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父亲是位印度外交官，因此我跟随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对印度真正的记忆得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父亲回到德里工作，而我才刚10岁出头。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我们不算贫穷，但是父母要养活4个孩子，而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父亲的薪水。更严重的是，市面上能买到的东西很少，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在欧洲长大、习惯了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孩子，日子更是难熬。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来到超市搜寻面包。当时，政府正在限制非必需消费品的生产，面包也被认为是非必需的。此外，由于政府对面包的官方价格进行管制，仅有的少量面包都被那些有关系的人买走，并在黑市上以高价转手。因此，我们在空荡荡的超市转来转去，想着怎么取悦店主，虽然其价格是官方价格的两倍，还是希望他们中有人能从他们的秘密存货中卖给我们哪怕半块面包。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朋友的哥哥在市场上买下了一个店铺，我们都极其兴奋，这使得我们不必再去市场上苦苦寻觅了。

但是，我们在寻找汽车上就没这么幸运了。高额的进口税使进口汽车价格十分高昂，让人难以承受。政府只允许三家国内的企业生产汽车，而且产量有限，因为汽车也被认为是非必需商品。能够容纳我们一大家人的唯一一种印度制造的汽车就是大使牌轿车，这是1954年款的莫里斯牛津老爷车的印度版，几乎与原版没有什么区别。虽然这种车在其他国家都被认为是老古董了，但是印度想要购买这款轿车的人却要排队等待好几年。因此，我的父亲决定买一辆小型摩托车骑着去上班。因为公共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全家很少出去游玩。

政府希望限制消费，并鼓励储蓄，而家庭的储蓄的确很多。但也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后果。由于商品短缺，而价格定得非常低，在公开市场上很少能买到。黑市因此繁荣起来，如果你有现金或有关系，在黑市上一切都能买到。就业机会很少。增加汽车产量就意味着对餐馆和电影院的需求增加，于是，不仅汽车工人的需求增加，侍应生和售票员的需求也增加了。我想这种现象背后可能有我理解不了的宏伟计划，但政府的政策显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印度依然很贫穷。我决定深入了解一下，因此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这本书也是印度政府政策无心催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35年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相对轻松地描述成功国家寻求经济增长所遵循的发展道路。这种政策一方面注重政府在早期发展阶段加强干预——这正是我将其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或者管制资本主义的原因，另一方面注重出口。尽管描述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在关键发展阶段，政府的行为必须背离其自然倾向。我青年时期的印度就搞砸了。也许这就是近年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迅速摆脱贫困的原因。

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将会是战后国家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在这一战略刚出现的时候，出口国的出口量很小，因此世界其他国家能够增加支出并消化其出口商品。不幸的是，当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出口国富裕起来之后，它们在长期追求外向型增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和体制已经使它们无力催生强劲而持续的内需，经济增长也难以均衡。

它们在全球市场上为其剩余商品寻找能够消化这些商品的国家，并吸引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司和家庭增加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担负了巨大的贸易赤字，这对于消化剩余商品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有多少国家因此而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发誓绝不再担负进一步的赤字并且不再借款。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扔掉了依靠外债增加支出这个烫手的山芋，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如希腊、西班牙以及英国却捡起了这个山芋。不过，我想先描述一下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以及这种战略行得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