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政策

很多政府不再依靠国有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在依靠市场信号来进行资源配置的同时，着力弥补私营部门的组织缺陷，并努力打造国内的龙头企业。这种牵线搭桥的过程常常被嘲笑为权贵资本主义，换个好听点的说法就是关系资本主义或管制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在鼓励企业提高效率的同时，不仅保护少数企业，使其免受外国竞争，而且给予其大量特权，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够实现赢利，增加自己的组织资本。

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为了促进其纺织工业发展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就是很好的例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部分纺织业者将机器设备装船运往台湾，形成了台湾最初的纺织产业。不久，在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开始提高纱线企业的准入门槛，以防止“过度竞争”。之后，为了扶植现有的企业，台湾当局直接给予它们原棉，为其提供周转资金，并购买这些企业生产的所有纱线。对纺织企业的支持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台湾当局还对进口纱线和布料征收关税，甚至在关税不奏效时禁止进口。随着纺织企业逐渐崛起，当局鼓励企业之间相互兼并，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一般来讲，政府通过设立准入门槛、提供减税政策等措施帮助私营企业实现更多利润并利用现有资金进行投资，鼓励银行与特权企业加强联系，使企业获得充裕（以及低息）的贷款，同时以补贴价向企业提供原料，并通过征收关税消除外国竞争的威胁。有了政府的补助和保护，少数特权企业便能够快速发展，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以及技术、组织能力和稳定性。

政府干预的力度有时候还会更大。尹仲容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尤其钟爱经济学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著作），他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济的设计师，被誉为台湾工业之父。他在195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将塑料工业确定为台湾进军的重要领域。据传，他利用自己能够接触银行存款信息的便利，确定了一个名叫王永庆的人作为扶植对象。王永庆有一定的储蓄资金，而且有强烈的创业激情。尹仲容决定由王永庆承担一个塑料的项目。台湾第一个生产聚氯乙烯的工厂在有关当局监督下建成，并在运转良好的情况下于1957年转给了王永庆。王永庆将其打造成了台湾最大的企业台塑集团。

然而，政府特权政策的干预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政府腐败，那么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优惠分配给竞争力低下的朋友或亲戚，没有什么能阻止政府的这种行为。菲律宾等国家至今仍面临这样的痼疾。即使政府最初的意图是良好的，而且对现有企业进行了仔细的筛选，但政府的保护依然意味着懒散而低效的企业不会被迫倒闭。因此，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在让特权企业赢利并提升组织能力的同时，保留市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有些政府试图直接增强企业的效率意识和质量意识。比如，台湾经济的设计师尹仲容曾下令在台北公开销毁两万只不达标的灯泡，并没收了数吨不达标的谷氨酸一钠（一种食品添加剂，味精的化学成分）。在这些案例中，生产者能够领会政府的意图。但是政府需要的不是某些官员心血来潮式的约束，而是更加系统化的约束机制，这种机制即使在特权企业面前也一视同仁。

发展中国家的特权政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普通家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导致家庭消费水平偏低。对于新成立的企业而言，工资水平往往很低，因为在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在等待着工厂的低薪工作，形成了随时可以替补的预备大军，结果妨碍了工业部门的工资上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有可能会干预工资制定过程，这种干预行为有利于资方而有损于劳方，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和赢利能力。此外，特权企业能够以低价购买政府控制的能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政府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便加大对家庭的征税力度，而在这样的垄断市场中，企业向家庭出售的商品价格很高。与此同时，银行提供给家庭的储蓄利率是由政府制定的，非常之低，而政府却对企业贷款提供补助，这就进一步剥削了普通家庭，无异于火上浇油。

总之，打造强势企业的需要可能会导致政府以牺牲公民利益为代价给予企业和银行特殊利益。因此，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内消费就受到了人为的压制。我年轻时的印度与我的韩国朋友记忆中的韩国没什么两样，工资低、工作时间长、消费受到抑制。没错，他们很多人都回忆起夜色下的首尔是何等暗淡，因为当时禁止消费品做霓虹灯广告。宵禁确保了安全，同时也阻止了年轻工人将精力浪费在跟经济生产无关的夜生活上。因此，管制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公司由于国内消费不足而丧失了广阔的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