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在一家非营利性的研究组织担任助理，她在这家机构工作已经32年了。她在学校的时候曾是一名出色的打字员，而且还修了一些商务方面的课程。上完大学第一学期的课程之后，她觉得对她来说大学教育的成本要高于收益。市场对打字员的需求很大，而且薪水也比较有吸引力。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非营利组织，一开始她要为两位上司工作。她的主要职责是打印报告和研究论文，整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并接听电话。

很多年之后，许多最初和简做同样工作的人都失去了工作。计算机的出现——先是大型机，然后是个人计算机——缩减了助理们的日常工作量。中层主管和经理们都学会了自己打印文件，报告和基础分析都外包给了其他公司，那些公司的工作人员能够很快地完成任务。大多数过去存放在柜子里的文件现在都以电子的形式存储在硬盘里。而且，简的老板越来越习惯通过电子邮件交流，电话也就不常用了：他们的业务并不需要时刻同客户保持口头交流。结果，简的秘书工作也受到了威胁，最后，她失业了。

然而，简通过重新给自己定位，顶住了来自机器的侵袭。她很快又在这个组织中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她成了新上司们的“维修工”，协助处理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的事务，比如，挑选餐厅、为办公室订餐、邀请演讲人并负责安排日程、安抚愤怒的客户并确保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或是跟一个固执的会计打交道，处理她的上司提交的账单。因为简现在所处理的事务都是非常规的，是无法通过机器解决的，所以她需要向更多的上司汇报工作——最多的一次是9位上司。由于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她很庆幸自己至少还有一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简的上司们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过去，他们要把这些文章影印出来通过邮递的方式寄送给一小部分真正感兴趣的人，但是现在，他们把文章上传到一个网站上，很快就会被广泛地阅读。他们的报告更加丰富，论坛也办得更加有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经常会回答一些来自陌生人的提问，这些人在网站上读到了他们的文章，希望同他们交流或征求专家的意见。

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秘书和文职人员的日常工作已经逐步被自动化所替代，他们像简一样，大多数人拥有高中教育甚至大学教育的背景。那些高学历人员需要处理的非常规性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则得到了技术的辅助。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首席执行官们在键盘上敲打几下就能看到公司的库存状况，分析师和咨询师的报告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读到，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提高。尽管技术的发展抢了一些人的饭碗，但是它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

然而，一般来说，技术的进步从长远来看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益的。它能够缩减单调乏味的工作，让劳动者有时间和精力充分发掘自己的才能。现在我们可以把文章直接发到网站上供人浏览，不再需要让秘书贴上数千张邮票，再把这些最终都会被丢进垃圾箱的信件邮寄出去，这样一来，还可以保护大量的树木。但是从短期来看，技术进步也可能极具破坏性，而且如果人们缺乏应对措施的话，这种破坏性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美国在历史上曾经针对技术的变革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19世纪中期，随着农业的主导地位被制造业取代，美国掀起了一场普及小学教育的热潮，使美国人成为当时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厂的劳动日益复杂化，一些新兴的大公司也划分出多个部门，对能够处理大量工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需求不断提升，拥有高中学历的工人也越来越受到欢迎。20世纪初，高中教育开始发展起来，为美国的工厂和办公室培养了一批灵活且训练有素的工人。在1910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工人拥有高中学历，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简开始工作的时候，四分之三以上的美国人都接受过高中教育。

尽管美国早期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所言，在下一个阶段中，美国在教育方面的进展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近来的技术进步要求工作人员拥有大学本科学历才能够胜任。但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却无法满足需求——确实，各个年龄段人口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都停止了增长，甚至和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相比还略有下降。随着就业市场出现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状况，那些有学士学位或者更高学历的幸运儿们发现自己的收入直线上升。但是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据2008年的统计，占美国人口的70%——收入水平则没有变动，甚至还有所下降。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堪一击，下一波技术革命和外包热潮很可能吞噬掉大量的工作岗位，令人愈加担忧。面对这一切，许多美国人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虽然大部分美国人在寻找工作方面比较灵活，他们愿意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另一个国度去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但是时代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不得不回到高中去“充电”，然后才能获得继续教育所带来的好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遥远的、不确定的工作机会。有些人缺少接受继续教育的毅力和动力，而另一些人则压根儿就没有资源。例如，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每月要做两份报酬很低的工作，总是入不敷出，对她来说，继续教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由于美国的教育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存在不足，因此在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只是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平等，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左派和右派各执一词。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近几十年大范围的放松管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资源（如人才）日益激烈的竞争，税率的变革，工会力量的削弱，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数量的增加，这些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管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已经让很多人深感不安。

美国曾被誉为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种说法曾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让美国成为自由经济的大本营，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对这一说法失去了信心。政客们总是对选民的声音非常敏感，他们试图寻找一剂灵丹妙药来应对这一发展难题：为那些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过程中落在后面的人提供宽松的信贷资金。于是，美国在教育事业上的失败以及公民因缺乏机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被间接地转化成沉重的家庭债务，并最终成为这次金融海啸的震源。大部分观察家都忽视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而这恰恰说明了这些断层线隐藏之深，危险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