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不平等

美国人历来不太在意经济上的不平等，除非这一现象走向极端——像19世纪末所发生的那样。通过采用包括反托拉斯法和征收遗产税在内的多种方式，人们确信由公司所有权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高度集中到能够左右政治力量分配的程度。为限制银行的权利，政府曾进行了多次干预——如安德鲁·杰克逊为关闭美国第二银行而作出的斗争（在此之前，他指责该银行干涉政治领域），1913年美联储成立，取代摩根大通成为各个银行的最后贷款人，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最具实力的银行拆分，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同样，通过反托拉斯调查，政府扼制了商业大鳄的实力，其中最有名的两项调查是针对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但是，除一些特殊时期外——如大萧条时期——政府和公众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向富人征税，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衡。

向富人征收重税的政策并没有受到穷人的欢迎，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同情富人，而是因为穷人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变富：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所写的关于普通人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获得成功的故事具有十分广泛的吸引力。尽管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一直以来都不切实际，但是在过去，可能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十分大，以至于美国人可以把这个梦继续做下去。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示，高达71%的美国人认为穷人很有可能摆脱贫困，而只有40%的欧洲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一差异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根据跨国研究的结果，美国人的收入流动性并不比欧洲人高，实际上在美国，收入水平位于后20%的人的收入流动性极低。尽管如此，收入流动性这一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说，在美国，“财富流动的速度是令人震惊的，实践表明很少有上下两代人都受到财富眷顾的例子”。

在过去的25年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现实，即他们已成为教育质量不达标的受害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评论说：“大体上，美国人并不十分担心不平等，即贫富差距，他们更在意的是能否获得机会与成就。难道这说明人类进步了吗？”但是教育不平等的危害是极其隐秘的，因为它能够造成机会的不平等。一个人若是只接受过一般的高中教育，就很难在新兴的产业中谋求一份工作。很多美国人“将政治自由定义为完全的平等，却将经济自由定义为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实现不平等的成就”，在高质量教育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这一状况恰恰动摇了美国人心目中实现经济自由的根基，因为机会已不再平等。

如果美国人没有机会让收入水平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他们就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并对其他人的收入流动性保持容忍——因为眼睁睁看着别人往高处走的滋味并不好受。当其他人变得富有时，所有东西的价格都会上涨，而那些原地不动的人的实际收入——即通过购买力来衡量的收入——实际上就降低了。若是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资产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情况就更糟了，当我邻居的车从本田换成玛莎拉蒂的时候，我的雪佛兰就显得十分寒酸了。美国人历来不喜欢嫉妒别人，因为他们都很自信。但是当自信心即将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嫉妒和仇恨这对手足兄弟离我们还会远吗？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为参与竞争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也就开始接受对自身期待值降低这一事实，“经济自由”这个词也不再能为他们勾画出一个充满机遇的美好愿景，反而成了一个可怕的梦魇，充斥着持续增加的不稳定性和嫉妒情绪，因为穷人越来越难翻身了。如果不加以遏止，任其发展的话，毁灭性的阶级冲突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