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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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论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及分配劳动(11)

这么一来,劳动者可能就会供不应求,于是,雇主们只好靠相互竞争来雇用更多的劳动者,从而抬高了一部分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

在突然的大荒年里,情形则刚好相反。这时,雇主用来雇用劳动者的资金会比前一年还少,从而使得许多人都失业了。失业者为了获得职业,只好相互竞争。这样,有时难免会压低劳动的货币价格与真实价格。譬如在大饥荒的1740年,许多人都愿意做仅能糊口的工作;而在此后的几个丰年里,雇主要想雇用劳动者和雇工,就比较困难了。

当食品涨价时,劳动价格会随之提高,劳动需求也会因为物价昂贵而减少,从而使得劳动价格重新降低。相反的,当食品跌价时,劳动价格则会减小,劳动需求也会因为物价低廉而增加,于是劳动价格又会重新升高。而当食品价格的变动幅度不大时,这两种对立因素的作用似乎会相互抵消。所以,劳动工资一般都比食物价格要稳定、持久得多。

一旦劳动工资增加了,许多商品的价格必然也会按照工资中增加部分的比例而抬高,国内外这些商品的消费也会随之减少。但是,当资本增加时,劳动生产力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即使劳动量减少了,也可能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如果一个资本家雇用了很多劳动者,那么他就会出于自身利益而妥当地给他们分配业务,并力图把他和工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供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生产出更多产品。

发生于劳动者之间的事情,既可能发生在某一特殊工厂内,也会因为同一理由而发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之间。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也会更加精密。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去从事最适用机械的发明时,这种机械就容易被发明出来。这些改良机械出现之后,只需要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物品。这么一来,减少的劳动量除了能抵偿劳动价格的增长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剩余。

资本与利润

社会财富的增减不仅决定了劳动工资的增减,也决定了资本利润的增减。

但是,财富状态对二者产生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资本增加提高了劳动工资,同时也降低了雇主的利润。如果许多富商都在同一行业投入了资本,那么这一行业的利润势必会因为激烈的竞争而降低;这种资本增加如果扩大到社会各行业,那么所有行业的利润也都会因为竞争而降低。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容易确定某一特定地方在某一时间里的平均劳动工资,只能确定普通劳动工资。可现在,我们甚至连普通资本利润都很难确定。

因为,资本利润的变动非常大,即使是让某一特定行业的一个经营者说出他每年的平均利润有多少,他也未必能够说得出来。影响利润的因素,不仅有商品价格的变动,还有竞争者的多寡、顾客的购买欲望、商品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遭遇意外事故的多少。所以,利润率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大国各行各业的平均利润,更不可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资本平均利润。

我们虽然不可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利润,却可以由货币利息而略知其梗概。当使用货币能够获得较多利润时,通常可以提高货币的利息率;当使用货币所获得的利润较少时,则可以降低货币的利息率。由此,我们可以确信一点:一国市场一般利息率的变动,必然会影响该国资本的一般利润,使得利润随着利息率的升降而同步地升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利息的变动情况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

亨利八世在他在位的第三十七年,用法令将一切利息都规定在了百分之十以内。由此可见,以前的利息曾经达到过百分之十以上。其后的爱德华六世,由于热心宗教,所以禁止了一切利息。不过,据说这种禁令就像其他各种相同性质的禁令一样,不但没有减少高利贷的弊害,反而增加了高利贷的弊害。于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第八条法令中,又重新恢复了亨利八世的法令。

此后,法定利息率一般都是百分之十,直到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才降到了百分之八,复辟后不久又减成了百分之六,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甚至减为百分之五。这些法律规定的市场利息率,都是在信用良好者借款之后而不是之前规定的,因而看来极其适当。自安妮女王时代以来,法定利息率是百分之五,似乎要高于市场利息率。在最近的战争发生之前,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百分之三,而首都及其他许多地方一些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则达到了百分之三点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点五。

自亨利八世以来,我国的财富与收入似乎在一天天地逐渐增加,而且增加得越来越快。在这期间,不断增加的还有劳动工资。不过,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逐渐减少了。

在大都市经营一种行业所需要的资本,往往比乡村更多。这么一来,投入大都市各行业中的资本就会比较庞大,于是都市资本利润率就会在众多富裕竞争者的相互竞争中,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但在劳动工资方面,都市却高于农村。

因为,在繁荣的大都市,劳动者往往供不应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为了雇到他们所需要的劳动者人数,只好抬高劳动工资来相互竞争,于是资本利润就降低了。而在那些偏僻的地方,由于雇主没有充足的资本来雇用全体劳动者,所以一般人民宁愿压低劳动工资也要获得职业,这样就增加了资本利润。

在苏格兰,法定利息率和英格兰一样高,而市场利息率却比英格兰高一些。在苏格兰,即使是良好信用者借款,其利息率也不能少于百分之五。比如,在爱丁堡,随时去私立银行兑现全部或部分期票,都可以享受百分之四的利息。而在伦敦,存入私立银行的资金则没有利息。在苏格兰,几乎所有行业的经营资本都比英格兰少。因此,苏格兰的普通利润率要高于英格兰。我们知道,苏格兰的劳动工资是低于英格兰的。不仅如此,苏格兰还比英格兰穷得多;尽管它也在明显地前进,但它前进的速度却比英格兰要慢很多。

本世纪的法国,其法定利息率一般是不受市场利息率支配的。法国的法定利息率,在1720年从二十分之一落到了五十分之一(也就是从百分之五落到了百分之二),而1724年则提高到了三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三点三),1725年又恢复到了二十分之一。在拉弗笛执政的1766年,这一法定利息率又减到了二十五分之一(即百分之四)。再后来,掌握政权的神父特雷,又把这一法定利息率恢复到了原来的百分之五。

政府这么强行抑制法定利息率,一般目的在于减低公债利息率,而且有时也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国或许不像英国那么富裕。一般情况下,法国的法定利息率低于英国,市场利息率却高于英国。究其原因,是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有办法安全而又容易地回避法律。就像在英、法两国做买卖的英国商人说的那样,法国的商业利润要高于英国。正因为如此,许多英国人都不想在本国投资,而甘愿去轻商的法国投资。

同时,法国的劳动工资却低于英国。你如果到过苏格兰和英格兰,就可以从这两地普通人民的服装和面色的差异中,充分了解到这两地社会状况的差异;而假如你是从法国回到英国的,则会觉得这种对比更鲜明。明显地,法国的富裕是苏格兰所不及的,但法国进步的速度也似乎没有苏格兰快。跟苏格兰相比,法国一般甚或普遍被认为正在退步。但是,这种见解明显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一个人在时隔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又到苏格兰视察,那他绝对不会抱有这种见解。

反之,从领土面积及人口比例方面比较,荷兰的富裕程度要高于英格兰。

在荷兰,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百分之二,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则是百分之三。据说,荷兰的劳动工资也高于英格兰。我们知道,荷兰人的商业利润在欧洲国家中是最低的。现在的荷兰商业,在有些人眼中是正在衰退的。这种情况,也许确实在某些商业部门中出现过。

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征候中,我们能看出该国的所谓“商业衰退”似乎又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衰退。商人们之所以会埋怨商业衰退,是因为利润减少了。可是,利润减少恰恰是商业繁盛,也就是所投资本比以前更多的自然结果。荷兰人趁着近期的英法战争,获得了法国全部的运输业务,直到今日也没有完全退出。此外,荷兰人还拥有英法国债这一大宗财产。据说,单是英国的国债,就大约有四千万镑。不过,我认为这一数额可能没有这么大。而且,荷兰人还以高于本国的利息率,把巨额资金贷给外国的私人。

从这些事实来看,荷兰无疑是资本过剩。换言之,他们投在本国适当生产上的资本,已经超过了这些资本能够得到相当利润的限度。这种衰退,并不是商业衰退。当经营特定行业所能获得的私人资本,增加到再投入到这一行业也不会获得更多利润时,也仍然可能有更多资本继续投入。这种情况,在大国比较常见。

跟英格兰相比,我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的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及资本利润都更高。在各个殖民地,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大致都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在新殖民地,还同时存在着高劳动工资和高资本利润。不过,这种现象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其他地方很少见。

在一定期间内,新殖民地资本对领土面积的比例、人口对资本的比例,必定会低于大多数国家。农业家所拥有的资本,必然不够用来耕作所有的土地。

所以,他们只好把资本投在土壤肥沃、位置适宜的海滨,以及可航行河流的沿岸各地上。此外,这类土地,往往能够用低于其自然生产物价值的价格购买得到。所以,如果购买并改良这类土地,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利润。这时,即使利息非常高,农业家们也能够支付得起。于是,农业家们就能靠投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资本,迅速地积累起更多的资本,并使新殖民地的雇工供不应求。这样,农业家们付给新殖民地劳动者的工资也就会很高。同时,资本利润则会随着殖民地的扩展而逐渐减少。

由于土壤肥沃、位置适宜的土地被全部占用,一部分农业家只好耕作较差的土地,所以其所能获得的利润也就少了。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利息,也自然较低。正因为如此,本世纪我国大部分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大大降低了。利息率在财富增加、工作改良及人口增长等的影响下,明显降低了。

与此同时,劳动工资却没有跌落。劳动需求是随着资本增加而增加的,它丝毫不受资本利润的影响。尽管利润降低了,可是资本却比以前增加了,而且增加得更快。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勤劳的国家还是勤劳的个人,都是一样的。跟高利润的小资本相比,大资本的利润虽然更低,但利润的增加速度也更快。

俗话说,钱生钱。哪怕是用极少的钱,也能赚得更多的钱。最困难的是如何得到最初那点儿极少的钱。资本增加和业务增加(即对有效劳动需求的增加)的关系,我在前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说明,后面我还将在论述资本积累时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哪怕是财富正迅速增加的国家,也会因为获得新领土或开发新的经营行业而提高资本利润、增加货币利息。由于该国的国家资本满足不了这些新领域的需要,所以它就只能选择那些利润最大的行业去投资。而能够满足这些新行业的资本,必须是以前投在其他行业、现在又被撤回来的一部分资本。这么一来,旧行业的竞争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激烈,各种货物的市场供应量也会跟着减少。

货物的供应量减少,势必会或多或少地抬升货物的价格。于是,经营者的利润就会更大,其借入资金的利息率也会比以前更高。在战后不久的近期,良好信用者,甚至是伦敦一些大商号,借款的利息率一般都是百分之五。而他们在战前所付的利息,一般都没有超过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这种现象,并不是我们英国资财减少的结果,而是因为我国在占领北美和西印度之后,我国的领土与商业都增加了。由于增加了很多新业务,而资本还是原来的那些旧资本,所以很多行业的资本量必然会因为增加的新业务而减少。结果,那些旧行业的竞争就会趋于缓和,所以其利润也必然会增加。所以,我相信大不列颠的资财并没有因为近期战争的巨大费用而减少。我为什么会这么确信的原因,我以后再说明。

用来维护产业的社会资财的减少,会降低劳动工资,增加资本利润以及货币利息。由于劳动工资降低了,剩余的资本所有者以货品形式向市场提供的资金就比以前少了,而且他们出售货物的价格也更高了。花费的工资较少,货物的售价反而更高,这两个方面就使得农业家的利润大幅增加了。于是,利息也就跟着升高了。

在孟加拉以及东印度的其他英属殖民地,就可以非常容易而快速地获得巨大资产。这一事实证明,贫苦地方有非常高的劳动工资、非常大的资本利润、非常高的货币利息。在孟加拉,农民借入资金的利息率往往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六十,此外,还要用下一期的收获物当抵押品。地主要想获得这种高利息的利润,必然要预先垫付几乎全部地租和大部分的利润。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的各地方,由于总督竭泽而渔的暴政,利息似乎都一样高。

我们从西塞罗的书简得知,即使是有道德的布鲁塔斯,也曾经在塞浦路斯岛借过款,而且利息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