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正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虽然俄罗斯人经历漫漫迁徙路，早在13世纪就来到了中华大地，但他们并非一开始便入籍中国，俄罗斯人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而且当我们希望再现这段尘封往事时，我们的目光自然会聚焦在新疆，因为民国时期的新疆见证了俄罗斯人以“归化”之名加入中国国籍的历史，因为解放后的新疆见证了恢复族称的俄罗斯人与其他55个兄弟民族一起当家作主、一起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一、俄罗斯移民的入籍经过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由于俄罗斯与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新疆享有免税贸易权、领事裁判权、建立贸易圈等特权。许多俄罗斯商人携带家眷长期居住在新疆，他们处于领事馆的统一管理之下，由于能享受一系列特权，大多数人都保留其俄国国籍。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在华旧俄侨民“未经苏联政府授予公民职权，不准滥称俄民”。因此，当时新疆省主席杨增新下令各地对俄罗斯人按照无约国人民对待，这些侨民就成了无国籍侨民。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并没有召回这些侨居新疆的俄罗斯人的意图，而杨增新对于这些俄罗斯人也无收归之意。当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居住在沿边一带的旧俄侨民失去了国籍，也没有了昔日的特权，于是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1926年，新疆省政府已开始给俄罗斯侨民颁发归化证照。当时1户人家共同持有1张归化证，而且每户少则3人，多则七八人不等，估计当时在1年内少则有1500户，多则有4000户领取了归化证。而除了省政府外，外交部也发放归化证。可见，当时俄罗斯人加入中国籍的人数还是很多的。

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的俄罗斯人国籍大体处于三种状态：第一种是归化中国籍的俄罗斯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为旧俄时期的军官、士兵或是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视态度之人。虽然苏联已经允许他们可获得苏联国籍，但他们因惧怕回国后遭到迫害或根本对这个新生的政权无好感，更愿意生活在中国。他们通常被称为“归化人”。第二种是响应苏联政策加入苏联国籍的俄罗斯人，中国政府以“苏联侨民”对待。第三种则是既不愿意加入中国国籍，也不愿意加入苏联国籍的人，他们被称为“无国籍人”。但这三种状态是暂时的，后来随着苏联及中国新疆政府政策的改变，一些归入中国籍的俄罗斯人又转入苏联籍，无国籍人一些选择加入中国籍，一些选择加入苏联籍，还有一些人先后加入中苏两国国籍，形成了一大批“双重国籍人”。当然也不乏不加入任何国籍的俄罗斯人。如此一来，在中国的俄罗斯人的国籍问题就相当的混乱。

1924年，中国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1926年，苏联开始改变政策，同意接受在华旧俄侨民为苏联籍侨民。苏联驻各地的领事馆都张贴了告示，开始在领事馆注册苏联国籍。虽然此时苏联改变了其对侨民的政策，但从档案史料中发现，一些苏联侨民更愿意加入中国籍。苏联侨民的这种做法，一方面与惧怕成为苏联籍后会受到迫害有关，另一方面应该说与杨增新当时对侨民实行的政策也不无关系。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于新疆的民族政策最得意之处不外乎羁縻与牵制，特别是清代更是将羁縻政策发挥到了极致。清朝旧官僚出身的杨增新对羁縻与牵制更是有着切身的感受。杨增新统治新疆17年，一直把羁縻和牵制作为他的政策的核心。杨增新不仅将这个政策运用到处理新疆各民族的关系之中，而且也将它运用到处理入境的移民之中。当时与俄罗斯人共同入境的还有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鉴于中苏关系对于新疆的稳定关系重大，杨增新对于俄罗斯人实行所谓的“无为而治”。这样做，不仅不会引起苏联的不满，也保持了在新疆的俄罗斯人的稳定。

杨增新死后，金树仁继之主政新疆，金树仁基本继承了杨的方法对新疆进行管理。但为了显示其与前任的不同，在外事政策等方面作了一些调整。在外国侨民管理方面便是如此。金树仁主政时要求留在新疆的俄罗斯人若不愿归化中国，需向政府申请居留证。同时，在办理归化手续方面制定了较以前更为严格的规定。归化手续是按照《中华民国国籍法》，由申请人出具自愿证书及申请书4份，上报到当地县政府，再由县政府派人对申请归化的人进行调查，证明其品行端正，职业、资质及家眷情况及与其原国已脱离关系，各项条件符合国籍法的要求再上报省政府。申请归化的需出具自愿证书及申请书，交照片两张，同时缴纳办理证照的手续费及往来邮资。据1930年《新疆省政府公报》载：在塔城一次办理“归化”手续者90户，288人；在迪化办理“归化”者50户，207人；在伊犁办理“归化”者130户，500人。当然，在此时，办理“归化中籍”的人不仅仅是俄罗斯人，其中混杂有一些操俄语的中亚各族人、波兰人、德国人、匈牙利人等。在各地，人们逐渐开始称他们为“归化人”或“归化族”。总的来说，在金树仁任期内，更多的俄罗斯人申请加入中国籍，这为后来盛世才时期将其列为新疆少数民族之一创造了条件。与杨增新时期相比，俄罗斯人更多地参与到新疆的政治、经济等生活中，加快了其成为新疆少数民族之一的步伐。

盛世才自1933年“四一二”政变起，统治新疆长达11年之久。在其统治期间，新疆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盛世才根据其统治的需要，政治取向不断改变。由最初的“亲苏”到之后的“反苏反共”，投靠国民党，后来又欲弃国民党于不顾。因此，对当时生活在新疆的俄罗斯人的管理政策也不断变化。盛世才主政新疆之初，为了巩固其统治的根基，提出以“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六大政策”。在1934年4月18日至25日召开的第一次新疆民众代表大会中就宣称召开大会的目的是“实施民族平等政策……”。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中，俄罗斯族的代表第一次以“归化族”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到了1935年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上，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划分和称谓作了具体规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这样，俄罗斯人就以“归化族”的名义被列入新疆13个民族之中。这次会议对于中国的俄罗斯族意义重大。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正式被政府承认为少数民族的一支，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个政策促使更多留在新疆的俄罗斯人加入中国国籍，成为“归化族”。

盛世才政府所实施的归化入籍手续与金树仁时期的并无大的差别。想申请入籍的俄罗斯人仍需填写自愿证、申请书，并与照片、手续费及邮寄费一起由所在地县政府呈交省政府。地方政府也需要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调查，一同上报，再由省政府审查其各项表格等后予以批复。随着办理证照人数的增多，各种问题也日益呈现出来。起初，一家人一起申请归化中国，省政府便发给其同持一张国籍证明书。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婚姻、成年后相貌改变或一家人需分开时，一张证明书便不够用了。于是省政府又要求归化人及一些恢复国籍人之妻、子女及因婚姻、收养等关系取得国籍者，在中国领取国籍证明书时，由其本人（未成年者可由其父母代理申请）备具手续费、照片等，并填写相关表格后，由所在地政府呈转省府审批颁发。对于外侨之女嫁于中国人的，若外侨子女愿随其夫转移国籍的，则不发给居留执照；若不愿转移其国籍的，则发给居留执照。当时省政府对于愿入中国籍的俄罗斯人发给国籍证明书；不愿入中国籍但仍居住在新疆的，发给居留执照。而愿入苏联籍的，则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对于加入苏联籍的，省政府则派人予以监视。新疆警务处就曾在1943年密令注意侦查加入苏联籍的伊犁归化族及塔塔尔人。

盛世才统治前期对于加入中国籍的申请审查得较为严格。1936年，伊犁归化总乡约呈请由苏联逃来的居民欲申请归化中国国籍一案被省政府拒绝。原因是盛世才政府认为其系逃民，且未参加“四一二”政变，政治取向不明确，同时，也害怕其入籍后凭借其身份做有损于其统治的事。但盛世才后来逐渐放宽了入籍政策，到了1939年，只要是愿意加入中国籍的，大都批准发给归化证照。虽然入籍政策放宽了，但若加入了中国籍又要退出的，会受到惩罚。一批又一批的俄罗斯人陆续进入新疆，国籍情况很混乱。盛世才政府及后来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多次训令各区县对归化人、外侨、无国籍人、双重国籍等情况进行统计，省政府也多次发文要求进行统计，但各县迟迟没有将统计数据上报。省政府就此事多次催促各区县上报统计数据，结果只有少数的几个县呈报来统计数据。而保留到现在的为数不多的数据也因地区、年代各异，不能从横向和纵向全面反映当时全新疆的俄罗斯人国籍及人口情况。

二、俄罗斯人的早期参政与“自管”

当时，俄罗斯人还以民族代表的方式参与了新疆其他的一些政治活动。盛世才统治时期召开的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中，就已有俄罗斯人以“归化人”代表的身份列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俄罗斯人的管理没有太大的改变，国籍问题仍然遵照《中华民国国籍法》办理。新疆的多次政府参议会中，俄罗斯族人以“归化族”的名义参加会议，提出议案参加讨论。在省参议员的名额分配中归化族有1个名额，占省议员总数的0.76%；县议员的名额有5名，占县议员总数的0.49%。迪化市参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大会中，归化族参议员基米特热夫等代表俄罗斯族民众提出了“请收复兴合作社仍改称‘归化族文化促进会’”“收归化族人民户籍划归警察局户政科办理”“发还归化族文化会会产并清算缴原会址租金”“发还第二中学校产”等议案。

但作为外来民族，由于俄罗斯人在民国时期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特殊，新疆省政府没有对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横加干涉，严密控制。日常事务由其自行推选的乡约、商总，组建的乡约办事处负责处理。归化族合作社负责经济事务。盛世才上台后，大力推行“六大政策”，在“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文化方针指导下，自1935年6月起，全疆各地开始建立各个民族的文化促进会。俄罗斯人也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了“归化族文化促进会”，开展各种活动促进了本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自1935年6月起，全疆各地开始建立各个民族的文化促进会。俄罗斯人也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了“归化族文化促进会”，简称“归文会”，开展各种活动促进了本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各文化促进总会都设立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归文会建立后，俄罗斯经济协会将财产移交给其接管。在迪化的归文总会会址设在南梁的俄罗斯人聚居区。总会职员构成包括会长（又称委员）、副会长（又称副委员长）、文牍、俱乐部管理员、技术员、会计、出纳员、图书管理员和营业部经理等。在机构设置上，归文会无论是总会还是分会大都设有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及财政部。各部部长由会长，副会长指派。各区县则根据当地居住人口的民族成分逐步建立相应的民族文化促进分会。分会分布在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这些地区管辖下的县设有县归文会，一些乡村还设有乡分会。总会与分会之间只存在业务指导关系，不存在隶属关系。各区、县、乡文化会成立时必须呈报总会，并由总会呈转其领导机构最终转呈省政府核准备案。同时，分会成立之时还需向所在地行政长公署及教育局呈报备案。各级分会需将工作计划、工作报告及经费收支定期分别上报上级组织，同样再由上级组织最终汇总呈报文化会主管机关备案。到1940年，新疆设立的各族文化促进会已达到295个。

1935年召开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后，新疆各地开始召开“归化族代表大会”。大会的召开时间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异，但大都集中在年初或年末，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召集若干所属辖区内各县、村的代表参加。会议的整个过程十分规范。以塔城为例：塔城第六次民族代表大会于1940年12月16日召开。会议规定每日会议时间自上午8时至中午12时止，下午自2时起至7时结束。整个会议为期4天。会议议程安排得很紧凑。会议的议程各地虽不尽相同，但大致包括：商总或总乡约作上年工作报告，商总或乡约办事处会计、秘书、书记员等作工作报告，检察委员会作报告，文化会作工作报告，归化合作社经理作报告，规定各组织职员名额，规定下一年经费预算，确定下一年全区自由捐助比例分配，推选下一届各组织首领人选，报告商议一些当时的重要事宜及其他事宜。可以说各地区关于归化族的一切事宜都在会议上进行商讨并作出决策。来自各个县乡村的代表带来了各种议案，最终与会代表会达成若干个决议案。但并不是会议中做出的决议就一定能得以实施。每次会议都配备有书记员，他们将整个会议记录下来。商总或乡约通过当地行政长官将会议记录转呈省政府备案并审核批准。只有省政府批准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才能付诸实施。

大大小小的归文会最初都受反帝会领导。1938年5月改由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领导。1939年4月以矛盾为首的新疆省文化协会成立。5月，督署76号通令将各族文化会改由省文化协会管理。省文化协会仅存在一年就被撤销。撤销后，各文化会又归于反帝会领导之下。随着归文会各项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其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影响及作用渐渐超过乡约办事处。到了1940年，归文会呈请将归化乡约办事处及归化合作社归并于其领导。归文会认为若将三者由归文会统一管理，“归化社会所有团体比照其他民族社会，所有组织成为一致，此其一；使其更完善更顺利的进行工作，此其二……”。省政府照准归化合作社附设于文化会。乡约办事处则因其性质与归文会系统不同而未照准。

归文会成立之初与其他文化会一样，主要致力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事业。具体表现在为各地建立俄罗斯族中小学校。在解放以前，新疆的教育非常落后。各地仅建有为数不多的汉语学校和经文学校。一些公立的学校招收少量的俄罗斯族学生，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俄罗斯人一向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各地归文会建立后，就着手建立俄罗斯学校，当时称为归化族学校。学校的办学资金起初都由归文会负责筹措，后来盛世才政府将大部分会立学校转为公立。归化族文化促进会还创办了自己的会刊——《人民之声报》。除了兴办学校外，归文会还设有电影院、图书馆、阅览室、小卖部和冷饮部等，开展多种活动以推进本民族文化进步。归文会拨款购买放映机和胶片，建立电影院放映各种电影。电影多为苏联故事片，如《列宁在1918》等。在后期为配合宣传抗日，放映过诸如《壮志凌云》《孤城烈士》等影片。电影院为营利性组织，看电影需购票。但票价的制定及涨幅要由省政府核准后方能执行。归文会还拥有自己的演出队及剧场。剧场内经常举办话剧、文艺演出和舞会，丰富了俄罗斯人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生活，在当时的新疆社会很有影响。剧团、演出队由文化会拨款购置音乐器材、演出道具及服装。他们还时常深入到各乡村公演、巡演，为民众们带去了传统的俄罗斯话剧、舞剧、舞蹈及他们自编的各种文艺节目，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

归文会的经费政府不予拨发，全部自己筹措。归文会所在地民众的自由捐助是经费的来源之一。但这种自由捐助也同乡约办事处的募捐一样，因政府以“减轻人民负担”为由而一度禁止收取。申请加入归文会并被批准成为会员的，要交一定的会员费，这些会员费也被用做归文会的经费。收取会员费并非归文会成立之初就施行了。1940年9月，归文总会由省文化协会呈转省政府“请征收会员费以资维持。……”除此之外，电影院、剧院及演出队的门票收入也成为其经费的重要来源。因俄罗斯舞蹈、戏剧等在新疆很受群众欢迎，门票收入也很可观。后来，归文会申请归并归化合作社及归化乡约办事处时就以政府禁止收捐使得乡约办事处无法维持，而归文会还能依靠门票费等收入维持。归文会经费的支出涉及的门类也较多，包括：职员薪金；各办公室的办公杂费；电影院购买放映机、电影胶片费用；演出队采购乐器、演出道具、演出服装，巡回演出膳食住宿费；剧场的硬件设施、装修费等；图书馆购买书籍，订阅报纸的书报费；递送公文者的膳食费；到各地做宣传工作的宣传队费用；救济孤贫；等等。这些支出基本上都按照经费预算执行。由于经费收入来源较广，因而除去以上各项开支，往往还有盈余，能维持归文会的运转。

归化族文化促进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新疆归化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新疆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归文会’是归化族文化促进会的简称。……苏联方面对这个命名和‘归文会’的存在感到非常不满，我也认为不好。所以他们一提出撤销这个组织的要求，我就同意了。”1945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先后两次发布命令，授权苏联驻华使领馆恢复中国境内的俄罗斯人的苏联国籍。自布告发布后，原被称为“归化族”的俄罗斯人拥有了苏联国籍，新疆出现了大量的苏联侨民，“归文会”的存在显得不合适。1946年，新疆省政府同意撤销“归文会”。“归文会”撤销后，次年5月建立了苏联侨民协会，简称“苏侨会”。苏侨会吸收各族人民为会员，旨在加强中苏两国文化交流。

俄罗斯人陆续迁居到新疆以后，大部分人都以一定数量聚居在一起。由于俄罗斯人操俄语，其与政府等一些机构交涉时常因语言隔阂，多有不便，于是推选有一定地位及威望的人来代表他们与领事馆及居住地政府打交道，称其为阿克萨卡尔，在汉语中多译作“商头”“商总”或“商约”“乡约”。随着迁入人数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他们的管理也显得越来越有必要。商约、乡总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工作量也日益增多，涉及到俄罗斯人的事务多由其全权负责办理。商约、乡总也由最初的兼职变为全职，并开始设立办事处进行办公。他们成了连接俄罗斯人与政府间的桥梁。

俄罗斯族的商总、乡约是随着其迁居新疆而产生的机构。在早期，这些商总、乡约多由各地区的俄罗斯民众选举一些在本地有较高社会地位及威望的人担任。这些所谓的“有较高社会地位及威望”的人多为拥有少将、中将等军衔的旧俄军官，或较富有、较有影响的商人或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整个民国期间，担任大小商总、乡约的人社会背景大都如此。迪化区1937年10月11日电呈的该区“各归化族组织首领姓名表”中，总乡约为中将军衔，代理总乡约也为中将军衔，归化族文化会俱乐部部长系博士。商总、乡约的日常工作主要起上通政府，下达民意的作用。归化族的人口统计，招募新兵，发放归化军眷属给养，解决本民族间口角纷争，取缔及制止酗酒闹事等违法行为，登记婚姻，调停家庭纠纷，证明各种合同文件，发给身份证明书，出行证明书，为公安部门填发通行证之依据及外区俄罗斯人来之登记等等事项都由他们处理。从他们的日常工作性质来看，是相当于行使政府管理权力的行政机关，但实际上政府却从来未承认其为行政机关。对于他们，1942年新疆省政府为其定性为“社会法团”。“社会”表明其为自发组织机构的性质，“法团”则说明其拥有一定权力。

最初推举的这些商总、乡约多系兼职人员。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当需要时，他们负责商总、乡约的工作。随着迁移人数越来越多，商总、乡约每天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处理工作，其原有工作逐渐无暇兼顾，商总、乡约的工作性质由兼职向全职转变。并开始选择固定地点，成立商总、乡约办事处办公。在迪化设有归化族总商约或总乡约。1937年迪化归化族总乡约由中校索洛肯担任，1942年由雷查诺夫担任。在各区县设有乡约。主要的区县乡约有伊犁区归化族乡约、塔城区归化族商总、阿山归化族商约等。各县又下设村乡约。各商总、乡约办事处受当地县府之监督，归所属地方政府管辖。下级商总、乡约对上级商总、乡约负责。县区商总、乡约由各区行政长代为向省政府传达民意，省政府同样将政令通过各区行政长转达商总、乡约，起到对上传递信息，对下宣传政策的作用。

三、归化军的历史

20世纪30至40年代，新疆社会陷入了诡谲变幻的政治风暴和腥风血雨的战乱危机。迁居新疆的俄罗斯人在这种情况下，以被征召组成归化军的形式卷入了战乱，在新疆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加入甚至影响了后来新疆民国史的发展走向。

20世纪30年代，新疆各族人民笼罩在金树仁腐败统治及残酷剥削的阴云之下。1931年，金树仁政权开始在哈密“改土归流”，由于实施过程中的政策不得当，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暴动。不想此次暴动居然引来了甘肃地方军阀马仲英的第一次进疆。金树仁的省军在与马仲英军队的交战中节节溃败，将士离心，战斗力越发低下。为了应付这一棘手局面，金树仁采纳了一些官员的建议，征召归化族组成军队平息暴乱。金树仁遂下令先在伊犁、塔城招收居住在那里的旧俄军人组成“归化军”。从此“归化军”开始书写其在民国的新疆历史。

归化军实行义务应征制，由白俄商总负责，凡年龄30岁以下者，皆有应征义务。这期间有些原俄罗斯军官也应募参军。省政府原本要求招募军以中国籍者为妥，但金树仁此时急于求兵已不顾有无国籍，未入籍者可发给临时护照。按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金树仁给归化军薪饷较省军高一二倍。精于枪炮射击技术的任总教练，月薪省票300两，教练120两，技师100两。当时，伊犁招募了“归化军第一团”，下设三个骑兵连，另有炮兵、机枪各一连，下级军官都是白俄军官出身，全团共有官兵500余人，无论是装备，还是军事素质，都堪称一支劲旅。后扩编为两个团。

1931年夏，新疆战事吃紧，省军一部分被困在哈密，一部分被马仲英击溃，残军退守奇台，难以自保。金树仁急调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为东路军前敌总司令率新建的归化军骑兵和部分省军东进救援，双方先是对峙于奇台前沿，经过激战，归化军骑兵最终击退马仲英劲旅，遂又收复巴里坤，解了哈密之围。归化军名声因此大振。

不久，吐鲁番、鄯善两县又相继陷落，省军再次被歼。金树仁又急令省军和归化军征剿。双方在鲁克沁镇激战一日，归化军骑兵再克对手，使之损失惨重。归化军取此胜利后又被金树仁急调守卫省城。此后，马仲英留在哈密的部将马世明率部西行连克鄯善、吐鲁番、焉耆。金树仁遂以盛世才为前敌总指挥，率领归化军骑兵和东北义勇军进击马世明。经激战，马世明部节节败退。春节前夕，马世明部又乘机奇袭达坂城，围攻乌鲁木齐。当时省城兵力空虚，无以应战。金树仁急忙招募组建“归化军骑兵第二团”，下设三个骑兵连，又有炮兵和机枪各一连，共有官兵600余人。归化军骑兵很快击败马世明的偏师，解了乌鲁木齐之围，后归化军组建旅的建制。

乌鲁木齐局势暂时转危为安，金树仁并未提拔奖励城防有功将士，反而对其排斥疑忌，对拼死奋战的归化军不仅歧视和侮辱，甚至连之前约定应付的军饷也都扣留不发，这引起归化军将士极大不满。归化军对金树仁的不满不断加深。

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当时正在新疆考察，根据亲身见闻记述：

归化军由于组织良好、士气高昂、英勇善战而赢得胜利，固然使金树仁感到惊讶，但却没有唤起他的感谢的心意，猜疑和妒忌使金树仁丧失了辨明是非的能力。俄罗斯人的首领要求发起一次导致快速决战并且可能进行有效反击的猛攻，这位省长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他有意不给俄罗斯人配备马匹，而俄罗斯人拒绝徒步作战后，只给他们一些瘦弱的马匹，那些最好的马匹都配备给留在后方的中国士兵。当他们终于得到像样的马匹后，却又得不到马鞍子……金树仁就是这样对待一支如果装备得好就能够在他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刻挽救他的力量的。他似乎不愿让那些可怜的来自沙俄的侨民获得可能使他们过分强大的力量，然而俄罗斯人却被派到最危险的岗位，他们的不满情绪在增长。

绝望愤懑最终酿成兵变。

1933年，马世明部经南山卷土重来，再次严重威胁乌鲁木齐的安全，省城危机四伏，民众怨声载道。金树仁只得起用盛世才率归化军、东北义勇军和省军出城清剿。这时归化军已欠饷两月，团长巴品古特向主管后勤军饷的金树信索饷，遭金树信无礼拒绝。此时迪化县长陶明樾、督署参谋厅长陈中、航空队长李笑天等正筹划反金政变，见状立即派自幼在苏联读书精通俄语又善于辞令，早年在伊犁时就已结识巴品古特的李凤翔利用归化军的不满和厌战心理，煽动其发动政变。李凤翔代表政变集团承诺：一旦政变成功，归化军愿解甲归田者可复员，政治上与汉族享受同等待遇；在城市居住的不但可以自由谋生，还可以在政府机关任职；归化军军官则在新政权中授予重职。同时，赵德寿也说服了归化军另一团长安东诺夫。

1933年4月12日下午，按照陈中的部署，巴品古特和安东诺夫带领归化军400人，以军事演习为名，进入东门，强占城防司令部，活捉司令白绥之。继之分兵两路，安东诺夫率部控制各城门；巴品古特率部直奔督署，归化军80多人强行攻入并收缴了印信关防。金树仁惊恐潜逃。归化军召集各厅道官员和社会团体代表开会。

会上巴品古特解释政变的原因和目的：

归化军举事是为了挽救新疆各族人民。新疆发生变乱已经两年多了，农村破产，今年的春耕也已经没有希望，这样下去，新疆人民将全部饿死。金树仁没有什么能力，把新疆弄成这个样子，我们叫他让任给众望所归的人，借以扭转新疆的局面。归化军进行武装政变目的就在于此，丝毫没有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打算。至于对金主席本人，只要他交出政权，一定保护他身家的安全。

会上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和东北义勇军旅长郑润成分任两委员会主席。陈中、陶明樾、李笑天、格米林肯、巴品古特等22人为委员，并派人联络盛世才。当晚金树仁调兵反扑，归化军和东北义勇军全力奋战，金树仁兵败逃亡塔城，经苏联返回中国内地。至此由归化军参与的政变推翻了金树仁腐败无能的专制统治，在反击金树仁军队疯狂反扑的激战中有归化军70余名官兵牺牲。

盛世才曾多次指挥归化军，与归化军关系甚深。4月12日政变时，盛世才虽未亲临现场，但政变却完全符合他的心意。13日，陈中和巴品古特赴盛军驻地与其密谈，双方达成协议。次日临时维持委员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共商建立临时政府事宜，盛世才到会。巴品古特首先提议：“新疆大局未定，盛指挥举兵多年，所向成功，应被选为临时督办，事变当晚组成的临时军事委员会可即撤销。”与会者一致赞成。当天向南京中央政府发电报，说明新疆政变原因和经过，请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刘文龙为省主席，盛世才为督办。盛世才登上统治新疆的宝座，归化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此后，归化军陆续扩充为两个团。随着战火蔓延又升编成两个旅。他们大多有作战经验，是省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

马仲英闻省政府政变，立即挥师西进哈密，企图武力夺取新疆。为配合攻取乌鲁木齐，又派悍将马赫英北上阿尔泰。布尔津的库木、冲呼尔等地的俄罗斯族农民，组成了武装自卫队，同时，省临时政府的阿山宣慰使包尔汗也抵达当地，共同组成俄罗斯族自卫队和哈萨克族武装的联军与马赫英激战，但因寡不敌众而失利。马赫英继之窜扰塔城。塔城告急，盛世才命令归化军、东北义勇军乘卡车赶赴救援。双方鏖战两天，终于击溃马赫英部，马部退逃沙湾。

6月12日，盛世才与马仲英在阜康紫泥泉爆发最激烈的一次决战。归化军骑兵负责掩护正面进攻的东北义勇军冲击敌左翼，双方鏖战至傍晚，马部伤亡惨重。当夜气候突变，雨雪交加，马部被冻僵击毙颇多，马仲英只得夺路越天山逃往吐鲁番，从此马部一蹶不振，步步走向衰亡。紫泥泉战役前后，南京政府代表在省城积极联络拉拢新疆一些实力派官员，分化牵制各派军政势力，从中渔利。盛世才于是先发制人，急返省城，制造“诱乱信件案”，捕杀陈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人，软禁了省主席刘文龙。继之又以“勾结马军、阴谋暴动”的罪名逮捕归化军将领巴品古特、安东诺夫、格米林肯及东北义勇军将领郑润成等，不久将其杀害。被杀的直接原因是盛世才恐其日后拥兵自重，难以驾驭。

包尔汗认为：“盛世才清除白俄实力人物也是向苏联表明他的政治态度的一种手段。”台湾张大军引用大卫·达林著《苏联与远东》一书所述：“苏联方面同意白俄不必解散，仅加以清除，并由苏联代表所同意的军官担任指挥。白俄将领巴本固(指巴品古特)以及所属军官数人被枪决，白俄军等于受苏联指挥。”这表明归化军头目被枪决是苏联与盛世才协议的结果。

1933年12月中旬，张培元策动塔城军政官员姚华亭、陈继善投入反盛联合战线。盛世才派姚雄、包尔汗前往宣慰安抚。他们通过伊凡诺夫募集组建塔城归化军，遂逮捕关押反盛首领。新建的塔城归化军迅速遏制了暴乱企图。之后盛世才在整编新疆军队时，将塔城归化军调到省城，正式组编为“归化军骑兵第三团”，下设三个骑兵营和一个炮兵连，共有官兵400余人，团长伊凡诺夫。此后归化军发展为官兵1800余人，配备有英、俄、苏制的新式枪炮，武器精良，富于实战经验，在历次战斗中屡立战功，深为省府所倚重。为统一指挥调遣，盛世才设立“归化军总指挥部”，任命亲苏拥盛的别克迭耶夫为总指挥。

1934年1月伊犁张培元和哈密马仲英联合东西夹击省城。盛世才为摆脱困境向苏联当局提出紧急救援，苏联决定直接干涉新疆事务。此时，苏联战略家“鉴于新疆局势变化，草拟了一份对新基本政策，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必须以军事干涉来结束新疆的内战，关闭日本渗透的门户；其次，帮助省政府稳定经济，消除不满的直接原因；最后，改善政治以应付各民族间的紧张状态”。这一战略政策的基本方面为以后的历史所证实。按作战计划，苏联红军伪称“阿尔泰归化军”，以赵德寿为名义指挥官，实际上是库米齐将军和沃尔根团长率领越境进入新疆，叶夫西艾夫作幕后军事策划工作。

伪称“阿尔泰归化军”的苏联红军入新疆后发起凌厉攻势，张培元兵败自杀。马仲英难敌两国四方(苏联红军、归化军、东北义勇军、省军)的强大军事压力而节节败退。归化军转战达坂城、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5月上旬在巴楚展开决战，马部又被击溃。马仲英经喀什匆匆逃奔苏联。

此次南征归化军别克迭耶夫为名义总指挥，一举消灭了马仲英部队的有生力量，彻底粉碎了其独占新疆和甘肃，建立回教国的梦想。归化军转战天山南北、塔河两岸，在全新疆产生了重要的军事和社会影响。

1934年夏末，新疆战乱基本结束，盛世才深虑归化军的威名和强劲的战斗力将酿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着手撤销归化军总指挥部，整编三个骑兵团，从1800名官兵中减员缩编，组成“骑兵第六团”，官佐4至5名，士兵502人，步枪512支，留驻乌鲁木齐，其余皆被遣散。总指挥别克迭耶夫调任省公路局总办，一些团长分别担任督办公署参谋处和公路局的官员。连长、排长每人发给遣散费500元，士兵每人发放300元。他们或留在乌鲁木齐等城镇从事工商业，或返回伊塔经营农牧业，当地政府为其提供土地、耕畜和子种，伐木修建居民点，并免田赋三年。大部分归化军复员成为和平居民。

1934年冬，骑兵第六团开赴南疆，驻守在交通要道巴楚，防范马仲英余部。次年又调驻阿克苏，之后改编为骑兵混成团。1936年底至1937年初，南疆发生麻木提和马虎山暴乱，骑兵混成团又改编为保安骑兵大队，下设9个分队，各级官佐25名，士兵206人，军马241匹。由队长莫洛叶尼科夫率领与马虎山暴乱部队展开血战，配合苏联红军彻底消灭了马仲英残余部队。此后，新疆社会进入安宁时期，骑兵大队也终被裁撤，全部官兵被遣散。归化军遂退出历史舞台。

四、民国时期俄罗斯人大量迁至新疆的历史原因

自吉尔加克人迁居阿勒泰的布尔津地方定居后，一批又一批的俄罗斯人陆续迁入新疆。他们大都被安置在边境附近的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方。由于迪化是省城，也居留有不少俄罗斯人。杨增新政府对其进行妥善的安置，发给居留执照，后又允许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俄罗斯人归化中国籍。俄罗斯人自己推举商总、乡约建立管理机构——商总、乡约办事处。办事处负责处理关于俄罗斯人的一切日常事务，代表他们向政府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政府则凡遇与俄罗斯人有关事宜则多委以商总、乡约处理。金树仁统治后期，暴乱四起，政府招募俄罗斯人组成“归化军”，是金树仁政府当时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后来也正是归化军首先发难推翻了金树仁的统治。盛世才上台后，在归化军的协助下，最后打败了马仲英等对手，巩固了其政权。1935年的新疆各民族代表大会上，俄罗斯人以“归化族”的名义被列入新疆的少数民族之一。有了正式身份的俄罗斯人从此在各方面的事务逐渐得到政府的重视，逐渐发展起来。无论是他们创办的工业、手工业，还是俄罗斯族的学校教育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对新疆的影响日益增大。应该说俄罗斯人能从一个外来民族最终发展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是有多种原因的。

首先，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是促成俄罗斯人大量迁移新疆，并最终形成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最基本原因。十月革命是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这种将沙俄专制政权颠覆的革命，无论是俄国的上层阶级人物，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人惧怕新生的政权，一些人不了解新生的政权。在这种社会发生剧变、需要每个人很快做出抉择的时刻，许多人选择了接受，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逃避。当然，这些选择逃避的人心中的打算也各不相同。对于原为沙俄爪牙及拥护封建专制制度的难民，他们下定决心一逃离再不回头。而对于那些只是对新生的政权恐惧或不了解的人，则先逃离，保持中立并观望其发展态势再作出决定。总之，在这种社会变革的时刻，人们都在很匆忙间作出各种选择。十月革命发生后，大量的俄罗斯人以俄国为中心成辐射状逃向周边各个国家。作为与沙俄接壤的中国新疆，自然成为了难民们的选择地之一。大量俄罗斯人涌入新疆后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为最终融入这个社会成为其大家庭中的一员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国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与民族构成也是促成大量俄罗斯人迁居新疆后不再迁往他处的原因。中国新疆与苏联接壤，为难民进入新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新疆同时又与内地相隔遥远、交通不畅。当时从旧俄迁出时，有一股俄罗斯人经过西伯利亚进入到东北地区，后又辗转到了上海等地。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沿海地区，自古交通便捷，也是中国去往英、美、澳等国家的必经之地。正因为上海等地有如此便利之交通，在那里的俄罗斯人陆续迁移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虽然新疆的一些俄罗斯人也迁往了澳大利亚等国，但只是少数有经济条件的。大多数俄罗斯人流落新疆后已没有经济能力再继续迁移。同时，当时的新疆人口构成中，有塔塔尔、乌孜别克、哈萨克等跨国而居的民族。这与俄罗斯人在国内生活中的民族成分构成较相似，比较容易融入到新疆的社会生活中。

再次，当时新疆的统治者所实行的宽容政策直接促进了中国俄罗斯族的形成。由于杨增新在遣返难民回苏联时，并没有采用强迫政策，许多不愿回国的俄罗斯人得以留在新疆。而杨增新政府允许俄罗斯人按国籍法归化中国国籍，则直接推动俄罗斯人最终成为中国的俄罗斯族。此外，自杨增新起，以乡约、商总为自我管理机构，对俄罗斯人不横加约束，这种自由宽松的政策也使俄罗斯人愿意生活在新疆。金树仁时期，由于归化军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政府对其极为优待，俄罗斯人在新疆社会中声名大振，成为左右新疆政局的关键因素之一。1935年，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这一政策最终使俄罗斯人以“归化族”的名义成为新疆少数民族的正式成员之一。盛世才的这一政策对于俄罗斯族意义重大。这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居留在新疆的俄罗斯人成为新疆的少数民族之一。这种正式确认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俄罗斯人在新疆政治地位的重大转折点。

最后，俄罗斯人迁居到新疆后，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新疆的社会生活。这种积极态度加速了其与新疆各民族的融合，扩大了其在新疆社会的影响。早期的吉尔加克人过着消极避世的生活，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受到过良好教育，掌握各种手工业技能的俄罗斯人或在农村使用新的耕作方式，改造各种农业生产工具，或在城市从事手工业，成为城市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助手。人们以讲俄语为受到良好教育的象征。俄罗斯人的音乐、舞蹈、手工技能、食品，都深入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与各民族融为一体，共同建设新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