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良仕择主而事(1)
——入幕事主的恭上之学
在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上司之间的关系。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自从官僚制度诞生以来，主官就有罢免属吏的权限。吏员的升贬基本上都要由主官的意志决定。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主官升贬属吏必须符合律令要求并要走完严格的法定程序。倘若不幸遇到政治昏暗的时代，主官就会无视法制，肆意妄为。因此，属吏们常常对主官阿谀逢迎，多方行贿，以求获得一个保护伞，方便自己以权谋私。
胥吏奉行奴性十足的恭上之学，是因为其对官场有高度的依附性。而师爷的情况不同。
如果说胥吏是长官的爪牙，那么师爷就是长官的心腹。师爷不是正式的朝廷命官，与幕主是雇佣关系，而非完全依附于幕主的仆从，在官场的自由度也略高于胥吏。最起码，胥吏不能选择自己的长官，而师爷可以自由选择给谁当文胆智囊。从这个意义上说，师爷的事上之道可以不卑不亢，不需要违背良心道义替贪官恶吏背书。
可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常伴主官左右的师爷们，也往往与胥吏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不少师爷为虎作伥，与幕主沆瀣一气、危害一方。这也是当时社会各界认为做师爷（特别是刑名师爷）有损阴德的主要原因。
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就没饭吃吗？汪辉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从幕多年，始终正直坦荡，恭敬事上而不抛弃原则。按照世俗观念，这样的人注定要被官场“逆淘汰”。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汪辉祖不但没有像诸多正直吏员或幕友那样被埋没，反而在官场如鱼得水，屡屡受到上司器重。“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并没在他身上生效。其中奥妙在于汪辉祖那一套独特的恭上之学。
一、佐人以为治，入幕宜谨慎
汪辉祖从幕三十四年之久，先后辅佐幕主十六人，兢兢业业，多有善政，也得罪了不少人。他毕生致力于推广幕学，弘扬为吏正道。这与清朝吏治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清朝地方官的来源有多种途径，科举是最主要的入仕渠道，军功、保举、恩荫、捐纳也是清朝官员的重要来源。然而，通过科场层层拼杀出来的官员，一心只读圣贤书，摆弄八股文，满肚子诗文，却普遍缺乏最基本的执政技能。科举考试的题目从儒家《四书五经》中出，考试内容既不包括法律政令，也不涉及经济理财，所以，文化素养较高的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不具备实务能力。而从其他途径入仕的官员，文化素养较低，更加玩不转千头万绪的地方政务。
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特点，催生了以“绍兴师爷”为代表的幕业。因此，清朝司、道、府、州、县各级衙门，无不聘用师爷协助理政。由于地方官大多不通律令与财务，辅政的师爷几乎成为地方行政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特别是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在师爷行当里堪称最重要的两大岗位。
长期从事幕业的汪辉祖非常重视对幕学的研究，他认为幕友是官员的左膀右臂，其使命是“佐人为治”。汪辉祖的朋友邵晋涵也曾指出：大清吏治靠的是幕宾（师爷）、书吏、随从三类人，官员实际上是坐拥虚名。
师爷“佐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补充幕主缺乏执政技能的缺陷。
清朝是马背上取天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族官员不熟悉汉文化，更不精通公文律令。而那些科举入仕的官员，早年专心于读书科考，对国情民生与公文律令同样陌生。此外，清朝加强了任职回避制度，候选官员不得在原籍任职，只能在五百里以外的地方补缺，空降到外地的官吏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无从开展工作。
清朝地方官权力比较集中，政、军、财、司法等工作都管。如此繁重的工作，哪怕是精通实务的能臣也不得不启用群吏协助工作，更何况那些只知孔孟不通政事的官员呢？如此一来，世代钻研刑名文书、官场经验丰富的师爷就有了用武之地。
师爷大多出生于当地，或者在当地侍奉过几任官员，他们深知风土人情与地方弊政，无论是打理日常政务，还是制定新政方略，都是一把好手。无论哪种背景出身的官员，都需要这些政务专家来替自己处置公务，否则，地方官府根本无法正常运作起来。
其二，纠正幕主的决策错误。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写道：“谚云：官断十条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理之获，亦为天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
这段话的大意是：遇到模糊的案情，官员断案的选择就有很多种，让刑名师爷来负责断案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断案的准确性可能得失参半。引起争论的是公心与私心的差别。如果用心公正，就算断错了案，也是无心之过，会被社会舆论宽容对待；假如包藏私心，就算歪打正着办对了案，也必遭天谴。所以，佐治之人的用心不能不正。
由于官员大多不熟悉大清律例，或者出于私心，或者限于能力，可能会制造一些冤假错案，这时候就需要用心公正且业务精熟的师爷来纠正幕主的错误。对下保护无辜百姓的合法权益，对上避免幕主因错断冤案而遭受刑罚。汪辉祖脾气亢直，责任心强，屡次为了一桩案子据理力争，甚至不惜反驳上司批复。时人戏称他为“汪七驳”，却又尊其为决狱“神君”。
其三，帮助幕主督察群吏的不法行为。
如前所述，清朝吏治是靠幕宾、书吏、随从三类人实际操持的，因此，吏治腐败问题有时候不是长官贪赃枉法，而是众书吏勾结地方豪强恶霸所致。正所谓清官难逃滑吏之手，清正廉明的长官因业务能力局限不得不依赖一群书吏施政，如此一来，群吏就可以利用授权欺上瞒下，蒙蔽长官的视听。为了督察群吏，官员往往会借助师爷的力量。
汪辉祖说：“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做师爷的不光要“佐官”，还要能“检吏”。与地方空降的长官不同，师爷大多是本地人或者是在本地居住已久之人，社会关系无孔不入，且刑名钱粮一干事务无所不精，书吏们既不能把师爷架空，也不能在业务上糊弄师爷，可以说，师爷是群吏的天敌。因此，替幕主约束及督导书吏，也是师爷的一项重要职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乾盛世”离不开师爷们的贡献，甚至在后来的“同治中兴”中，湘军领袖曾国藩等名臣，也少不了师爷们的鼎力支持。
既然师爷这个职业如此重要，那么有志经世济民安天下的读书人是否应该将幕业作为奋斗目标呢？
研究幕学最深的汪辉祖，恰恰并不赞成读书人从事幕业。他在幕学名著《佐治药言》中公然写道：“勿轻令人习幕。”汪辉祖亲自撰写幕学文章，从事幕业多年，却又不赞成后辈读书人研习幕学。他没有人格分裂，其观点反而更符合当时的主流态度。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有这样的言论“吾辈以图名本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然幕中数席，唯刑名、钱谷岁脩较厚。余则不过百金内外，或止四五十金者，一经入幕，便无他途可谋，而幕脩之外，又分毫无可取益。”
汪辉祖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他原本是想通过科举考试做个有编制的朝廷命官，但最终迫于生计，不得不通过从事幕业来谋生。在他看来，三百六十行里唯有幕业这条路与读书最为接近，故而很多科考不顺的读书人从事幕业。在那个年代，做教书先生（童子师）的年收入不过百金，而幕业收入要多出许多，特别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
由此可见，汪辉祖选择从事幕业，不是出于个人理想，完全是为现实所迫的结果。他走的是当时常见的“以幕养学”路线。在多年幕友生涯中，汪辉祖并没有完全放弃科举考试，一边处置案件，一边苦读经书。最终他达成心愿，从替朝廷命官打下手的师爷变成了真正的朝廷命官。
汪辉祖并不提倡读书人以幕业为终身奋斗目标，他在《佐治药言》中很明白地说道：“故亲友之从余习幕者，余必先察其才识，如不足以造就刑钱，则四五月之内即令归习他务。盖课徒可以进业，贸易可以生财。作幕二字，不知误尽几许才人。量而后入择术者，不可不自审也。未成者可改则改，已业者得休便休。”
凡是亲友中有想学习幕学的人，汪辉祖必定先考察其才能见识。假如其人缺乏成为刑名师爷或钱谷师爷的资质，那么他会在四五个月内就令对方改学其他内容。去当童子师教书可以增长学问，经商做贸易可以发财。在汪辉祖看来，有才之人没必要一辈子从事幕业，那样会耽误自己的广阔前途；学幕未成之人，可以另谋出路的就另谋出路；如果已经入幕，那么有机会退出就退出吧！
汪辉祖的这种矛盾心态，在绍兴师爷群体中并不罕见。因为在科举制时代，师爷无论多么受幕主器重，毕竟不是有编制的国家公务员，更像是朝廷命官的门客、附庸。按照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精神，考上正式官员才是读书人的正经出路，幕业终究是剑走偏锋的不入流职业。
尽管如此，汪辉祖依然潜心钻研为幕之学。一方面，囊括各种执政技能的幕学是他日后为官领政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汪辉祖希望通过传播幕学来改善大清的吏治环境，因为清朝官员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爷的能力与人品。
二、就馆宜慎，不合则去
清朝并无正规的幕学培训机构，读书人主要跟着前辈师爷或从幕的亲友来进修幕学。师爷的工作场所通称“幕馆”或“馆地”，因此，从事幕业又被时人唤作“就馆”，师爷不再侍奉幕主即为“失馆”。
科举不易，入幕也难。尽管师爷是官员聘用的私人助理，不受编制限制，但岗位规模并不足以满足广大落第书生的就业需求。
汪辉祖说：“剧者需才至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其事各有所司，而刑名、钱谷实总其要。官之考成倚之，民之身家属之。”官员根据各部门工作需要来聘用师爷，就算是一人一岗，最多也只能招十几个人。更普遍的情况是，聘请两三位师爷来兼管几类事务。
由于岗位供应有限，所以师爷之间的就业竞争十分激烈。在各类师爷中，专业性最强、职能最为关键的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可以说是各单位抢着要的宝贝，一旦有哪位刑名师爷或钱谷师爷“失馆”，其他地方官府会争相将其揽入府中。而其他类型的师爷，专业含金量不高，所以就业率很低。
清朝幕业有行帮建立的关系网，入了行帮的幕友可以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师爷主要是通过师友、亲戚、同乡等人的引荐来“就馆”，这种就业方式在当时被称之为“荐馆”。
虽然汪辉祖入幕也是走这条路子，但他并不因幕友就业难度高而轻易就馆。入幕有风险，就馆宜慎重。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这样说：“幕宾之作善作不善，各视乎其所主。宾利主之修，主利宾之才，一其初本以利交。第主宾相得，未有不道义亲者。薰莸强合必不可久。与其急不暇择，所主非人，席不暖而违去之，不若于未就之前先为慎重。则彼我负心，目无掣肘之患。愈久而愈固，异己者亦不得而闲之。”
在汪辉祖看来，选择一个贤明的官员做幕主，是从事幕业最重要的一步。假如主官勤政爱民奉公守法，那么师爷就可以施展所学、行善积德；相反如果主官贪赃枉法残虐百姓，师爷也将堕落成为虎作伥的小人。汪辉祖一生正直廉明，最痛恨幕业败类，因此，他特别强调从幕之人应当慎择幕主，不要轻易就馆。
山西临汾人王亶望，曾任浙江巡抚。当时的浙江布政使是汪辉祖曾经辅佐过的孙西林。孙西林邀请好友汪辉祖再次入幕辅佐自己，却遭到汪辉祖的婉拒。
汪辉祖放弃就馆的原因很简单——与王亶望不好相处。
王亶望是乾隆朝的一个大贪官，贪污罪行之严重，仅次于大清第一贪官和珅。而孙西林却为人刚正，与王亶望势同水火。假如汪辉祖同意就馆，按照过去那样刚正不阿的态度辅佐好友，孙西林肯定会在仕途受挫；但是劝好友对王亶望虚与委蛇，又不符合自己的幕学之道。于是，汪辉祖只好婉拒好友的邀请。
果然，没过几年，王亶望因贪污罪被朝廷处斩，许多官吏被连坐斩首，早做回避的汪辉祖未受牵连。
乾隆二十七年，汪辉祖因处理陶世侃案得当而名声大噪。钱塘、嘉兴、海盐、平湖等县的县令纷纷向他发来聘书。经过认真思考后，汪辉祖最终选择了平湖县令刘国煊做幕主。
刘国煊素有贤明之誉，不仅为人清廉正直，而且意志坚定，不为非议所动。汪辉祖在多年从幕生涯中，主要担任负责断狱查案的刑名师爷，最需要的就是刘国煊这种类型的主官。事实证明，他的选择非常正确——在刘国煊的支持下他办了不少疑难案件，为自己、也为幕主博得了一时美名。
汪辉祖一生就馆最慎。不是自己认为值得辅佐的幕主，就不会就馆应聘。一旦入幕，则兢兢业业，绝无半途割席之事。
良禽择木而栖固然理想，可要是师爷与幕主无法配合默契，又该如何是好？
汪辉祖给同行的建议是“不合则去”！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公事公言，其可以理争者，言犹易尽，彼方欲济其私，而吾持之以公，鲜有不龃龉者……且宾之与主，非有势分之临也。合则留，吾固无负于人，不合则去，吾目无疚于巴。如争之以去就，而彼终不悟，是诚不可与为善者也。吾又何所爱焉。故欲尽言，非易退不可。此条专指主宾共一事，意见过异者而言。或遇荒不恤，或加耗太甚，及故出入人重罪之类，反复言之而不听，则去之可耳，若寻常公事，一时议论不合，不妨从容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