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的党内交通

早在1924年5月，为了加强党内交通，党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曾研究党内交通问题。会议的决议《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案》中指出：“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 ‘统计分配’及 ‘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

1925年1月，中央在《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中，又再次强调上述议案的内容，并于1925年1月《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中更明确了交通工作的任务。决议指出：“……中央组织部需设一交通干事，其任务：（1）指导出版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的销路；（2）筹划向各地秘密地输送本党的宣传品及函件；（3）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的交通。”

1925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党独立支部以上单位发出了《关于建立与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第二十八号通告。“通告”强调指出：“……大会（指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本党在秘密行动之下，使本党的印刷物传布到党内群众以及深入党外的群众中，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的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所以大会在组织问题的决议案特别在第八条内规定交通的职务，……”，“通告”还指出了当时交通工作的主要困难：①本党一切印刷物，受邮局严查，完全不能邮寄；②各地没有尽早拟定妥当地址及办理交通负责人，致使党的印刷品，不但不能深入群众，并且与各级党部断绝关系或发生障碍。

依据中央一系列决议、通告的精神，党内的交通网逐步形成。因为是在白区中活动，所以纪律也十分严明。

党的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由中央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交通工作又分为内交与外交两部分。负责中央各机关内部联系的叫“内交”；负责与外省各组织联系的叫“外交”。当时内交主任是张宝泉同志，后被捕牺牲，由张人亚同志接替。以后顾建业、高文华同志相继负责领导。外交工作第一任主任是吴德峰同志，后来是方英、刘作抚等同志。

由上海通往外省共有三条线，即北方线——由上海至天津、北京，与北方局联络；长江线——由上海至汉口，与长江局联络；南方线——由上海至广州，与南方局联络；另外，与满州省委还建立直接联络。

内交、外交的联络方法，一是自上而下；二是自下而上。交通员按组织分配的任务，独立完成，互相不能联系也不了解情况。内、外交主任了解全面情况。

除党中央外，各中央局、各省委、县委都有自己的交通系统与交通路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政变，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使北伐革命遭到失败，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已建立起来的交通网也受到极大破坏。

为了应付时局的变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批判和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建立全国党的交通系统，并指定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负责。

8月21日，党中央向南方局、北方局、各省委发出第三号通告，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立即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并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全国交通网的组成。通告指出：“‘八七会议’决定，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

（2）交通网的任务。通告规定“此交通网的责任有二：1.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2.兼探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信息。”

（3）对交通工作做了一些规定和要求。通告规定“中央因经费困难，暂于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于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为中央与南、北方局及江浙间交通的总枢纽。暂时北方局所辖各省交通由南方局办理，江浙则由上海分处办理，其余各地由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

（4）对交通工作和交通员的具体要求：“交通员到达各地时，不得在当地逗留两日以上，以免妨碍交通。如因当地党部特别缘故不得已延至两日以上，须由当地党部给予证明书，并供其延留期间的费用。各地党部接到交通员带到之物件时，应立即给予回条，所有交给交通员递送的文件，必须尽可能使之轻便易带，望特别注意为妥。”

为了加强对党内交通的领导，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交通局，专门领导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由吴德峰任局长，陈刚同志任副局长。全党交通分为南方、北方两大系统，同时注意加强同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地下交通是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在敌特、敌军的监视下进行工作的，工作十分艰难，一般都选择优秀、英勇、机智的共产党员担任，这些交通员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行之有效的传递文件的办法。

党的地下交通，来往于白区或白区与根据地之间，环境十分残酷，执行任务稍有不慎，就会使党的工作受到极大损失。因此，除在选择交通员时要求对党忠实，政治坚定，严守纪律，不怕困难，在对敌斗争中除了要胆大心细，机警灵活，随机应变外，还规定有严格的纪律。

如湖北省英山县交通局在1931—1932年规定以下5条纪律：

（1）交通员要保管好自己的护身武器，人在枪在不能失落。

（2）交通员送文件时，途中若被敌人打死，活着的人要继续把文件送到目的地，并带回死者武器。

（3）失落文件者，依情况不同给予不同处理。如因寡不敌众，文件被敌人搞去，抢救而未成功者，不予处罚，或从轻处罚；如果是粗心失落文件，或向敌人泄露机密，要拘捕治罪，甚至处死。

（4）交通员不得擅自拆阅公文信件。

（5）服从指挥，听从组织分配，不得擅自行动。

李子键同志在《忆三十年代初中央交通局在上海的地下活动片段》中，提到当时的“秘密工作条例”。内容为：

（1）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联系的关系。同志之间，各组织之间，在同一时期只有上下垂直的单线联系，不准有左右前后的联系。

（2）机关（同志们的住处）所在地，只允许上级了解下一级，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隔级的兄弟机关。

（3）在党内不该自己了解的人和事，不过问、不打听。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不该自己说的话不说，未经允许，不得传播自己所了解的事。

（4）坚守岗位，不允许到群众斗争场合，不允许照相，不去公共场所，不允许进舞厅或酒吧之类的场所。

（5）不乱抛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或载有机密文件的纸屑，要及时把它们烧掉。

王凯同志在回忆中说道：“1926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我在上海党中央机关见到了党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同志。若飞同志对我说，目前全国各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力量正在迅速发展，中央为了加强同各地的联系，决定调我到中央专搞地下交通工作。”

“当时，从中央到大区，有三条交通线：一条由上海到北方局（北京），一条到南方局（广州），一条到长江局（汉口）。除了北方局的交通是由上而下之外，其余两条都是由下而上。这样，中央专职的长途交通员就我一个人。”

“首先，我必须找一门社会职业掩护自己。我伪装的社会身份是商人。我是绣花工人出身，生意经一窍不通，为了掌握上海和北京两地相互经商的手续和行情，我化装成市民，每天到市场上来回转。经过一周的时间，我对日用百货的花色品种、批发价和零售价等行情，特别是对上海五马路的 ‘鸿兴洋货店’老板的姓名及经营范围，都摸得烂熟。”

“其次，必须摸熟上海到北京这条交通线，熟悉北京的商业行情。4月间，我化装成商人，去了一趟北方局。这一趟，不仅了解了北京市场的情况，而且和崇文门外 ‘祥生小洋货店’也拉上了生意。同时对北方局的秘密接头站，接头暗号，都作了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了沿途敌人盘查规律，发现敌人特别注意检查旅客携带的箱子。”

“搞秘密交通要有个稳妥的落脚处，当时在上海，租房子必须有家眷，不然租不到房子。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为了便于工作，便在4月底去南京和李素英结了婚，婚后即带着素英赶回上海，住在闸北区宝山路正兴里的一座独院里。从此，这里既是我和市内交通的秘密接头站，又是中央一些同志谈话的地点。”

“一天，党中央秘书处任作民处长要我给北方局送几本《向导周刊》和中央给北方局的重要指示。我接过他递给的文件，只见是一部《三国演义》，原来中央的指示就抄写在书页反面的行间里。”

“隔了一天，我把六本《向导周刊》塞进裤腿，扎好腿带，将《三国演义》夹在算盘和账簿的中间，穿上黑长褂，背上洋货包就出发了。到了北京，是个麻阴阴的早晨。走到崇文门外下头条口一看，不妙！北方交通局周振东的住房窗台上没有接头暗记——花盆，我想一定出事了，未敢停脚就拐向崇外大街。走了一阵儿，听到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我装做让路的样子回头看了一眼，噢！有个身穿黑马褂的包打听（侦探）跟上我了。”

“‘你是哪来的？’那家伙厉声厉色地问我。

‘从上海来做生意的。’我指着搭在肩上的洋货包说。

‘胡说！’他一把揪下我的洋货包就检查，把《三国演义》也打开看了，又搜查了我的身上，但他什么也没有发现。这家伙不死心，接着就盘问我在上海哪个店办货，到北京哪个店卖货，店老板都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得很干脆。他没查出什么证据，只好放我走了，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想起上次来时，周振东同志向我说过，如果他的窗台上没有花盆，就到大栅栏或到东安市场去找他。于是我拐了方向直奔大栅栏。在大栅栏转了半天，没有找到周振东，又折回东安市场，这时已是后半晌了。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接头要紧呀，哪能顾得上肚子，我注视着东安市场里来往的人流，直到黄昏，仍没见周振东的影子。正想往外走，不料和一个公寓打杂模样儿的人撞了个满怀，他就是周振东。我们打了照面，他前我后，两人装做不相识的样子走进了公共厕所，幸喜里边没有人，我们就趁解手的时刻放低嗓门说了两句话。”

“当晚9时，我和周振东在御河桥接了头。他把我带到原苏联大使馆相隔的东方贸易公司，这就是我党北方局机关。我马上将《三国演义》——中央的指示和《向导周刊》亲手交给了李大钊同志，任务完成了。见到大钊同志那种坚定、乐观、严肃、热情的神态，我真有种难以抑制的兴奋。”

“第3天晚上，我带着李大钊同志给中央的两封信回到了上海，任处长又交给了我一个任务。他说，最近中央要开会研究对时局的主张，要我协助市内交通掩护开会。开会的房子是租赁的，地点在闸北区横滨桥附近的一个弄堂里。掩护办法是装成亲戚朋友庆贺主人 ‘乔迁之喜’。”

“市内交通张宝泉负责通知开会的时间、地点，我专管购买打掩护用的东西。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把大嫂——党中央王荷波同志的爱人和素英领到会场，见任处长和其他几个同志已到了。任处长和大家商议一番，我们就化装成市民，按上海风俗分头准备。”

“第二天早晨，会议开幕了。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中央负责人，我当时认识的有项英、王若飞、王荷波、李维汉等同志。他们围坐在楼上的正房内，每人跟前摆了盒火柴，准备一遇到坏情况，就急速焚毁文件。”

“楼梯上的亭子间由张宝泉放哨，楼下边的正门半敞开，大嫂在那里当 ‘姨娘’，后门有素英步哨，我在院里当 ‘机动’。客厅正壁上高挂着的玻璃镜框内写着 ‘乔迁之喜’四个大字，往下是一张玲珑的长桌，桌上端端正正地供着个财神龛，龛前摆设着各式糕点、糖果等祭品，厅中央放一张八仙桌，市内交通石琼和白戴昆等四位同志面对面坐着，假装打麻将，以掩护开会。”

“这次会议要进行5天，已经平安过了4天。然而，就在最后一天，使人吃惊的事发生了。”

“下午3点钟，大嫂突然跑来对我说：‘老王，不妙，有两个身穿巡捕服装的家伙朝正门来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眨眼的工夫，只见那两人一声不吭，直往里冲。我稳了稳神，三步并一步地朝他们迎去，大声笑说：‘来客啦！’这声暗号惊醒了楼上楼下的人们。”

“会场内被寂静笼罩着，在客厅打麻将的几个市内交通人人心情紧张，但又很从容地走出来把两个家伙迎进客厅。这时，我和石琼同志急忙取烟倒茶，笑着探问来意。”

“原来他们俩是工部局派来查电表的。因为着装和巡捕的服装差不多，所以造成了一场虚惊。”

“天黑以后，出席会议的人散了。我们收拾了祭品走出来，回首一望，热闹了五天的那座小楼沉睡在黑咕隆咚的夏夜里。”

赵志刚同志在回忆中说：

“1930年冬季，我离开中共东满特委，到了中共满洲省委。当时书记是陈潭秋同志，他指定我负责市内交通工作，与外地来人接头，从秘密通信点取信等，另外，还协助搞些油印和密印工作。以后党中央又派张应龙为省委书记。省委秘书长詹大权同志叫我负责与党中央两个直达交通员接头，两人都姓王，每半个月来一个人。他们都化装为商人身份，把党中央给满洲省委的秘密文件，用药水写在极为普通常见的旧小说或其他常见书刊中，与其他古书混在一起，公开携带着。有的密件，藏在各种旅行用具（如提包、箱子等）中。他们每次来沈阳后，就按照预先约定的暗号，在约定的地点张贴符号，我看到符号，就知道党中央秘密交通已到沈阳。所住旅馆，也是事先约定的，有时住在 ‘盛京旅馆’，有时住在 ‘中东旅馆’。我按照约定的日期，经常到约定的地点，去查看有无贴出的暗号。如住 ‘盛京旅馆’，他们到后，即在胡同口的墙上或电杆上贴上一个红色纸条，上写：‘天荒荒，地荒荒，我家有个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在下边再写上日期，如‘2月15日’，‘2月’为代表住几楼；‘15日’就是他所住的旅馆房号。我一见此条，到旅馆，即可不向账房查询，直接到党中央交通所住房间接头。他把文件从伪装用具内取出交给我后，我再转交秘书处，由于佩贞、王鸾两位女同志用药水洗出、抄好，再交给我转递省委负责同志。省委给中央的文件，也由她们密写后，交给我进行伪装，送给党中央交通带回上海。由于同志们严格遵守地下秘密通信纪律，并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机动灵活，大胆细致，从未发生过失密问题。”

“有一次，党中央有个交通员王大个，山东青岛人，把中央交给他带给满洲省委共产党员一个月的生活费2500元（银元），全部携款潜逃，致使省委脱产同志生活无着，遇到极大困难。省委便指定我立即赶赴大连，坐船去上海找党中央要经费。由于任务在身，行动迅速、小心，一路顺利到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这样大的城市。当晚住在一个旅馆中，并按照省委开给我的通信地址给党中央写信联系。过了两天，来了一个小青年和我接头，他报名小申（即申守义）。我一看，原来是位熟人。今天，与小申同志在上海相见，觉得格外亲切，我估计他当时可能是在中央交通局工作。”

“过了几天，小申同志把一张中国银行2500元的支票交给我，我马上赶到中国银行把现款支出，坐电车赶回旅馆。当时，我身穿大褂，钱放在衣袋里，唯恐丢失，总是手插在衣袋里，手不离钱，钱不离手，想不到我这种小心翼翼的神情，竟被一个小偷发觉，当我到站即将下车，刚刚走到电车门口时，小偷的手已偷偷摸摸插入我的衣袋，幸好当即被我觉察，小偷未能得逞，我才平安携款回到旅馆。为了迅速返回满洲省委，当即订好返回大连的船票，一路平安地回到沈阳，将款分文不差地交给了省委，解脱了省委的经济困难。”

交通部的这种职能，在抗日战争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马省三同志在回忆中说：“1944年当时我在冀鲁豫军区第一办事处（也叫沙区办事处）担任交通科科长。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敌占区和太行办事处联系，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护送从山东、苏北、冀中、冀南来的爱国青年和党的干部，到革命圣地延安去。”

“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让我马上赶到太行办事处去接受任务，我心里直纳闷，过去都是在这边接受任务，从来没有点名要我到那边去接受任务，这是怎么回事？然而命令就是命令，不容我有考虑的余地。我马上收拾一下，向西出发了。”

“我走了一天一夜，赶到了太行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接待我吃过饭，便说：‘这次任务，主要是护送几位负责同志过铁路线到冀鲁豫去。因为时间紧，就不能让你多休息了。’说完，便领我到一个驻地，我站在房门口。办事处同志进去说了几句话，便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说：‘快请进来！’门开处，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已经站了起来，他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办事处的同志对我说：‘这次任务非同一般。一定要仔细安排好，把各种情况都要估计到，千万不能出问题。’”

“当时我想，近一个时期，我护送过不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从这里到延安去，其中有邓小平同志、陈毅同志，还有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和新四军的后勤部长周骏鸣同志，这次要护送两位首长。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净是些高级干部来往过路呢？当时秘密工作规定，接受任务时，不应自己知道的事，不准乱问。所以我只好说：‘到路上怎么称呼呢？’”

“办事处的同志说：‘随你的便，爱叫老张、老李都行。过了敌占区，给我们发个电报来。记住了！’我说：‘记住了。’”

“繁星满天，微风阵阵。虽然已是初夏，骑马在山间小道上慢行，身上还是凉飕飕的，赶了大半夜路我骑在马上实在瞌睡得抬不起头来，上眼皮和下眼皮就像黏住了一样。我好像听到了自己轻微的鼾声。可是，我马上用拳头狠狠地敲自己的脑袋。”

“这时我辨认了一下地形，知道离前沿已经不远了。我勒了一下马嚼口，让后边的人赶上来。当东方发出熹微亮光时，在一个山脚下的小村庄里，我们找到了前沿抗日民主政府，他们安排我睡下，一直到夜灯初上时，才被叫醒。”

“第二天一早，我、李庭柱和两位首长都化了装，表面都是一色上等商人打扮。我头戴一顶深黑色的大礼帽，身穿浅花素白色的绸子大褂，戴一副金丝腿茶色大眼镜，骑自行车在前头走。身后跟着一位首长，再后是李庭柱，最后又是一位首长。一排四辆自行车，如飞似的向县城驰去。”

“眼看就到敌人炮楼底下了。我的心弦绷得紧紧的，脸上却丝毫不露声色。碉堡旁站着两个持枪的伪军，其中一个正盘查过往的老百姓。我眼角扫一眼，几个乌黑发亮的枪口，像凶神恶煞似的直瞪瞪地对着公路。我挺直胸脯，用力蹬车，轻蔑地瞟了伪军一眼，就直冲过去了。”

“伪军好像被我的神气镇唬住了，一时弄不清我是什么人，或许把我们当成了日本人的特工人员。因此，我后面的人通过炮楼时，那两个伪军还恭恭敬敬给他们行了个举手礼，我们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岗哨。”

“过了铁路，绕了一个弯到了南关街上。过去，这里是个很兴旺的小集镇，这几年被日伪汉奸糟塌得不成样子，既荒凉，又肮脏，破败不堪，加上不到吃早饭的时候，行人很少，所以我们一到这里便显得十分刺眼。刚到街口上，便被两个伪军盯住了。我抬头看了看，南门外岗哨林立，防守更加严密。我想，得赶快摆脱这两个家伙的纠缠，不能再到南门跟前去了，最好在这里先停一下，观察一下动静。”

“我们拐到一家饭馆，在靠窗口的一张桌子前坐下，一边和饭馆掌柜搭讪，交代多做几样好菜；一边始终盯着门外那两个家伙。”

“刚坐下，那俩家伙便跟了进来，装模作样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又到后院转了一圈，几只贼眼睛始终在我们身上溜来溜去。我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也不理睬他们。掌柜的给我们冲了一壶茶，我们安闲地喝着。那两个家伙见无隙可乘，站了一会，出门走了。”

“从饭铺出来，没敢进南门大道，顺东城墙根，绕段庄、黄孔村，直奔五陵镇。快到五陵镇时，我让李庭柱同志先拐回去，按第二步计划行动。我领着首长在坎坷的田间小道上缓缓行进。”

“我们很快赶上船，渡过河，太阳还有一竿高的时候，到了办事处，见到了办事处主任王乐亭同志，这时我才知道，接来的这两位首长，一位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同志，一位是山东分局书记舒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