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建言
让宁夏娱乐起来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必有媒体关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宁夏地处西北，“老、少、边、穷”四个字几乎占全，给外界的印象似乎就是偏僻、荒凉、贫困的代名词。以娱乐老区为己任的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去过的为数极少的几个省会城市，宁夏银川即为其一。
生为宁夏人，当然希望宁夏成为媒体经常眷顾的地方。这些年，宁夏的人和事陆陆续续被媒体报道、披露。先是电影《美丽的大脚》起用了一个满口宁夏同心话的小男孩儿，让人知道宁南山区的办学条件是何等的艰苦。紧接着是同出于宁夏同心县的《马燕日记》在法国继而在国内出版，这回是让世界知道，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仍有马燕这样的女孩子想上学。再后来就是“母亲水窖”的呼吁和呐喊，惊动了从中央到各地的许多部门、单位，终获解决。但说句实在话，看这类媒体报道，我的心情首先是欣慰，跟着是没来由的沉重和心酸。社会主义搞了快六十年，改革开放也搞了近三十年了，宁夏怎么还是这般状貌，这种现状还要持续多久呢？
有没有让宁夏人引以为荣和骄傲的媒体报道呢？有啊，电视剧《撑起生命的蓝天》中的王嘉鹏，空难的幸存者，硬是在轮椅上学完初高中课程，并考取挪威的世界联合学院，成为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典范。宁夏五宝之一的枸杞终于走出产品开发的瓶颈，枸杞酿造的果酒“杞浓”“宁夏红”通过央视的广告真正使“宁夏红”了起来，“每天喝一点，健康多一点”的理念深入人心。还有与“东方金字塔”媲美的“西部影视城”，通过金鸡、百花电影节被国人传诵为领略荒凉美的绝佳去处，近两年旅游收入剧增。然而，为这些例证自豪和骄傲的同时，我又觉得它们或者太严肃（如王嘉鹏），或者太刻意（如“宁夏红”），或者太矫情（如西部影城的导语 ——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似乎还欠缺点什么。
缺什么呢？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缺娱乐性和轻松感。明白以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娱乐新闻。宁夏人和宁夏以及全国的媒体报道并未让我失望，很快让宁夏娱乐起来的事件在这个火热的夏天，在世界杯如火如荼的战事间隙来临了：宁夏姑娘郝菲尔在超级女生杭州赛区连续晋级，虽然在五进三决赛中惜败，但着实令国人对小小的宁夏刮目相看。作为同乡，我当然希望郝姑娘一路杀进总决赛，为宁夏树立一个超女形象。但我更注重的是，这次关于郝姑娘的报道除了强调她是宁夏人外，并没有承载更多的严肃主题。就是让宁夏的“铁塔”（寓意爱菲尔）粉丝们跟着火一把，有一次狂欢娱乐的机会。
行文至此，我有点不太现实的希望：今后有关宁夏的负面报道（诸如“刘招华在宁夏制贩冰毒”）基本绝迹，沉重的催人泪下的报道（诸如“母亲水窖”）越来越少，轻松的健康向上的话题（比如“宁夏红”）逐步增多，纯粹娱乐性新闻占到一定比重。愿宁夏红起来，愿宁夏人民娱乐起来。
广告的荣与辱
曾几何时，“宁夏红”和“夏进牛奶”的广告荣登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宁夏百姓及相关企业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是宁夏历史性的突破，值得宁夏人民光荣与自豪。
我认为，中央电视台播放“宁夏红”的广告，一是欣赏它健康向上的主题、优美亮丽的画面；二是肯定产品的保健功效、品牌效应；三是看准了它广阔的销路及经济效益；四是，不可否认，生产企业对自己的产品品质、口感、作用、包装等充满自信，也才敢于花费巨资在中央台做广告。四年多的事实证明，“宁夏红”成为光彩宁夏的象征，在中央台广告时段牢牢地占有了一席之地。“每天喝一点，健康多一点”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人心，产品销量与日俱增，长盛不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宁夏红”广告成就了宁夏的光荣与梦想。
与此相对照的是，最近，宁夏又有广告“上”了中央台。近来，你只要打开中央台文艺频道、电影频道、电视剧频道（是否还有其他频道，笔者没有详细调查过），但凡是广告时段，就会遭到宁夏某医院、某药店、某酒厂插播的各种广告的狂轰滥炸。有时人家的正式节目开始了，广告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严重地打乱了观众的收视节奏。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属于侵权行为。我只记得，国家广电总局曾明文规定，不得在非本台电视节目下加播字幕。字幕尚且不行，怎么能随意占领人家的频道呢？观众掏了收视费，就是要完整的收看每个频道的节目，广告自然也包括在这完整之内，你有什么权力剥夺观众的自由呢？你要打广告，可以到中央台自己竞争啊，只要你有实力，完全可以像“宁夏红”一样堂堂正正为宁夏争光嘛！何必采取这种偷天换日、李代桃僵的不光彩手法。
其实，我像大多数人一样，是不怎么爱看广告的。之所以注意到上述银屏上的广告现象，实在是这些广告的内容乱七八糟，画面污浊不堪，让人忍无可忍。简言之，不外乎就四件事：抽烟（某三无香烟）、喝酒（某贡酒）、吃药（某帝皇丸）、看病（某女子医院：无痛人流、不孕不育、前列腺炎、痔疮）。更有8月1日起国家明令禁播的丰胸等内容。这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还要堂而皇之地曝光于中央电视台，让全国人民怎么去看宁夏，这不是给宁夏抹黑吗？长此以往，会给宁夏带来多少负面影响，带来多少耻辱，广告的播放者考虑过吗？我想，即使再多的广告收入都无法挽回此种恶劣影响的。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只是希望宁夏的形象像“宁夏红”一样光彩夺目，并日臻完美，可千万别因小失大，毁在这些不三不四的广告手里。
唱响英雄赞歌
近几年，社会上“非英雄化”的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报刊尽情展览明星们的绯闻私情；歌坛充斥和尚念经般叫人昏昏欲睡的声音；电视则是泛娱乐化的打情骂俏；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正直、勇敢、坚强、无私等英雄美德似乎越来越退居幕后或被某些人丢到脑后。难道真的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国庆期间，我的这种疑惑终于得到部分缓解。江西电视台举办的“井冈山红歌会”和宁夏电视台发起的“寻找英雄”活动好似唱响了一曲雄浑壮美的英雄赞歌，让我们压抑已久的精神为之一振，禁不住想加入合唱的行列。
“井冈山红歌会”，演唱者都是十一长假到井冈山旅游的普通群众，唱的歌都是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红色革命歌曲。这些歌，在当今歌坛早已不再时髦，如果不是心中有挥之不去的红色情结，恐怕连歌词也记不齐全。但这些上至六十岁的老大爷，下至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涵盖工农兵学商各界的演唱者，却无不激情喷涌，放怀高歌。《绣红旗》《红珊瑚》《映山红》《英雄赞歌》，一首首革命歌曲通过井冈山这个红色发源地传向全国，激起人民对烽火硝烟年代千万革命先烈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大英雄志士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同样，我们宁夏搞的“寻找英雄”活动，意义更加深远、广阔。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英雄，缺的是对英雄的发现、发掘；是对英雄广泛的宣传、宣扬；是对英雄们善后的抚恤、抚慰。我们单位一个退休干部，养老金只有八百多块钱，却一次捐献一千元给奋战“非典”的医护人员，这不是一种英雄行为吗？宁夏著名的“7·23”空难，我记得报道中有一位被甩出机舱的幸存者，一苏醒马上返回救人，可报道连该同志的姓名都没披露。还有前不久，北京交通大学的宁夏籍学生高富浪救人后，迟迟得不到被救者家属的理解和承认。更有一些见义勇为者受伤身残，生活凄凉，这些身边的英雄是多么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啊。我认为，大张旗鼓地寻找英雄，歌唱英雄，无疑是件好事，通过发现、宣传、褒扬和赞美英雄，必将在全社会形成人人敬爱、仰慕英雄，人人愿做、争做英雄的风气。还要尽快为见义勇为等英雄行为立法，靠法律支援和社会救助解决活着的英雄们现实的困境，那样，我们的伟大祖国永远都会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风烟滚滚唱英雄”，英雄赞歌唱起来并不难。“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你、我、他是否也能谱写一曲壮美的英雄赞歌呢？！
没准儿的新闻
闲来无事，爱翻个报纸，翻来翻去就看出点问题。
某报报道：“某日，银川上映《千里走单骑》。影片讲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一对日本父子和一个中国姑娘的故事，片中的儿子从事戏曲研究，不幸患上癌症。父亲为了实现儿子的夙愿，带他到中国学戏，日本小伙同一名中国姑娘相遇，两人逃脱黑帮追杀终成眷属。”而另外一份报纸是这样写的：“电影描述一个日本人去中国寻找一段古老的戏曲，是《三国演义》里的《千里走单骑》。这是高田（高仓健饰）儿子健一的心愿。而在这之间是父子之间多年的隔阂。”两则完全不同的报道一下子引发了我的兴趣，加之平常就喜欢看电影，于是不顾首映的高票价，一睹为快。电影刚开演，立刻就显出前一则报道的荒谬，“20世纪20年代”哪来的电视、手机？看完全片，剧情跟该报导竟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后者说的基本准确。
走出电影院，我就想了，一个娱乐新闻，竟然能够写得八竿子打不着，还编得有鼻子有眼。它欺骗的也就是我这样的闲人，顶多花几个冤枉钱。可要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呢？要是威胁国家和人民生命的急事呢？难道也如此胡编乱造？那恐怕就不是错，而是罪了。记者的职业道德何在，新闻的准确公正何在，报纸的信誉何在？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同一家报纸报道的两则新闻，看过后心里就直犯嘀咕，甚至还多事地给报社打过电话，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讲出来读者帮着分析分析。一则新闻说（仅靠记忆，手头没有报纸）：银川从业人员最高与最低工资收入相差达到4倍。显然这个记者没有过硬的资料，只不过信笔说来。据我所知，银川市最低工资收入大约是400元（小超市营业员、饭店服务员等），相差4倍为1600元。笔者不才，挣的钱不算多，但也肯定超过1600元，而比我挣得多的，比如某些垄断行业，那真是大有人在。就算不了解社会总体情况，问一问你的总编一个月工资多少，不就明白了，何至于闹此笑话。另一则新闻是记者引述的某公安部门领导的话，说：银川民（交）警患心血管疾病的人数达90%以上。我承认，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确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劳累程度是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人无法想象的，但要说他们90%以上是在带着心血管疾病工作，我仍然不大相信。要真是这样，遇到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突发事件，我们的民警能够做到招之即来，冲得上去，化险为夷吗？我认为这是在未经核实、没有详尽准确的统计资料情况下，那位领导的一家之言。姑妄说之，姑妄听之，但你硬要搬到报纸上来，拿给广大的受众看，就欠考虑了。不说别人，我的几个朋友恰巧就是警察，却“幸运”地没有列入那90%以内，并且希望，有生之年还是别划进去为好。
我没有学过传播学，但我认为真实准确是新闻的生命。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真实准确报导新闻是崇高而又神圣的职责。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当然，新闻是要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俗称眼球经济），但决不能舍本求末或者哗众取宠，未经核实的数字、消息宁可放弃。虽然新闻的另一要务是：时效性，但只要它（新闻）真有价值，真的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晚个十天半月，写成慎重的深度报道，同样会受到读者欢迎。至于胡编乱造、张冠李戴、道听途说这些不良行为，相信连我们广大的新闻工作者也会坚决抵制，不屑于染指的吧。
表象的背后
凡事都有表里两部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经常发生的，只不过人们容易被“金玉”的表象所迷惑，所蒙骗，反而看不到“内里”已经渐渐烂下去了。
银川的市民大概都还记得当年赫赫有名的申派服饰吧。那时的申派果然气派，电视广告如雷贯耳；分店从解放东街开到了新华百货、吴忠；总店人头攒动，购销两旺；好一片“收拾毛衫一片，收银赚钱正忙”的大好景象。于是一些贪图小利的市民坐不住了，纷纷把自己的血汗钱投给店主，以图牟取点收益；一些银行也嫌贫爱富，看好它的发展，慷慨解囊，贷款支持。没想到的是，正在申派似乎形势一派大好之时，一夜之间，老板杜某却忽然卷款而逃。不用说，投资的市民和贷款的银行立马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幸亏警方行动迅速，不到俩月就把人抓了回来。然而钱是回不来了。原来申派服饰早已经资不抵债，靠着体外输血运作多年，内里渐渐蛀空，连营业用房带羊毛衫也就值个百八十万，而它的债务起码有上千万。这样看来，老板的逃跑实在也是迫不得已。
其实，申派的败落早有端倪，老板杜某从浙江的一个农民到银川租了个小店面，销售上海羊毛衫。创业阶段真是含辛茹苦，然而做大做强后却忘了艰苦奋斗。生活上不够检点，休妻再娶，买房买车，参与赌博。经营上盲目扩张，虚张声势，花费广告费用超出成本的不是凭借自身利润，而是一味地依靠外部资金，借鸡生蛋。在毛衫滞销和利润空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好借东家还西家，结果欠债越来越多，最后孤注一掷，妄图一走了事。最后等待他的只能是后半生蹲大牢的可悲代价。
申派事件尘埃尚未落定，又出了个金鹰国际。那个原名王细牛的泥瓦匠，不知搭上了什么海外关系，摇身一变，成为金鹰的老总郑某。不敢说，他就是个纯粹的骗子，但他的行为却足具诈骗嫌疑。靠着百姓的集资款和东拼西凑的贷款竟敢承揽几亿、十几亿的工程。结果是在宁夏的项目捉襟见肘，勉强竖起了几座大楼，工期则一拖再拖，迟迟完不了工；在内蒙古则干脆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终于东窗事发，身陷囹圄。
我举上述两例是要说明，表象和内里常常是不一致的。越是声名显赫，高声叫卖，越有可能名不副实，暗藏骗局。我们老百姓在掏钱的时候委实要多长个心眼。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部门、银行、媒体要有一双雪亮的眼睛、完善的制度、精确的评估以及起码的良心。比如对金鹰集团，背景了解多少？有没有查验它的自有资金？集资合不合法？集资的比重和贷款比重合不合理？违约增加工期为何不及时追究？等等，都是政府有关部门和放贷银行应该做的事。而报纸和电视等媒体能否不进行推波助澜的炒作，进而多作谨防诈骗的宣传和教育，提醒民众避免上当受骗。对申派这样的小型民营企业，只要银行扎住源头，不符合贷款条件一律不贷，扶不起来的阿斗不要硬扶持，加上老百姓不轻易借钱给它，那它如果经营不善，自会自生自灭。
同时，提醒那些各种各样的老总们。做人也好，经营企业也好，最好表里如一。不要靠侥幸和耍弄手腕牟取不该得的利益，那样玩不好就会害人害己，悔之晚矣。
“涂”到街上去
“涂鸦”是人的天性。小孩子长到三四岁，自然地就喜欢拿着笔乱写乱画。大人何尝不如此，只是有许多社会规范限制着他，使之不能为所欲为。
也有一些有识之士鼓励涂鸦，认为有助于个性的发展。曾见报道，一个家庭专门空出几面白墙，让两个孩子自由发挥，任意写写画画，其中一个长大后成了知名画家。剑桥大学新修建一间厕所，设计者知道那些莘莘学子如厕时往往灵感迸发，忍不住要表现。特意将一面墙设计成黑板，既方便“涂鸦”，又可随写随擦。即使有人写出不雅的词句来，擦掉就是了。
著名的柏林墙，1989年被拆除后，为了以示纪念，保留了其中的一段。柏林市政府特地请了一些著名画家，安排他们在上面分段涂鸦。他们的画作内容丰富，色彩绚丽，既有古典派、写实派，也有现代派、野兽派，有关部门皆不予干涉。现在这段墙已经成为柏林市的很典型的旅游景观。当然，墙上的画不是一成不变的，会不定期地更换。我记得，南美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些临街楼房的墙面也在经常不断地变换色彩和画面。
由此想到，我们银川市的沿街围墙，似乎也曾出现过颇为漂亮的图画。譬如西夏区橡胶厂的厂区围墙，有一年就画了很多装饰画。描绘宁夏壮美山川，赞颂银川新面貌。坐汽车一路驶过，像一道流动的风景，给人印象极深。这几年，银川大建设，相应也出现了大段大段的空白围墙。有的白灰粉刷敷衍，有的铁板几块挡挡了事。墙面要么白得刺眼，要么灰得碍眼，最好的也就刷几条大标语。很少有人想到，这样是否有碍观瞻，是否有损首府形象。
由此，我忽发奇想：我们可否效法柏林墙的做法，在银川搞一个涂鸦墙。比如说，就定在西塔北墙那将近二百米的墙面。每十米为一段承包给有强烈创作欲、有一定水准的画家，甚至可以提供颜料，收取必要的广告费用。由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创作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来（只要不是反动和淫秽的东西，均可放行），并且定期更换。我想画家们会乐此不疲的。这样既给了画家们创作的天地，又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还为银川市提供了形象亮点，墙面提供者也不吃亏。一举而四得，何乐而不为呢？
谨此愚见，不知对否，有关部门不妨试试。
道高一尺 魔会怎样
自行车开始实行编码实名销售了。对于一个自行车生产和消费大国，这算不上什么新闻，顶多是改革举措之一；而对于一个自行车盗窃案频发，已经成为社会痼疾的城市，市民的反应也只是淡漠而已，并没有想象中的欢欣鼓舞。甚至实名制不实名，购车者连身份证号都懒得填写。
为何会如此呢？并非消费者神经麻木，而是类似的高招早已屡见不鲜。从三十年前的打钢印，到二十年前的发执照，再到十年前的对偷盗自行车的专项打击。措施不可谓不完善，执法不可谓不严厉。但偷盗自行车之风确实愈演愈烈，丢车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小孩子长大成人，丢车成为必备的挫折教育之一。前几年没有私家车的时候，我们时常会看到许多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胯下却是一辆不成体统的破单车，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是他买不起好车，而是生不起那丢车的闲气。
道高一尺，架不住他魔高一丈。在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全民还没有普遍富起来，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还参差不齐的阶段，自行车这种低科技含量，简便易行也易偷的东西必然是梁上君子的觊觎之物。给自行车打钢印或者现在开始的实名制编码，充其量只解决了车的身份问题。即便是这样，效力仍值得怀疑。执法者不可能对全国几亿辆自行车进行例行检查，即使抽查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哪个部门肯干这劳民伤财的买卖呢？既然检查形同虚设，那偷车者磨掉你的钢印或编码就是，照样骑着招摇过市，你能奈他何？
其实，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自行车的地下销售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那种不适合农村使用的一般低档坤车，已经不太受盗车者青睐，转而趋向电动车。私家车的逐步入户，自行车市场早已开始萎缩。这个时候推出编码实名制，有点像正月十五贴门神，迟不说，前景也并不看好。至少，决策者的眼光并没有找到“绩优股”。要我说，还不如在城市设施建设和便民服务以及提高公民道德水准上做做文章。比如说，在城市里大举建设自行车免费租赁站，来者不拒，随骑随走，用完归还。即使有极个别人把免费自行车当成了自家车，长期不还，那也无妨大局。随着全民公德的提高，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的。再有，执法者的打击对象要集中在“黑”车市场，卡住销售渠道。如果说，编码实名制还有点作用的话，我想只能用在这里了。
因此，编码实名制虽不能说是有效的，至少还是有用的。但我估计，它的使用年限不会太长，顶多十到二十年。到那时，我大胆预测，中国的城市里已没有自行车盗窃案了。你看呢？
树欲静而风不止
北京交通大学的宁夏吴忠籍学生高富浪，在2006年暑假的一次环保活动中，为营救队友不幸牺牲。事发不久，即有媒体报道：被救者家人避而不见救人者父母。针对此事，笔者曾在评论《需要英雄的时代》（刊登在2006年10月24日《新消息报》）中谈过自己的看法。
将近两年时间过去了，依我的想象，痛失爱子的高家大概已经从悲痛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平静的生活；曾被民众指摘和诟病的被救者家人大概也会良心发现，追悔莫及；而当时就有些立场相左的几家媒体恐怕连自己的表态都忘在脑后了。谁会料到，近日兰州某报忽然旧事重提，发了一篇看似不偏不倚，其实暗含褒贬的报道：《大学生见义勇为牺牲父母向被救人索赔获支持》。我们宁夏的《银川晚报》不得不闻风而动，以维护自己的英雄和客观真实的姿态，迅疾专访了当事人高富浪的父亲高维军。通过向读者真情告白，展示了英雄父亲的高风亮节，读之既令人感动，亦使人欷歔，更促人思考。
“我不要他们的钱”，“儿子是见义勇为而死的，有报道说我向被救人索赔已经严重影响了儿子的名誉”。这就是英雄的父亲，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他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高富浪是在怎样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的高尚行为实非偶然。高父的态度很明确：绝不可能打官司。从他的叙述中，可以听出，儿子牺牲后，他尽管对被救者家人的行为不理解，也确实感到委屈和激愤，但更多的是为儿子的英雄行为引以自豪，甚至基本上是比较平静地将整个事件接受下来。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的父亲，他的刚刚从事件中平静下来的心，又被某些媒体揪了起来，渐欲弥合的伤痕重被撕开，且还要撒上一把盐。那种痛彻心肺的感觉是不难想象的。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媒体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把污蔑不实之词强加给救人者和他的家人？
现今的许多媒体，的确不怕把事闹大，希望收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做得委实不够厚道。拿别人的痛苦当噱头和谈资也就罢了，偏偏报道的材料完全是捕风捉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居心叵测。须知，真实是新闻的第一要素。我本人非常欣赏《银川晚报》的做法：不做无谓的争论，不揭你的老底，而是在第一时间找到事件当事人，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写出事情的真相。为此我向晚报的记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高富浪是我们宁夏人的骄傲，他父亲的隐忍、大度、宽厚、实诚也符合我们宁夏人民的品格。英雄长已矣，媒体的责任理当是歌之咏之。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要让某些邪风打扰他的在天之灵和他的亲人们平静的生活吧。
但愿孟母不再迁
孟母三迁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昔孟母，择邻处”，无非为了给儿子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小孟子避免不良嗜好的干扰，安心读书，早日成才。
现在的孩子们，周围的邻居可是复杂得多了。学校门口百米之内，不敢说是灯红酒绿，五行杂处却是毫不夸张的。君不见，网吧里电子游戏刀光剑影，杀得难解难分，招引男孩们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文具店挂羊头卖狗肉，搞一堆花花绿绿、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小食品，引得女孩子驻足不前，竞相攀比；还有那违反禁令，公然向中小学生兜售香烟的小商小贩；更有甚者，是流氓寻衅滋事，用武力勒索学生钱财，以致发展到不交钱就持刀砍人的地步。搞得孩子们战战兢兢，家长们提心吊胆。每到上下学时间，接送学生的人群比肩接踵，水泄不通，形成一道独特风景。
上述景象，由来已久，危害不浅。中小学生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是非判断能力偏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现象的引诱。我们身边不乏沉迷网络游戏不能自拔，以致荒废学业，成为社会废品的先例；还有受学校周边一些所谓书店销售的不健康口袋书影响，陷入早恋的例子；也见过有样学样，跟校外地痞们相互勾结，欺负弱小同学的“小霸王”在校生；更可悲的是，有的孩子被威逼得不敢上学，甚至留下终身的心理阴影。
中小学校大都地处城市中心区，我们不可能指望它像牛津或者哈佛一样幽深、肃静。但也决不能放任自流，使之成为乱糟糟的集市，甚至是藏污纳垢的所在。这个问题其实家长和学生们早有微词，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遗憾的是，直到去年湖北某中学学生夏晶晶因拒绝勒索被歹徒砍断手腕的血腥事件出现，才多少得到重视。最近，银川市教育、公安、文化、工商管理等部门联合发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中小学校周边环境整顿治理活动”。此项举措及时除弊，针对性强，意义重大，可谓建设和谐银川的配套之举。对创造中小学良好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身心健康，减少社会污浊风气对青少年的侵袭，以及有效缓解择校风都大有益处。我们希望，这一活动不要仅停留在表面上，也不要局限于一时间，而应长期深入下去，使学校周边环境彻底改观。
但愿新一代的“孟母”们不再择邻处（何况现如今迁起来哪有那么容易），但愿我们的每一所学校都处在安谧清净美好的氛围中，充满书声琅琅，笑语盈盈，和风习习，生机勃勃。
餐饮业用工荒症结何在
春节过后，银川市各大酒店餐馆普遍遭遇招工难的问题，有些甚至无工可用面临开不了张的局面。其实，餐饮业的用工荒不自今日始，细心的读者从报纸上早就发现，餐馆招工的启事长时期以来，几乎占据了每天广告版的半壁江山。
按说，餐饮行业的用工门槛应该是最低的（当然大厨除外），宁夏又有大量的城乡闲在人口，两者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但偏偏就是这二者，却总是合不拢。其症结究竟何在呢？
我认为，一是餐饮业的老板们过于挑剔。餐馆的服务员只要达到健康、周正这两条应该说就是合格的。许多老板还要加上漂亮、年轻等附加项。这无形中就把那些长相上不够“委婉”的农村孩子、身强力壮却不再年轻的下岗女工拒之门外。二是只想长期用工，不注重开发短期和小时工。老板们招工常常第一句话就是：能干多长时间？其实许多大中专学生都希望利用放假期间打一份短期工，有些家庭贫困的学生甚至想每天打小时工。没注意到这一人群的务工需求，是餐饮业的失策。
上面两条还是表面的。问题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薪酬待遇。餐馆服务员劳动强度高，持续时间长，加班加点是寻常事，服务对象的预期要求复杂多变，心理压力大，而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区区几百元钱。虽说是包吃包住，但如果不想把全部个人生活都卖给老板，要租个房子，有点私密空间，那点工资就所剩无几了，这还不包括日常花销，看病吃药等。他们没有医疗和社会保障，没有归属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那么，待不住、干不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要解决餐饮业用工荒的问题，其实说难也不难。我们身边有许多出过国的，像《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一开始都是给人端盘子洗碗，也就是餐饮业的服务员，用趋之若鹜来形容毫不为过。为什么人家没有用工荒，根本问题是西方国家有一套完整的有效力的用工制度，我们不妨借鉴。首先是大力提高工资水平，在待遇上改月工资为小时工资制，每小时按宁夏的消费水平，工资暂定到八到十块钱，每天有效工作时间不超过六小时。确需加班的另定标准，按周发工资。通过地方立法，规范餐饮业，违规的一经查实，狠罚业主。按照餐饮业30%的利润，稍大点的餐馆是付得起这份工资的。
另外，就是要改变观念，不要把眼光只盯在进城务工的农民身上。要注重雇佣下岗工人和城市低学历青年，大一些的酒店餐厅要利用办理医保、社保等手段留住服务员，形成自己的团队，可以有效避免临时抓瞎。还有，给在校大学生短期打工挣钱的机会，尤其是寒假，正逢年节，补充大学生正好可以弥补农民工休假的空当。
最后，非说不可的是，不管是农民工、下岗工人、待业青年、大中专学生，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男的、女的，不管他们因什么原因投身到餐饮行业，他们首先都是跟老板一样的“人”，因此管理者也好，老板也罢，都要以人道的态度对待他们，关心爱护他们，维护和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人心换人心，只要有一片爱心，打工者也会心安身安，尽量做好工作，减少跳槽，用工荒的现象自然越来越少。
可贵的自尊自立精神
以前看黄宏的小品《打气》，里面有一句台词“咱工人要为国家想”。曾经以为，那不过是一种宣传，现在还有这样的工人吗？谁知道，现实生活比艺术更丰富、更真实。贺兰县下岗工人、残疾人苏文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为国家着想”的典型。
苏文在吃了几年低保后，儿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他毅然决定放弃某企业赞助女儿的助学金（每年2000元），希望企业转而赞助更困难的家庭。今年他又到社区主动退领每月545元低保金。他的想法很简单，认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超越低保标准，政府的这笔钱应让更困难的家庭来享受。然而我们能从这看似简单的想法中体悟出苏文这个老工人可贵的自尊。
许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很少提到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国际歌》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的歌声，也早已销声匿迹。工人们的自豪感一文不名，许多人做人的尊严都被金钱腐蚀了，或者被严酷的现实和困窘的生活压迫得变形了。但苏文非但没有低下高贵的头，反而自强自立，用一只腿（另一只工伤轧断）支撑起全家的生活。在国家和热心企业的帮助下，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尤其是在境遇还没有根本好转、自己还在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他想到的就是给国家和企业减轻负担，宁可自己背负全部的家庭责任。我认为，苏文此举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本色，继承了为国家着想的主人翁精神和自尊自立的光荣传统，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笔下所赞誉的“中国真正的脊梁”，难能可贵。
国家建立低保制度，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使下岗失业人员和城镇低收入家庭能够有一个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以来，应该说发挥了巨大的社会调节作用，为低保对象解决了大问题。加上社会慈善事业和企业的赞助，许许多多像苏文这样的困难户都感受到了和谐社会的温暖，使他们没有冻饿之忧。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制度也还存在着保障偏低，确定低保对象不够准确，一保定终身、缺乏动态管理，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苏文的退领目前还是特例，一方面反映了他的诚实和自尊。对此，即使他不领低保了，社会有关部门仍要关心他，因为他毕竟是个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残疾下岗工人。好人、老实人是应该得到扶持的。对新出现的贫困户，也要经过调查，早日列入低保行列。另一方面，社保机构要加强动态管理，对人为骗保、夸大事实、弄虚作假，明明家里有产业、有店铺，甚至有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却照吃低保的现象，群众早有腹诽。所以要经常到社区进行调查走访。一经发现，按规定取消资格。
苏文的两个孩子已经或将要走上工作岗位，在父亲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下，相信自尊自强的传统美德一定会在他们身上发扬光大。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他们将会挑起生活的重担。祝愿他们一家早日脱贫致富。当越来越多的低保家庭摆脱贫困，当苏文退领低保金不再是特别或孤立现象，我们这个社会将更加美好。
大银川需要小区图
我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城市，首先买一张市区地图。按照这个不说话的“朋友”的指点，穿街走巷，“一日看尽长安花”。多年下来，林林总总，五彩缤纷的各城市地图收藏了一大摞。
看地图多了，无意中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拿《银川市区交通旅游图》来说吧：要想找到海宝塔、玉皇阁、清真大寺，那真是一目了然；若要去趟沙湖、影视城、西夏王陵，图上标的交通线路也是方便快捷。似乎这张图是专门为外地游客印的。要说这也没什么不对，展示大银川的风貌，让八方来宾感受塞上古城的悠久、古朴，本来就是这张图的题中应有之意。问题是，我们这些老银川，是跟随着银川市发展变化的步伐成长起来的，我们对上述银川人引以自豪的景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地图，比如《银川市住宅小区图》。
不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银川，还是宋朝、西夏时期的市井格局，“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几乎所有的住宅都以院落的形式依次排列在街巷的两旁，只要记住门牌号码，找一户人家用不了二十分钟。银川有住宅小区的概念始于1958年后，最早的两个小区是位于光华门一带的上海新村和位于和平北街（现玉皇阁北街）的和平新村。一排的平房，住户大都是外地来银的建设者。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银川市的住宅建设步入快车道，由街巷和平房院落组成的建筑群被完全打破，很快就消失殆尽。经过改组和整合，现在主街道两旁已经看不到居民住宅了。以唐徕小区（现唐槐园）为领头羊的现代楼群如雨后春笋，迅速而有实效地改变着银川的面貌。尤其是进入21世纪，银川向着“大而强”和“两个适宜”的方向突飞猛进。城市格局的扩展，人口的急剧增加，经济实力的极大增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刺激房地产业迅猛发展。银川几乎是以一天增添一栋楼，一月出现两个新的住宅小区的步伐前行着。让人应接不暇、叹为观止。
面对日新月异的城市，老银川们当然欣喜若狂。可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不敢出门了，想看望分散各处、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老朋友，即使电话里告诉你多少遍某个小区的地址，你还是找不到。银川市三区两县究竟有多少个住宅小区呢？恐怕任何一个人都说不清楚，那么多好听的名字，什么“五里水乡”“陶然水岸”“在水一方”都在湖城的哪个角落啊！这时，要是有一张详尽的“银川市住宅小区分布图”，将银川的所有小区一一标注清楚该有多好啊。往小里说，它能够满足对号入座的遐想，由此及彼的畅达，按图索骥的愉悦，指点迷津的灵异；往大里说，它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彰显人文关怀，造福千家万户，规划凤城未来。到那时，一图在手，三区两县任咱走。银川的无穷魅力才真正与银川人的自豪感合而为一，“相看两不厌，唯有大银川”。
当然，制作这样一张特殊的地图是有一定难度的，或许需要城建、规划、设计、统计、测绘、出版等部门几年的努力。可一旦完成，我敢说它在全国就是独一份的，极具开创性的，它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到那时所谓“大银川”将不再是我们的宣传，而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有关部门，不想试试吗？
人间四月读书天
报载：宁夏区直机关工委推出以“阅读、修身、励志”为主题的第二届读书月活动，倡导党员、干部、职工每天读书一小时。
报道没有公布具体的推荐阅读书目。其实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党政机关的干部，每个人都有能力自拟一份大同小异的书目。当然少不了几千年来的中外文化典籍，比如《论语》《劝学》，或者《陋室铭》《爱莲说》，再或《沉思录》《随想录》等等。要是让我推荐的话，我甚至希望领导干部重读（一部分人根本没有读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毛泽东的“老三篇”。从修身、励志这个角度出发，没有比这两本书更好的了。
别说你忙你没时间，每天一小时，当做任务去完成，真的不难。一个月时间，至少可以读完许多干部书架上尘封已久的《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十分之一的篇目，可以先从感兴趣的内容着眼，如其中的《古今文学名篇》《世界历史十五讲》。要是坚持一年呢？那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当代世界问题概论》在内的三十本书足可以武装一个领导干部的头脑了。只要你静下心来，认真读过这套培训教材，你又不是个贪官污吏的话，那你的思维会更广阔，眼界会更宽，工作方法会更科学。
记得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底曾经组织了一个五人读书小组，包括田家英、胡绳、邓力群等，坚持两个月时间，每天四个小时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席的日理万机是人所共知的，同样，他有生之年无一日不读书也是尽人皆知的。上述两个月的集中读书，是为了总结剖析“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试图从别国的建设路子中寻找借鉴而带着问题学。他的肩膀上担的是一个国家的重任，这种多少带点实用主义的读书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而我们现在的读书则宽松和轻松得多了，因此读书月活动只是倡导而不是强求。更何况读书是个自觉自愿的事情，不爱读书的人，你哪怕强迫让他照本宣科，那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
其实，本着开卷有益的原则，只要养成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便读的不是我前文提到的典籍和严肃的政治、经济、科学著作，即便是一般的文学、文化甚至闲杂书刊，一样能够陶冶情操，丰富思想，开阔眼界。我家孩子经常调侃我，说我看小说跟他打电子游戏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种业余爱好。对此，本人颇不以为然。君不见易中天《品三国》，吴越《品水浒》，《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不都是读小说的成果；咱们的牛撇捺先生读西夏历史能鼓捣出一本《借党项人说事》，读唐宋诗词信笔就是几十篇（已结集出版，书名为《枕着唐诗梦游》），不全是读“闲书”修成的正果。本人虽不才，那小说也不是白看的，至少时下名著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其优劣一眼即知，还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这怕也不是人人能为的吧。
人间四月，春光明媚，正是大好读书天。有党政机关出来倡导读书，与我这读书人的爱好可谓不谋而合。每天一小时远远不够，至于读的什么，透露一点，虽然不服气儿子的批评，但还是接受他的意见，改读杂文：皇皇十卷本的“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学学人家的文笔，或许会对自己的杂文创作有所启发。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
杂文的兴衰是一个社会文明和民主程度的标志。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已经充分开放，民众的发言意识空前高涨，言论的自由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对于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精神，有评判针砭时弊勇气的杂文作者来说，可谓适逢其时其所，正该是亮剑有为之时。
宁夏的杂文家就是在这样的盛世亮相于历史前台的。从2005年以来，我们惊喜地发现，宁夏有了一批成熟的杂文作者，他们脱胎于文学圈，逐步形成一个阵营；他们秉承鲁迅杂文的批判精神，却又满腔疗救社会弊端的热情。笔者孤陋寡闻，但视野所即，也记住了几个叫得响的大家。譬如“二牛” ——牛撇捺和牛愚。牛撇捺是领导干部，可他自认的和公认的身份首先是个杂文作者。迄今为止，老牛已出版十部杂文集。他的杂文穿透历史的烟云，钩沉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观照现实。思维深邃，笔力雄健，高屋建瓴，为常人所不及。他的《谁能牵猫散步》，设问奇崛，充分显现出他的睿智和缜密。如果说宁夏能真正称为杂文家的，非老牛莫属。而牛愚的杂文像他本人一样，有一股浩然正气。牛愚很多产，敢于迎面碰撞不正之风，且能够把党中央的声音用自己的喉咙喊出来，实属难能可贵。譬如“一马一朱” ——马河与朱世忠。马河宝刀不老，写杂文的历史怕有二十个年头了，我看过他的《指甲里的沙粒》，从法制的角度批判腐败与社会黑恶势力，文章笔锋犀利，指射对象稳、准、狠，非常有力度。近年，老马来了个华丽的转身，开始从文化角度透视社会风气，文笔也渐显老辣。朱世忠的杂文与他忠厚的相貌恰成对比，显得诙谐风趣，往往既在情理之中，又出意料之外。嬉笑多于怒骂，讽喻胜过针砭，与其说是杂文，倒不如说更像随笔和小品文。他的博客点击率非常高，与他的文章好读怕分不开。当然最后还要说说闵生裕。闵生裕是宁夏杂文界后起之秀，却大有赶超前人之势。他的杂文“快”：昨天才发生的事件，今天就能写出文章，是当今时评的生力军；“多”：每星期总有两三篇见报；“博”：杂文的涉及面非常广博，许多领域的东西都能写。但小闵为人还是比较内敛和低调的，按他的写作速度和文章质量，出个五六本集子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可我们见到的只有《都市牧羊》等两三部杂文精选集。
上述几位杂文家，尽管写作手法各有千秋，水平存在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将写作杂文当成工作之外的一项事业，当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成自身对社会一项不能推卸的责任。正是缘于此，他们才能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全身心地投入对自己并没多少好处的杂文写作当中去，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正因为他们是宁夏杂文界的有为者，宁夏的媒体和出版界就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宁夏杂文十人集》（“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的出版无疑是对这些优秀杂文作家的承认和褒奖、宣扬和鼓励。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对杂文作者如此，对宁夏杂文学会何尝不是如此。试想，前推几年，在杂文创作领域寂寂无声的年代，有多少人知道“宁夏杂文学会”这个组织呢？而新一届的学会，在会长朱昌平、秘书长于小龙、副秘书长白景森等的精心经营下，励精图治，依托《银川晚报》这个阵地，拿出版面，推出作者，组织杂文大赛，举办杂文诵读、杂文大家讲课、创作研讨等一系列活动，尤其是连续出版宁夏杂文选集。所有这些大有作为之举，极大地提高了学会的地位，以至宁夏杂文界在全国也占有一席之地。现在的学会不敢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至少在宁夏的文化领域，已经占有很重要的一方天地。这对我们宁夏所有的杂文作者和爱好者无疑是一响福音。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宁夏会成为全国杂文创作的首善之区，让我们大家为这一天共同努力吧。
城南旧事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多么幽深的意境啊。客船孤旅听到古寺钟声，勾起满腹的思乡情怀。可假设换一种情景，像银川小南门一带的居民，“夜半笛声到耳边”，就不怎么美妙了。这一带小火车半夜鸣笛，已成痼疾。意见从“小而好”时代提到“大银川”的当今，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断魂也罢，毕竟是特定时节、特定环境，洒一洒伤心泪也就过去了。那要是一年四季泥水纷纷，路上行人会怎样呢？偏巧西塔对面的一段人行道就是如此。从春天翻浆开始，到冬天上冻为止，路人都得小心，弄不好就会陷入泥浆里。是下水不畅，还是地下水管泄漏，不得而知。好多年了，无人闻问。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偶然的邂逅，留给诗人的是无比美好的印象，以至于再去寻觅。然而，在南桥附近的一条街上，就不会有这样的“遗憾”了。尽管美丽的桃花不一定能见到，不怎么美丽的“人面”却实在是屡见不鲜。这里的“洗头房”“站街女有些年头了吧，曾经整顿、清理、扫除、取缔好多次了，成效难说显著和持久。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梅花的清香飘洒在夜空中，乾坤万里春意盎然，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无奈我们城南的居民闻到的却常常是说不清味道的恶臭。某药品企业的空气污染不是一天两天了。闻说给政府立过军令状，也确实治理过，但“国庆”一过，也就不了了之。这不，时间一长，那臭味卷土重来。
银川市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上面我引的古诗以外的联想部分，无疑都是与创建活动不相称、不和谐之处。它们或为时已久，或时隐时现，或去而复来，为什么就总是根除不了呢？无外乎以下原因。
一是成本考虑。小火车鸣笛几十年了，过去银川市被城墙圈起来的时候，恐怕那还是古城一景。现在铁路早已淹没在城市中，这种古老的火车运煤方式也该改革了。当然改造运输方式成本无疑是不菲的，可单单不让火车鸣笛能花多少钱呢？汽车能限制住不鸣笛，火车就不行吗？再说了，小火车在城内时速不过五十公里，跟汽车无异，又只有一条线路，真需要夜半鸣笛吗？
二是不当回事。反正宁夏道路翻浆是寻常事，权当是翻的时间长了点。路上行人小心点，抬抬腿也就过去了。问题是，西塔门前是银川的脸面啊，脸上总是坑坑洼洼，不有碍观瞻吗？总不能民不举官不究，老让它在那摆着吧。其实，不就是挖开看看，找到原因，检修一番嘛。只要当回事，有人管，很容易就能解决。
三是短期行为。对南桥附近的所谓“红灯区”治理的不可谓不多，但缺乏长效机制。必须拿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时的劲头和措施来，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行多安点探头，多加点警力如何。当然这问题有点复杂，但如果真解决了，对国家、对历史都是个贡献。
四是两难选择。某药品企业是创税大户，空气污染又的确难以治理。但不能因为企业效益就牺牲民众的健康，那样药品的制造有何意义呢？如果实在治理不了，能否考虑搬迁呢？其实对于环境污染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绝精神，不然的话，将贻害无穷。
前文引了几句古诗，是想跟城市中的一些阴暗面作对照。恰巧这几件事都发生在银川兴庆区新华街以南，属于久拖不决的顽疾，因此命题为《城南旧事》。我当然希望我们的银川越来越美好，迈向全国文明城市的步伐越来越加快。有一点瑕疵不可怕，只要全市人民勇敢面对，同心协力去整治，就没有治不好的顽疾。正是：
痼疾难除为哪般？“创城”路远任务坚。
我劝各方齐努力，再塑湖城美容颜。
补记：按说一篇杂文对于社会不良现象的纠正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但巧合的是，这篇文章在《银川晚报》刊出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银川西塔对面的人行道竟然奇迹般地翻修了。久拖不决的问题会因为我的文章而解决吗？那可太神奇了。但不管怎么说，解决了就是好事，总是有利于市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