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历史(2)
罗马的衰落
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并没有来得及为这个迅速衰落的帝国注入一丝活力。君士坦丁大帝通过迁都君士坦丁堡,一手将帝国分裂为两部分,一半属于罗马文化,一半属于希腊文化。而边境更是危机四伏,受到日耳曼人的持续入侵,很难支撑下去。日耳曼部落一步一步侵入了边界,当基督教正在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官方宗教时,他们已经凭借武力占据了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以内的神圣领土。自此以后,在一个世纪抑或更长的时间里,日耳曼人的入侵过程与罗马帝国的分裂过程一直持续着,直到公元375年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以及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这一过程达到了高潮。
在接下来可怕的半个世纪里,罗马世界被数个日耳曼部落的王子瓜分殆尽,只有两项旧的秩序得以保留,分别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支离破碎的东罗马帝国和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罗马主教——很快人们称之为罗马教皇。这也初步预示着,皇帝们曾经丧失的统一领土,即将以新的方式重新收回。
日耳曼人粗鄙好战;拉丁人则细致安宁,当征服的风暴横扫帝国西部时,他们在修道院中寻求安全。“当狂风肆虐时,罗马遗留下来的理性主义躲避在野蛮人不敢亵渎的拉丁式十字架下,不久就会重新戎装待发,作为基督的大军,用崭新的武器去征服父辈年代的罗马军团从未涉足的领土。[6]”
日耳曼人头脑简单,容易受骗上当又非常迷信,于是拉丁牧师们很快就学会如何利用他们,给他们灌输基督教崇高的理想和道德标准。他们不仅通过宗教来控制日耳曼人,还很快成为日耳曼王国的民政官、立法者以及精神领袖。
此时,文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整个文化成为一种混合物,其中最为主要的要素是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从文化角度讲这也许是好事,但从经济和物质层面而言,却是损失重大。巨额的财富化为乌有,完善的交通被破坏得七零八散,帝国的通信几乎中断。在地中海上,商人不再安全;罗马的大道即将被毁;原来的交通要道被军事国家的边界所阻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只可能变得更加区域化,较之以前更加衰落。
伊斯兰教的兴起
接下来,在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横空出世,创立了伊斯兰教,从此开始了阿拉伯民族的伟大征服运动。他死后刚刚几年,阿拉伯半岛和东罗马帝国的狂热的军队就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又向西一路沿着地中海南岸扫荡,直到被大西洋挡住去路。他们又转向西班牙,毁灭了西哥特王国,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到达高卢人的腹地,最终才被阻拦下来。公元732年,夏尔·马特领导下的法兰克人在图尔市打败了他们,或许这次胜利也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如果阿拉伯人成功通过了这最后一关,谁能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正如吉本那段经典的文字所说:“胜利的军队从直布罗陀的海礁一直行进到卢瓦尔河岸上,绵延了一千多英里;本来萨拉森人[7]前往波兰和苏格兰高地的边界也是同样的距离;莱茵河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一样难以渡过,阿拉伯的舰队本来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泰晤士河口。如果这些成为现实,也许现在牛津的学校里就会教授对《古兰经》的阐释。”
在阿拉伯梦想的废墟上,夏尔·马特的后代建立了一个君主国,并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盛极一时。公元800年,法兰克统治者中的精英恢复了帝国称号,并且在圣彼得大教堂接受了教皇的加冕。但是旧的帝国不可能苏醒过来,仅仅凭借这些,法兰克王国也无法长期保持这种鹤立鸡群的地位。一个新的不速之客即将到来,查理曼大帝在临死前已经看到,第一批热衷于冒险的北方海盗的平底船出现在王国北方海域的地平线上。
封建制度
在大约200年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一个极度悲惨的时代。丹麦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从西北部侵扰它,南部还要应付强悍的萨拉森人,只有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上游逃过了这场灾难,孕育出了灿烂的日耳曼文明。加洛林帝国分裂成了法兰克、洛林(或称勃艮第)和日耳曼,在它们之中,只有最后一个保留了帝号。若非封建制度的出现加强、稳定了逐渐衰落的文明,这次分裂可能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直到欧洲变成乱糟糟的一团。
只有暴力才能成功地对抗暴力。在每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受压迫地区的人们都会以一成不变的模式起来反抗。那些有意愿、有力量去抗争的人们保护了整个团体,反过来,他们要求人们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他们很快就开始建筑城堡,把权力以及领土传给继承人。有了军事和其他服务,统治者很快就开始垂涎其他土地。教会也以之为榜样,直到最终,11世纪时,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为西欧的观念打下了根基:每个个体都归属于某个阶层,他为上级阶层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依据其表现享受特定的权利,处于该等级阶梯顶端的是皇帝或教皇,或二者平起平坐。
此时,封建制度在稳定社会环境方面已经干得非常漂亮,并逐步终结了北方和南方的海盗时代。从西西里岛到苏格兰的边界,欧洲如今已经分裂成一团小规模军事公国,不过有些地方时不时地被诸如法兰西和英格兰那样的君主国(或帝国本身)用或多或少还算有效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每一条贸易路线周边都建有防御工事,各个公国都可以向商人们征收巨额的苛捐杂税。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下,在意大利、德国和尼德兰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城市,引发了一场公民与封建君主争夺控制权的激烈斗争。
与此同时,教会本身也野心勃勃,并经历了最剧烈的起起落落。在法兰克人的保护下,罗马教廷暂时获得了领地,直到1870年9月20日被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驱逐。有了这一块领地,在古罗马与教会强大传统的驱使下,在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希尔德布兰德)的领导下,罗马教廷一步一步地伸出双手,企图抓住欧洲封建化的权杖。查理曼大帝广袤疆土的一个分支——日耳曼帝国奋起抵抗。两大党派由此产生,分别是教皇党和保皇党,教皇党是教皇的支持者,而保皇党是皇帝的支持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两个党派在徒劳地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过程中令德国和意大利四分五裂。
在封建运动中,热衷于教会利益的罗马教廷暂时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插曲,它既是宗教性质、充满骑士精神的,也是经济上的,即十字军东征。它把封建领地军队中多余的士兵抽出来,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军队,要把圣地从亵渎圣地的异教徒那里解放出来。帝国东部饱受宗教战争以及后续屠杀的创伤。对于崇尚节约的热那亚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十字军东征着实是一项庞大的运输和贸易事业,并且最终使东方贸易得到了大大扩展;西部再一次到东方学习,并且变得不那么虔诚,而是具备了更多的怀疑精神。从十字军东征结束(1270年)到250年后宗教改革爆发这段时间里,经济活动和怀疑论的发展都非常突出,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新的语言的产生,以及在部分程度上由这些力量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
很快,在经历了11、12世纪的好大喜功之后,教皇制度开始瓦解。教皇制度的根基——拉丁语的地位迅速下降,因为但丁创造了意大利语(1300年),而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字也逐渐成型。人们不仅不再坚持拉丁形式的信仰,还渴望将宗教信仰注入新的语言形式,尤其是希望拥有一部用本国语言书写的《圣经》。面对这样的冲击,罗马开始了神学研究,创立了中世纪的大学,并试图通过回归阿奎那诠释的希腊黄金时代的文本,复活亚历山大大帝带给她的哲学。
不过这些都于事无补。欧洲人已经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在传播。那些前往印度、美洲的发现之旅,先是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后来又用源源不断的黄金填补了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士兵以及艺术家的贪欲。世界的脉搏跳动得愈加迅速。君士坦丁堡在建立一千年之后落入土耳其之手,而这座城市所收藏的手稿、艺术作品以及手艺人都流入了意大利。许多人成为发明家、创新家、艺术家,还有改革家。凯萨·波吉耳尝试建立一个意大利帝国,后来失败了;马丁·路德尝试脱离教会,后来成功了。
路德宣称,人只能通过上帝的恩典拯救自己的灵魂,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无止无休的辩论与纷争,使得欧洲再一次跌入战争的地狱。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这一切才宣告终结,欧洲北部皈依新教,而南部仍然信奉天主教。
法国与英国
这个时候,路易十四刚刚登上王位,使法国注定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雄霸欧洲。封建时代很快成为过去,最后那些强大的封国在宗教战争中已经耗光了国力。君主国重新捡回了它们之前丧失的东西,现在开始将凡尔赛宫装饰得富丽堂皇,将曾经无拘无束的封建军人转化成卑躬屈膝的朝臣。从大部分方面来看,波旁家族都是十分成功的。他们依旧是法兰西的独裁者,身为特权阶级的教士和贵族都比他们位低一等,他们还能随意控制政府机构。然而,他们很快就开始滥用这个机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波旁王朝彻底垮台。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是由很多不断汇聚起来、缓慢发生作用的原因所导致的。其中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波旁王朝糟糕的财政管理,食物供应的不足,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却无法影响政策也无法参与政事的中产阶级的不满。这一阶级控制了后来成为国民议会的三级会议,开始着手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摧毁保守顽固的波旁王朝。由于国民议会缺乏经验,王室宫廷又软弱无能,一帮野蛮的巴黎暴徒由此崛起,并最终把法国拖入了与欧洲的战争,还把波旁家族以及成千上万最高贵和最优秀的、少数最卑鄙的法国人,送上了断头台。
战争胜利之后,接替了恐怖统治的共和国政府十分软弱无能,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独裁政权和君主政体复辟。历史上最伟大的暴发户拿破仑·波拿巴,凭借他的远见卓识和铁腕手段,控制了法国15年之久。在统治期间,他把法国组建成了一个在欧洲前所未有的国家,他抱着妄自尊大的征服欲带领着法兰西一路侵略,从酷热的埃及到寒冷的俄罗斯。最终,他倒下了,留下一个精疲力竭的法国,以至于波旁王朝很快便卷土重来。
为了打垮法国和拿破仑,整个欧洲都参与了进来,最后是遥远的俄国给了最致命的一击。然而,历史证明,英国才是法国最持久、最顽固、最成功的敌人。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纷争在历史上由来已久。
在查理曼大帝之后的黑暗时代,诺曼底人曾一度武力控制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1066年,他们在诺曼底公爵威廉的领导下征服了英国本土,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岛上君主国。然而,他们在法国的据点使盎格鲁—诺曼底的国王们陷入了与邻国法国的冲突,从此以后,直到1815年之前,两国之间持续发生战争,中间少有停歇。起初,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侵占领土;后来,经济因素逐渐凸显,到了18世纪,拿破仑将这场战争演变成了一场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斗争。
西班牙与哈布斯堡王朝
随着都铎王室在16世纪开始了对英国的统治,英国对法国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一个新兴的大陆强国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股新兴力量很可能与老对头联手。这股新势力就是西班牙。
自公元732年在图尔被法兰克人打败后,阿拉伯人就一蹶不振。然而,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在西班牙站住了脚跟,并且在学术和艺术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依然处于黑暗之中。但不久之后,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和阿斯图里亚斯群山的封建公国便开始崭露头角,最终,在15世纪末,这些国家组成了一个联合君主国,征服了最后的阿拉伯王国,创建了近代西班牙。
就在此时,通过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合之一,即联姻以及其他客观条件,使得西班牙王国、勃艮第公爵们的伟大遗产和匈牙利王国瞬间落入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公爵们之手,他们几乎源源不断地将自己的王公推上德意志的皇位,直到1806年古日耳曼帝国走向终结。
权力高度集中在查理五世(1519—1556)的手中,这很明显地逆转了宗教改革爆发以来的形势。因为依然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新教国家英国都不得不面对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大肆扩张打破了整个欧洲的平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个时代政治格局不断变动。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1753年签订的《乌特勒支条约》所规定),一位波旁家族的王子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哈布斯堡王朝大权独揽的局面才被打破。从此以后,法国和西班牙常常联合起来对付英国。
在英国,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亨利八世开始一直到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总的来说,并没有欧洲大陆的宗教运动那么激烈。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建立了英国国教,以及更著名的新教教派,新英格兰那些最坚定的移民者就来自这些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