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与林老师对话(5)

●宛圆渊：这一点我有点疑问，如果假设偏好是稳定的，但同时可以假设和偏好相关的“生产函数”是不稳定的，还有就是直接假设偏好在变，这两种变化是不是相互替代的？

■林老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经济学是人的选择的行为的科学，那么，从人的选择的最基本的动机出发来建立的理论体系，对人的行为会有最大的解释力，贝克尔的贡献就在这一点上。传统上，经济学把利润、收入、消费等经济变量作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这样经济学的研究就只局限在生产、消费等领域，贝克尔把人的最基本需求的满足作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这样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就扩大到社会、政治范畴。其次，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才能建立起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如果一个理论体系中没有不变的东西，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各个子理论之间的内部逻辑就会经常不自洽。其实，任何大的理论体系都是以一个不变的终极行为动机为目标，而其他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则是可变的。例如，孔子的儒家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仁”上的，“仁”是不变的，所以，“仁者乐山”。合乎“仁”的行为就是“义”，知道哪些行为是合乎“义”的、是可以实现“仁”的目标的，就是“智”。由于情况和条件不同，达到“仁”的行为方式也就不同，因此，智者的行为像水一样，是要经常变化的，所以，“智者乐水”。水是绕着山转的，因此，“仁者静，智者动”。斯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讨论偏好不变的那篇著名文章的德文标题“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的中文正是“不动如山”。

最后，到底是假设偏好是稳定不变的，而偏好的“生产函数”是可变的好呢，还是直接假定偏好是可变的好呢？应该从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目标为何来断定。经济理论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现象，以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利的一个工具。从这个目标来看，哪一种假设方式比较好？如果直接假定人的偏好是可变的话，很多现象用“偏好变了”一句话就解释了，由于偏好不可直接观察，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人的行为的变化，并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对人的行为改变的原因的了解，也不能增加我们预测人的行为，或改变人的行为的能力。例如，如果我们假设人追求舒适的偏好不变，摄氏20度是最舒适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决策者有暖气和冷气两种选择时，我们可以作出正确的预测：如果是低于20度，他会开暖气；如果是高于20度，他会开冷气。如果偏好本身是可变的，没有一个不变的目标，手段的变化就难以预测。所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假定人的最基本的行为动机，也就是偏好是不变的，而达到行为目标的手段是随内外在的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变动的，这样的假设方式比较好。

●盛柳刚：林老师刚才您提到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我想问的是，经济学理性是指什么呢？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最近罗伯特·希勒出版了《非理性繁荣》。您对这些对人类理性假设的修正有何看法？

■林老师：我个人所认为的经济学的理性是指“一个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所认为是最佳的选择”。在了解这个定义时，有必要对“最佳选择”前的几个关键限定词给予特别的说明：第一，“一个人”说明理性与否是从作出选择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衡量的，而非从他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而且，即使所作的选择是关系到群体的公共事务，是否理性也是就决策者自己而非群体的角度来作判断的。第二，“决策的时候”说明理性是就决策当时的情况而言的，情况变了，最佳的选择也可能改变，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当时的决策是理性的。当然，一个决策者考虑的不只是即期的利益，也会根据当时的各种条件、状况、过去的经验等，对未来有所预期，从而把对未来的可能影响也放在当时的考虑之中。第三，“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说明理性与否是就决策者当时的认知而定的，而且，仅就当事人可以选择的各种可能方案的比较而言，选择范围以外的方案不是决策者可以有的选择，所以，并不在考虑或比较的范围之内。每个决策者的选择范围会受他自己的认知的影响，认知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所拥有的信息，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选择的范围还会因决策者的预算、时间、能力，以及外在的相关群体、制度的条件、政府的政策、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差异。第四，“所认为”说明理性是根据当事人自己对各个可选方案的长、短期相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而言的，这个比较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知识、信息、经验的积累不同，或是内、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上述对理性的理解是比较接近西蒙所主张的有界理性的，因为，我所谓的最佳选择是就决策当事人所认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他所认为的最佳方案而言的，而非客观存在的所有可能方案中的最佳方案。但是，在实际构建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时，到底是假定有限理性好，还是假定无限理性好？一般说来无限理性的模型较简单，就像在物理学中，假定落体是在真空中运动一样，如果用无限理性就能很好地解释、预测现象，那么，就无需引进有限理性的假定了。如果用无限理性的假定无法解释、预测现象，那么，在构建理论模型时有两种策略：首先，可以假定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的收集需要成本，而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无限的；如果这个策略不成功，再放松信息处理能力是无限的假定。中国有句俗语叫“杀鸡焉用牛刀”，理论模型只是用来说明现象的一种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越简单的工具越好。

至于《非理性繁荣》一书所讨论的美国股市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决策当时的情况和事后的情况，以及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有差异而引起的。就股票市场上的每个人而言，在决策当时的选择是最佳的。也正是因为个人在某一时点上的最佳选择，事后可能不是最佳的，以及对个人来讲是最佳的，对社会来讲可能不是最佳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才会如此有趣、如此充满挑战。同时，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途径，去创造一个能使个人理性的选择和社会理性的选择相一致的社会制度环境。

●盛柳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在作经济研究时，如果只看经济现象，往往会犯盲人摸象的毛病，只见一斑而不见全豹，从而陷入“支离”的倾向，但如果先看理论的话，又往往把理论绝对化，从而陷入“空疏”的困境。我们如何避免这两种倾向呢？

■林老师：我先来谈如何避免“空疏”，再来谈如何避免“支离”。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在说明，人们如何作选择，而选择又会受到决策者的认知、内外在条件的制约，所以，在某一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就不一定是最佳的。用老子的话来说，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之道，但这个“道”的表现形式是会随着决策者的内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因此，任何一个现有的理论虽然是理性的本体的一种表现，但不是理性本身，因此，不是“常道”。如果误把现有的理论当做“常道”，那么，就会犯了不讲条件的“空疏”的弊病。《道德经》中有一段话，对此有非常精彩的批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所谓“前识”就是对“道”在先前的条件下所表现的形式的认识，也就是现有的理论，它反映了“道”，但不是“道”本身，所以是“道之华”，如果把“道之华”绝对化作为“道”本身，就是愚笨的开始。《金刚经》里也说“若菩萨住于法……如人入暗即无所见”。所以，我们在学习现有理论时，必须把任何现有的理论都作为一种“前识”来对待，它“都对都不对”。“都对”是因为它是理性在一定的条件下的表现；“都不对”是因为决策者所面临的条件是不断在变动的，它不是“理性”本身。如果能这样来理解理论，在观察一个现象、解释一个现象时，就会以“常无”的心态，直接去了解现象，从现象揭示它背后产生的原因，就能达到《道德经》里所讲的“以观其妙”和《金刚经》里所说的“若菩萨不住于法……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的境界。可是，我们多数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解释现象时，经常从现有的理论出发，结果就犯了“前识者”和“住于法”的弊病。

“常无”是每一位开创理论新思潮的大师所共有的思维特性，不仅老子强调这点，孔子也同样强调这点。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以这种“常无”的心态，如何来了解现象？孔子接下来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也就是要善于发问、善于比较、善于归纳。就一位经济学家来说，第一，要很快认识到在这个现象中谁是主要的决策者？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第二，这个主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达到这个目标所面临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可能的选择方案？第三，每个可选择的方案的特性、相对的成本和效益是什么？如果能这样，应该就不难直接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形成原因、机制是什么。在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原因、机制之后，再跟现有的理论作比较，这样才能不被现有的理论束缚，也才能对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谈如何避免“支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决策者在一定的内外在条件的前提下作出的最佳选择，那么，这样的最优都是局部最优的，而不是全体最优的，这些局部最优的理论的共同点是都是“理性”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了解到任何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共同性，那么，就不至于有盲人摸象，无法从局部去认识本体的“支离”的弊病了。在学习经济学时，如果对“理性”已经有了很好的把握，能够自如地从决策者的最佳选择的角度出发去观察社会、经济现象，那么，下工夫的着力点应该是去了解各种可能成为决策的限制条件的各种外在社会、经济变量和各种选择方案的本质、特性。在分析、解释新的现象时，只要了解了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选择方案的本质、特性，也就了解了决策者在那些条件下的最佳选择是什么了。但是，在对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还不能运用自如时，则应该从学现有的理论入手来理解“理性”的运用之妙。就像要成为一位好的画家，必须掌握线条、结构、比例、色彩，这些基本理论讲起来不难，就只有那几点，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位初学绘画的人，在对这些基本原则还没有运用自如前，通常要经过一段临摹大师的绘画的阶段，临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握、运用那些绘画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为了学会画大师画过的画。同样，经济学家学习现有的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大师们是如何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从而学会运用这种分析、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而不是为了学会运用过去的大师所提出来的理论。如果能以这样的出发点来学习现有的理论，虽然每个现有的理论都是“树”，都是《道德经》所说的“前识”，但会从树见到林，而不会“只见树，不见林”，会由“前识”认识到“道”的本体。

●盛柳刚：林老师，您在《经济研究》上提出“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下面您能否就把握现象这个方面，给我们举个例子？

■林老师：这个我以前谈过很多。“一分析”指的是要了解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是什么，选择范围里面每个可选方案的特性是什么，它的相对机会成本是多少。一般经济学教科书里的限制条件，简单地讲，是收入约束。但是除了收入之外，还可能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例如，和发展阶段有关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可动用的资源总量和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鼓励轻工业发展，也可以选择支持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特性是什么？重工业的特性是什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发展战略的最优选择，跟它在每一个决策点上可动用的资源总量有关，也跟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及轻、重工业技术的本质特性有关。

在找到谁是决策者以后，怎样来理解一个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各种选择的本质特性呢？根据我自己的心得体会，主要依赖的是归纳方法。也就是说，你看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就同一问题的不同决策者作选择，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比如说，对于计划体制的产生，大部分人是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的。当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计划体制，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确实也可以推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计划，但是很多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采用这种体制。比如说印度，它们也有国家计委，它的功能跟我们的国家计委差不多，再如拉丁美洲国家，它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甚至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它们对银行贷款、对外汇的使用也有很多计划和行政干预。所以，计划经济的产生应该有比意识形态更基本的东西。这就是我提出的当代横向归纳法，以探讨不同国家、地区的相同现象背后的共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