的党是战争前发展的,从来未参加过斗争,不论是合法的或非法的。
三、战争爆发后宁夏的情况
1947年春,马鸿逵侵占定、盐大部,宁夏工作干部随军向吴旗撤退。事先因地委决定的坚守方针,在宁夏党内,也未做撤退后的工作布置(地委虽指出交通的建立,但因时间短促不可能实现),此后全部关系陷于中断,并有部分党组织遭受了破坏。
在三段地方面,有负责同志王延被捕,解往宁夏,至今情况不明,秘密党员王克和被解往宁夏枪决,任天才被捉往宁夏,至今仍在监禁,许××自首。在盐池二区工委王占宽(曾在该区当支书)自首,马生财叛变(曾任盐池区支书),梁光华、杨治国、宋银山、肖生亮等同志被捕,均被送往宁夏(现除梁光华仍坐监外,其余经保释)。
在盐池的五区工委方面:有郜占奎(原任盐池四区组织科长)自首,李文贵(原盐池乡长)逃跑,还有党员李浩五被押,回民乡乡长金风平亦被捕,马少林在宁夏被捕。原从盐池县派来宁夏工作的5个干部(除上所说的还有李树芬)就有4个发生了问题。这些都是宁夏工作比较重要的干部,如马生财单独搞一个地区的工作,他领导的党员就有50多人。王占宽、郜占奎、李文贵都曾发展了一些党员,在他们自首叛变后,他们所领导下的党员情况,现在还未弄清。从去年我军收复定、盐,到今天的了解,只知道在宁夏并未大批捕人,是否马鸿逵用别的方法破坏没有,则不知道。
去年8月,马鸿逵再次侵占定、盐后,宁工干部组织两个武工队,继续进行工作,决定找旧的并发展新的关系。但因战争后,马鸿逵封锁更加严密,同时我们县、区政府在肃反政策上表现的某些偏左,使宁夏与山里来往的客商,曾在两三个月中,几乎绝迹,直到今年2月间才接上个别党员的关系(如和永贵)。到4月间,我三边地武解放惠安堡后,回汉支队留在西线活动,盐池、环县与惠安堡边境情况才有基本上的改变,更加里山堡新区的解放,给宁夏工作提供了比较便利的条件。
环县的团匪,有的受到打击而解体,如赵清彦股,赵被捉后,该股又溃散;有的受到威胁,如敬明君、张瑞兰等股匪不再到该区扰乱,盐池团匪更不敢进山。这样宁夏工作有了比较稳固的阵地,宁夏工委(过去之武工队亦然)可以在这一地区进行工作了,再加我们在内部土改纠偏的新精神,已传到宁夏一部分人中,宁夏的小商与一部分和这边有关系的农民也敢来了,并逐日增加。还有去年盐池灾荒,群众吃粮困难,驮盐到南路换粮(即曲子一带),在这各种来往的人中间,可以了解一些情况,建立新的关系,也找到一些旧的关系。
从五六月到现在,旧关系已找到24个,新发展了16个党员,还发现一些新的对象。
摘自《中共宁夏党史档案资料选编》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