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谁来拯救中产阶级

自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曾经倾全力拯救华尔街金融机构，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推动健保改革。但在直接冲击中产阶层生活的失业、房屋遭法拍、贷款无门等问题上，奥巴马却束手无策。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美国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这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无疑是致命性的打击。而在中国，如何引领“民富优先向”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必须关注中产阶层的培育和壮大。

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一度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这种趋势近些年来却发生了逆转，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90%的美国家庭，收入从1973年开始几乎就没有增长，与此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收入却增加了3倍。更糟糕的是收入流动性的减少，这意味着社会中下层的人改善收入状况的机会减少。特别是自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美国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形社会有向“M形社会”演变的趋势。

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靠负债维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尔街不断翻新的金融产品也刺激美国中产阶级选择了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1983年到2004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收入比率从0.45上升到1.19。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级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

然而，此次经济危机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危机抹掉了5万亿美元养老金和存款，家庭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200万个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美国中产阶级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大幅下降，并进一步拉大了美国的财富差距。数据显示，中等收入的工作已经逐渐从美国经济中隐退，2010年，美国中等收入工作所占比例已经跌至42%，低于1980年的52%。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的研究报告，美国近五年迅速减少的中产工作岗位包括：薪酬福利经理（34.2%）、广告推广经理（32.7%）、数学工程（31.4%）、出版校对（31%）、法律文书（22.9%）、交通运输（18.7%）、农业工程（18.4%）、新闻分析（15.9%）、职业培训（14.4%）、旅游中介（14%）。

美国中产的塌陷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次金融危机的摧毁，然而从更深层次看，财富分配机制严重失衡才是根本——这是美国长期片面追求更繁荣的经济和美国在世界上竞争力的提高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华盛顿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经济学家希瑟·鲍施伊说：“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只是‘养肥’了那些站在收入阶梯顶层的人。目前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并非是几只‘肥猫’把美国的收入水平抬高了，而是余下的大部分美国人几乎看不到自己收入能增长的机会，甚至是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工资因通货膨胀一年一年往下掉。”

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机制使得“肥猫更肥”。21世纪初，美国的经济衰退将贫富差距的壁垒越筑越高。精英集团控制着国家经济，抛弃民主，独断专横，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美国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一方面，经济社会的主导权总是由小部分精英阶层掌控，财富统治是美国财富史上不变的规律。富人在精英化过程中占据特权收益，甚至控制选举，使政治沦为为自身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民主在被操控的政治环境中遭受着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穷人的利益诉求可能无法寻得有效的渠道，于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另一方面，过度的金融化往往是经济霸主衰退的开端。当一国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投资家们开始寻觅更多的投资热点，各个年代的财富大亨们最终的选择都惊奇地一致指向了金融业。短期游资和风险投资开始在国内外大规模游走，金融化的程度越高，资产越可能迅速膨胀，于是投资等轻松赚钱的方式受到了制造业商人的追捧，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偏低的收益率被遗弃，介于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压缩。

当前人们普遍担心，失去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力，美国经济复苏将遥遥无期。为了拯救在危机中越陷越深的中产阶级，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组建了由副总统拜登领导的专门机构“中产阶级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下中阶层提供支持。2010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又再次提出将他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然而，美国如果不触及社会财富分配的机制，不改变权贵资本垄断和掠夺国家经济的本质，财富之差是会越来越大。

美国的事情同样在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上演，自金融危机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缩水的家庭资产，一路攀升的负债表使西方国家的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到欧美等国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不仅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受到经济长期低迷的威胁，也可能出现整个社会基础不稳固的风险。

对于中国而言，培育壮大中产阶层同样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战略性命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橄榄形社会”转型，需要国家推动更加深入的改革：

要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保险体系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和“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加快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教育培训政策，真正转到“以民富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