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学生的创新思维的形成与培养

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创新视角的影响

一个新的发现、新的想法、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往往产生于一个新的视角。这个新的能发现新问题、产生新想法的视角就叫创新视角。创新往往是由于换了一个视角而看到事物的新的一面。破除旧事物、创立新事物便是如此。

【案例】 一个年轻的瓦匠要去给人家抹棚，过河时跳石头玩，摔成了个落汤鸡。女友知道了，买了件背心送给他。小青年把背心上印着的“爱你没商量”几个字贴着心窝穿上，背心就成了向姑娘述说肺腑之言的载体。

棚抹了一半，一个常在一起淘气的朋友跑来告诉他：“你未来的老岳父从这儿路过，要来看你的手艺怎么样。”小青年从未和女友的父亲直接见过面，听到这信慌了手脚。还是他的朋友有办法，帮他擦了手和脸，让他把背心再反过来穿上。

女友的父亲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来看小青年的手艺。他看到棚已抹好了一大半，可小青年的身上连一个泥点也没有，连夸小青年好手艺。

这年秋天，小青年和女友结婚了。

这是一个普通又普通的故事，但它却说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衣服翻过来是新的一面。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就是这样，要是换个角度看，可能会看到另一面，这就是视角转换。所以，视角转换对于创新思维的培养大有裨益。

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明，然而，近代以来改变世界面貌的几百项发明创造，却没有一项属于中国人。目前世界上已有500多名科学家荣获的诺贝尔奖，至今仍没有一个生活在本土的中国人获得。反思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或思维惯性，是一种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活动样式、结构和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我们看问题的僵化的视角。经过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我们发现，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一种思维定势。一定程度上，思维定势对于常规决策和例行性工作具有积极意义，它会使思考和工作在以往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驾轻就熟，提高效率。另外，思维定势对于非常规决策则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它很容易造成某些主观框框，使人思路阻塞、思域狭窄，难以爆发出创新的火花。因此，有人也把思维定势叫做创新思维的枷锁。思维定势对创新思维的阻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从众型思维

“从众”就是服从众人，顺从大伙儿，随大流。在“从众枷锁”的指导下，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别人怎么想，我也怎么想。

【案例】 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做过这样一次实验。他找来7位大学生坐在一起，请他们判断两张卡片上的线段长度。第一张卡片上画着一个“标准线段”，其余的每张卡片上画有三个线段，其中只有一个线段（A）与“标准线段”长度相等。阿希要求大学生们找出其余卡片上的线段“A”，并且按照座位次序说出自己的答案。其实，这7位大学生中，只有倒数第二位是蒙在鼓里的受试者，其余六位事先已经串通好，他们的答案保持一致，但都是错误的。实验以此来测试7位受试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周围的影响，坚持自己的正确答案。实验结果是，有33%的受试者由于屈服于群体的压力而说出了错误的答案。

思维上的“从众定势”，使得个人有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能够消除孤单和恐惧等有害心理。另外，以众人之是非为是非，人云亦云随大流，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处世态度。你想，自己跟随着众人，如果说的对、做得好，那自然会分得一杯羹；即使说错了、做得不好也不要紧，无须自己一人承担责任，况且还有“法不责众”的习惯原则。所以，仔细观察一下，社会上人们大部分的行为选择其实都是盲目从众的结果，而很少经过自己独立的深思熟虑。

然而，不论生活在哪种社会、哪个时代，最早提出新观念、发现新事物的，总是极少数人，而对于这极少数人的新观念和新发现，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不赞同甚至激烈反对的。必须过了很久之后，由极少数人所发现的真理才慢慢传播出去、普及开来，成了普通民众都接受的“常识”。所以，当我们在面对新情况进行创新思维的时候，就不必顾忌多数人的意见，不必以众人的是非为是非，这样才能真正打破封闭、开阔思路，获得新事物新观念。

【案例】 日本有一家编织公司的董事长，名叫大原总一郎，他曾提出一项维尼纶工业化的计划。但是，这项计划在公司内部遭到普遍反对。大原总一郎不屈不挠，坚持推行自己的原定计划，终于大获成功。大原总一郎之所以能力排众议坚持己见，是因为他坚信他父亲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一项新事业，在十个人当中，有一两个人赞同就可以开始了；有五个人赞同时，就已经迟了一步；如果有七八个人赞同，那就太晚了。”

因此，对于一个团体来说，“一致同意”、“全体通过”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它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从众定势”。

【案例】 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一次董事会上，有位董事提出了一项决策议案，立即得到了大多数董事的附和。有人说，这项决策能够大幅度提高利润；有人说，它有助于我们打败竞争对手；还有人说，应该组织人力，尽快付诸实施。

但是，会议主持人则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说：“我不赞同刚才那种团体思考方式，它把我们的头脑封闭在一个狭小天地中，这会导致十分危险的结果。我建议把这项议案搁置一个月后再表决，请每位董事各自独立地想一想。”一个月后，重新讨论那项议案，结果它被否决了。

（二）权威型思维

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权威，权威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实际存在的现象。人们对权威普遍怀有尊崇之情，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尊崇常常演变为神化和迷信。

在思维领域，不少人习惯于引证权威的观点，不加思考地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一旦发现与权威相违背的观点或理论，便想当然地认为其必错无疑。这就是思维的枷锁之一——权威枷锁。从创新思维的角度来说，权威定势显然是要不得的。在需要推陈出新的时候，人们往往很难突破旧权威的束缚，有意无意地沿着权威的思路向前走，总是被权威牵着鼻子。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任何权威都只是一时的权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权威不断让位于新权威，今天的权威取代了昨天的权威，而明天的权威又将取代今天的权威。牛顿曾被看成科学的最高权威，是“物理学的顶峰”，但是自从19世纪原子放射现象被发现以来，牛顿的权威性便黯然失色，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在面对权威时，还要审查一下他的时间性，如果他只是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权威，他的言论也许只是具有历史价值而不再具有权威价值。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都属于一定的利益集团。因此，即使是一位真正的权威，而且是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发表意见，我们也需要审查一下，看看他的论断是否与他的自身利益有关。如某位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营养品，那么他自己对这种营养品的评价就失去了权威性，因为他与这种营养品之间有一种割不断的利益关系。

总之，在各种权威面前，我们必须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我们尊重权威，但绝不迷信权威。而且为了保持创新思维的活力，还必须时刻警惕权威定势，不能让权威的结论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枷锁。对此，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有过精彩的论述：查拉图斯特拉决心独自远行。在分手的时刻，他对自己的弟子和崇拜者们说：你们忠心地追随我，数十年如一日。我的学说你们都已经烂熟于胸、出口成诵了。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扯碎我头上的花冠呢？为什么不以追随我为羞耻呢？为什么不骂我是骗子呢？只有当你们扯碎我的花冠、以我为羞耻并且骂我是骗子的时候，你们才真正掌握了我的学说！

（三）经验型思维

我们生活在一个经验的世界里。从幼儿长到成年，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亲身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事件，它们都进入我们的头脑而构成了丰富的经验。

在一般情况下，经验是我们处理日常问题的好帮手。只要具有某一方面的经验，那么在应付这一方面的问题时就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一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工作，非要有丰富的经验不可，老司机比新司机能更好地应付各种路况；老会计比新会计能更熟练地处理复杂的账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个方面，经验又是相对稳定性的东西，因而又有可能导致人们对经验的过分依赖乃至崇拜，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结果就会削弱头脑的想象力，造成创新思维能力的下降。

从思维的角度来说，经验具有很大的狭隘性，束缚了思维的广度。这种狭隘性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经验具有时空狭隘性。任何经验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中产生的，而往往也只适应于一定的时空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某种经验能否有效，就要打上一个问号。第二，经验具有主体狭隘性。每一个思维主体，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从数量上说总是有限的。这样，当他面临自己所从没遇到过的事物或者问题的时候，他常常会束手无策，如果单凭已有的经验推断，其结果大多是错误的。第三，个人的经验在内容上仅仅抓住了常见的东西，而忽略了少见的、偶然的东西。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现实环境中，总会有大量的平常很少见到的、偶然性的东西出现，如果我们仍然用以往的经验来处理，则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偏差和失误。

【案例】 在日常生活中，因凭经验处理问题而产生偏差和失误的实例不胜枚举。马尔科夫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8年9月，保加利亚叛逃者马尔科夫在英国首都伦敦被刺客用子弹击中了大腿。人们很快将他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他的伤口，未发现炎症，便根据经验对他进行了处理，并认为他很快就会痊愈。不料4天以后，马尔科夫突然死亡。医生大吃一惊，经仔细研究发现，刺客用的是带了剧毒的铂—铱子弹，由于铂具有抑制细菌的作用，因此在伤口处找不到炎症，但毒液却进入了马尔科夫的体内，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在这例事故中，医生的失误在于过分相信长期医疗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即如果子弹有毒，那么伤口处则必然会有炎症，而马尔科夫的伤口处没有炎症，又没有击中要害，因此不需要做特殊处理就能痊愈。刺客显然十分了解存在于医生头脑中的这一经验定势，巧妙地骗过了医生，达到了刺杀马尔科夫的目的。

（四）书本型思维

书本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是千百年人类经验和体悟的结晶。书本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有了书本，前一代人很方便地把自己的观念、知识和价值体系传递给下一代人。使下一代人从一开始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不必每件事情都从头开始。

书本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来说，一个人读的书越多，他的知识就越丰富，本领也就越大。但是需要指出，由于书本知识反映的是一般性的东西，表示的是理想化的状态，与客观现实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处理问题时，如果忽视这种差距，无视实际情况，不加思考地盲目运用书本知识，一切从书本出发，那么书本在为我们带来无穷好处的同时，也会招来不小的麻烦。

【案例】 《三国演义》中，“熟读兵书，熟谙兵法”的马谡在守卫街亭的战斗中，不听王平的劝阻，在山上屯兵，认为这样可以“凭高视下，势如破竹”；如敌兵截断水道，我军亦会“背水一战，以一当十”。马谡的这些观点，都能在兵书上找到根据。可白纸黑字的兵书与刀光剑影的战场毕竟是两回事。蜀军在被围后，不仅不能“以一当十”，反而“军心自乱，不战而溃”，最后失去了街亭。

现在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这句话并不确切。应该说知识的运用才是力量。如果我们满脑子都是知识，但是这些知识一直藏在脑袋里，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知识就不会产生力量。另外，在现实生活中，读书多的人往往容易拘泥于书本，常常不由自主地从书本的观点和立场出发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以至于陷入书山文海中不能自拔。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不但不能给我们力量，反而会影响我们的创新能力。

【案例】 爱迪生在研制灯泡时，他想知道灯泡的体积，便让从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助手阿普拉去测量。阿普拉接到任务后，又是测量灯泡的直径，又是测量灯泡的周长，然后列出公式进行计算。由于灯泡不是球形，计算起来十分复杂，算了密密麻麻几大张纸，仍然没有结果。过了个把小时，爱迪生催问结果，阿普拉还没算好。爱迪生一看，他算得太复杂了，便拿起了灯泡，沉在水里，让灯泡中充满了水。然后把灯泡中的水倒入量筒中，看完量筒的读数，便轻而易举地知道了灯泡的体积。

阿普拉大学数学系毕业，学历并不算低，可在碰到测量灯泡体积这一并不超出其专业范围的问题时，却还不如只念了3个月小学的爱迪生。

在人类知识的发展历史上，专业的划分越来越细。这种过细的专业划分，固然有助于研究的深化。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容易使人局限在某个专业内，眼界过于狭隘，束缚了创新思维的发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专业领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并不是资历深的专业人员做出的，而是那些初涉专业的新手，或者是从别的专业转过来的人。

【案例】 引起地质学革命的“大陆漂移说”，是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提出并论证的；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的道尔顿，在提出化学“原子论”时，也是一个气象学家；物理学家里克尔在34 岁的时候转攻分子生物学，不久便发现了DNA的内部结构；奥斯瓦尔德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后转而研究数学，在59岁的时候创立了第一个关于颜色的数学定理。

最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曾经很幽默地评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在探讨关于时间和空间的问题，而爱因斯坦说出了其中最具独创性、最深刻的东西。你们可知道这里的原因吗？那是因为，有关时间和空间的全部哲学和数学，爱因斯坦都没有学过。”希尔伯特的话当然有些夸张，但是爱因斯坦不为专业知识所困，能够对好几个相近学科的知识进行贯通性的思考，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这里，我们无意否定书本知识的价值，也不想贬低专业教育的作用。正如著名心理学家安玛华尔所说：“知识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受教育的危险是，用老办法办事和按部就班的琐碎程序使人看不到超越常规的创造性方法，在学习一门知识的同时，应保持思想的灵活性，注重学习基本原理而不是死记一些规则，这样知识才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