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商与小民》冤案真相

◎孟杼

1935年冬，中卫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县的大案，尽盛魁钱柜被盗，情由曲折复杂，酿成冤案，混淆不清，直到驻军出面干预才澄清。

中卫莫家楼曾设“中条盐场公署”，专门向川、陕、陇东等地转销内蒙察汗池青盐。每年秋冬，蒙、汉民用骆驼驮运盐来莫家楼灌仓后，再买些日用杂货驮回销售，致莫家楼有不少蒙民住宿的店房和供应米、面、酒等日用杂货的店铺。尽盛魁即其中之一。

尽盛魁的东家兼经理刘汉卿，忠厚老实，做生意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深得蒙民的信任，多愿和他打交道，因此生意大发展。仅市房就有100余间，店员二三十人，成为全省闻名的富商。全县的达官士绅也乐于和他交往。

这个店铺还收购皮毛、枸杞、发菜等土特产，运往天津发售。回程时趸进“洋货”、瓦铁等货物，有时在平、固买进核桃、山货土产。这些货物一部分供应蒙民，一部分运往县城批发。尽盛魁在县城新鼓楼南有一处宽敞干净的大宅院，原是经理的“别墅”，货物也储放在这里。店员张子全常住发售，中卫驻军第三旅旅长马英才的眷属也住在院内。张子全聪明眼活，常替旅长太太买些家用什物，有时不收钱，多得太太欢心。

腊月初九黄昏，店内钱柜发现被撬，丢失省钞1250元（约合银元500元）。内查外找，没有线索，便向莫家楼警察局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所长姓杨，是尽盛魁的常客。接到报案后，立刻率警员到现场侦察。他先问清发案的时间、地点，然后集合全体店员、炊事员、饲养员等，挺着胸脯吼道：“贼，一定在内部，我是能查出的。你们要聪明点，自首免罪……”又找嫌疑分子轮流拷问。折腾了3天，弄得鸡犬不宁，没有结果，耗去失主大量烟土酒肉。

管账先生长住柜房，嫌疑最大，被重点盘问，3日没有解衣睡觉。第四天趁所长没来，睡到半夜才醒，脑袋稍清醒了些，忽然想起：那天黄昏去吃晚饭时，有蒙古人劳登买家在柜房，于是报告。

劳登买家已回三道湖，杨所长派人连夜找回。进了刘家，才知道是赖他偷钱一事。劳登操着生硬的汉话说：“钱，我不偷，贼的没见。”任凭杨如何咋呼，回答只是“没有”、“不”。杨又问到正题：“那天晚谁在柜房？”“不……啊！青年人，个矮，黑脸。他说掌柜叫我，几个屋，掌柜没有。我生气。”杨立刻醒悟：作案者是青年人，贼用了调虎离山计。内眷和部分店员同声判断：“偷钱者必是徐大手。”

徐大手，名才生，有偷窃毛病，外号“大手”。他和刘汉卿家有亲戚关系，曾想来尽盛魁处谋点事做，但人家不敢要，只好“浪迹”社会。有时也到刘家混饭吃，但常遭很多人的白眼。

杨所长马上出动全所人员，逮住徐大手，从身上搜出不到百十元省钞。又抄家，只搜出店内包钱专用的旧账纸。又带徐大手到尽盛魁里院，于廊下设一公案，杨所长郑重其事地坐在案后审问。对徐大手稍动刑具，就如实招认了。全店人员如释重负，杨所长更喜形于色，得意地对在场人说：“我有办法叫这贼把赃物完璧归赵。”又借故作态曰：“这几天可累坏了我所的弟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苦哪！”当时刘汉卿尚在天津，二掌柜已听出了话中的用意，酒肉招待之后，又奉送辛苦费100元。

徐才生被带到派出所，紧闭大门，连夜审问，要他说出偷的钱放在何处。先是耳光、拳脚，招供是“花完了！”于是棍棒、皮鞭交加，又施以压杠子。徐好几次昏厥后用凉水激醒，只是痛哭惨叫，频频求饶：“钱实是花光了，可怜，可怜！”折腾得杨所长也精疲力竭，便暂押候审。

按当时警察局的惯例，案情发展到这里，就可上报，由县局追赃定罪结案了。然而杨所长的要务是追赃肥己。第二天又趁热审问，稍加刑威，徐即气绝，虽用水激活，却难以讲话，他昏昏迷迷躺了好几个钟头。有个姓张的警察关心似的劝他早些退赃或叫家里偿还，免得皮肉受苦。徐大手虽常作案，手中还从未拿过这样多的钱，得意忘形，日夜出入于烟铺、赌场……再加同行的纠缠敲诈，钱确实花光了。至于家里，早已不管他了，再说也穷呀。张警察冷笑了一下：“不会找个替罪羊！”徐大手以为是叫他送只羊，苦口哀求：“我没钱买，警长呀 ——”没等说完，警察趋前两步，附在徐大手的耳边如此这般嘀咕了一番。

事不宜迟，即刻提审案犯。徐大手一见刑具，眼泪直流，全身抽抖。问：“凡贼，都有同伙，你的同伙是谁？实说！”“张子全，他叫我去偷，钱给他了。”徐大手颤抖着说。

张子全年轻能干，得到重用，曾替掌柜数次到天津办事，干净利落，风华正茂。他被抓到所长案下，才知原来是叫他招认做贼之事，顿时火冒三丈，指着徐才生大骂：“徐贼诬赖好人，杂种。”还冲所长道：“所长狗眼看人低，不打听我是什么人……”所长哪容他说，喝令“上刑”。施刑先轻后重，直至压杠子，最后踝骨。张子全受此酷刑，休克了多次，只含混应承“有”。再要他答应退赃，则“没有”。所长冥思苦想，已黔驴技穷，若再耽搁，发财之梦难圆，还可能招来罪过。只好将案件并罪犯上交县警察局。

局长张干臣（后来升任县长），是刘汉卿席上的常客，审阅案情，认为是报效刘家的好机会，即着办事老练的刘巡官认真审理，务必追出赃款。大凡“行家”办案，一旦抓到案犯，就先押起来，以慎重为由等候“礼物”，哪方的礼重，天平自会向哪方倾斜。刘巡官置身宦海十数年，哪会不通此道！但等了好几日，仍不见有人来走动，很恼火，想：徐大手是一只死耗子，张子全难道无肉！便独自骑马直奔尽盛魁处，坐在柜房传有关店员问话。二掌柜怕东家回来了不好交代，又给巡官辛苦费100元，希望早日结案。

巡官于次日便坐堂审案，先提张子全，张哀诉道：“我替尽盛魁天津驻庄、中卫卖货，手头经过的钱何止万千，从没有起歹意，怎能教徐贼……”刘巡官喝令：“住口！这厮竟敢翻供，知道你是吃过大刑的老痞子，上刑！”压杠子、砸踝骨轮流交加，张子全死去活来，连说“有”、“没有”的气力也没有了，已经奄奄一息。

张子全被抬回看守所，昏昏迷迷，几天滴水难进。近月方勉强下炕。同房犯劝他变卖家产退钱，免受折磨。张子全虽出身名门，但家道早已中落，苦无积蓄，哪能凑那么多钱。姓刘的巡官曾来过两次，满脸怒气，似很着急，悻悻离去。

1936年春，刘汉卿由天津回来，得闻张子全指使徐才生偷他的钱，说：“徐小贼得过我不少好处，还是贼性不改。我待张子全至厚不薄，也忘恩负义！”又听二人还押在看守所，说：“他们自作自受。”便忙他的买卖去了。

张子全的内人刘氏，一直在央人帮助，都无结果。又怀着试一试的心情，请旅长太太转求旅长救自己的丈夫。马旅长和刘汉卿早有交情，又是房东房客关系。但他稍皱眉头，拨弄了一下心中的小算盘：“也好。”便令第五团马应福团长处理此事，原则是“抑强扶弱，讲究战术，不伤害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团长找来参谋等制订好“作战方案”，经旅长过目，便按步实施。

首先派人到警察局了解案情，临走撂下一句话：“张子全是冤枉的。”同时，局里还接到了张子全内人的一纸申冤状。局长感到问题严重，便亲自参加审理此案。徐才生自嫁祸于张子全，果然再没受刑，暗暗喜欢。后来，见张子全多次受重刑，心中也如刀割，却不敢改供。今日又提他审问，刑具放在面前。刘巡官凶神恶煞似地大吼：“大手！张子全有没有叫你偷尽盛魁？不说实话用大刑！”徐大手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拉着哭声道：“是我没有钱退赔，又受不了刑，咬张子全当替罪羊，他没有……”“没有？”局长、巡官几乎同时喊出。刘巡官扑过去，啪！啪！啪！几个耳光，徐大手嘴角立刻流出鲜血。局长怒道：“打他有什么用，你当初为什么不审他？”

局长急急忙忙向县长请示，决定立刻放人。只好派人对张子全说：“念你体弱伤重，暂回家养息。”局长又向团长报告了本案的现状。

不管大手、小手，团长仍按计划行事，叫傅参谋若愚写了一篇《富商与小民》的文章，内容说刘汉卿私设公堂，屈打小民招认做贼等等，派专人送《宁夏民国日报》发表，又叫张子全向马鸿逵主席递上诉冤状，要求惩治富商。

《富商与小民》一发表，就轰动全县，也吓得刘汉卿瘫在炕上。他似火烧身，不知所措。幸而他的亲朋多是中卫的头面人，多方筹划，决定“走为上策”，马上到定远营（现巴音浩特）达王处“避风”，并请王爷向马鸿逵说情。然后，一面打通军队的关节，一面积极做张子全的工作。县长怕把自己卷进去，也出面协助和解。

军队又把《富商与小民》改编成话剧，参谋、副官们担任角色，在高庙戏台公演。剧中，刘汉卿做尽坏事，是个作威作福的坏人。他满面杀气，眼斜口歪，坐在公案后喝令吊打张某。剧的结局是，好人出面主持正义，坏人低头认罪，受到应得的惩处。全县男女纷纷前来看戏，戏场十分拥挤，演出数日不衰，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话剧的公演，给张子全撑了腰，也为事件的处理定了个框架。经过近一个月的斡旋，所谓“好话说到，礼物送到”，终于达成协议。协议的条款虽多，总起来不过12个字：“赔情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

初秋的一个晴天，中卫商会会长，部分局长、主任、士绅以及刘汉卿的挚亲朋友30多人，云集于中卫最大的商号合盛恒。刘汉卿本来也应到场，经张子全允准，由侄儿代劳，把500元中央币奉呈张子全，又说了些认错道歉的话，大家也添言添语。接着，张子全披红挂绿，簇拥出门，扶上早已准备好的马拉轿车。大家跟随车后，鼓乐齐奏于车前。轿车缓缓行走在大街上，两旁看热闹的人头攒动，张子全露出胜利的微笑，频频向左右人群挥手。车轮滚滚，马蹄哒哒，一直把他送回家，一桩冤案结束。

刘汉卿为了此案，送马鸿逵花园一座，送达王“宝雨衣”一件，其他有关人员均各有送。

摘自《中卫文史资料》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