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序曲谷底(5)

胡佛的餐桌上通常会有几道并非当季的菜，桌子上摆着鲜花。定制的雪茄盒里放着又长又粗的哈瓦那手工雪茄，都是按总统的要求专门制作的，一天抽20支。胡佛一家进餐时，周围有许多人候着：一名男管家和众多男仆（他们必须身高相同）以立正姿势站稳，保持绝对沉默，未经命令不准有任何举动。就连站在门口值勤的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他们身穿蓝色制服——总统出行仪式的礼服。即使总统的妻子卢是唯一的共同进餐者，身着制服的号手们也会吹着明亮的号角，以宣布总统抵达和离开晚宴。胡佛总是以夫人卢为荣，因为她能流利地讲5国语言，曾经是美国女童子军首领，她亲手铺的餐桌是白宫历史上最精致的餐桌。但有时夫人也不知道总统是否真的如此热衷于美食，因为总统总是狼吞虎咽。

到了胡佛任期的第4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全国人民眼中已成为一个捉摸不透的人。一个得克萨斯人以嘲笑的口吻给远征军写信：“如此靠近世界上最大的食物管理者，你肯定不用担心会挨饿。”这也正是胡佛一直以来的做法，他拯救比利时饥民的壮举至今仍然是美国人道主义历史长河中最辉煌的一页。玛克西姆·高尔基曾这样描写他：“你从死神手里拯救了350万儿童和550万成年人。”芬兰语中新加了一个动词“胡佛”，意为帮助。

现在形势大转，随着民族的愤怒愈演愈烈，关于胡佛的故事开始广为传播，比如他在比利时发了大财，连狗都本能地对他嗤之以鼻，还传说他是1932年3月绑架和谋杀查尔斯·林白儿子的幕后主谋。用锡铁罐、纸板和麻袋搭建的破旧寒酸的棚户村被称为“胡佛村”。曼哈顿有两大胡佛村，分别在河滨大道旁和中央公园的方尖碑附近。失业（这些年这个形容词已经成为一个名词）一族扛着的装废品的麻袋叫作“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贫困的农民将抛锚的廉价汽车的前脸锯下，安到骨瘦如柴的骡子身上，称之为“胡佛马车”（政府曾试图将其改名为“‘大萧条’时期战车”，但无人理会）。“胡佛毯”是公园长椅睡客裹着取暖的旧报纸，“胡佛旗”就是被翻得底朝天的空口袋，“胡佛猪”是饥饿的农民抓来充饥的长耳大野兔。杂耍演员会大叫一声：“什么？你说生意变好了？你的意思是胡佛死了吗？”有的报道讽刺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5美分给朋友打电话，梅隆说：“最小的都是10美分，拿去打给两个人吧。”

胡佛身处困境可谓绝妙的讽刺，因为以20世纪20年代的标准，他算得上是一个自由派政治家。在他担任商务部长时，柯立芝总统嘲笑他是“神奇员工”、“奇迹男孩”。对于胡佛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公有化的举措，共和党保守派毫无感激之情。在就职典礼上，他宣布自己的伟大梦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社会工程师，掌控所有产业为公众谋福利。这与共和党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刚发来胡佛就职演说的前几段，发行人麦考密克上校就致电华盛顿分社：“胡佛成不了大事。”胡佛曾尖锐地批评柯立芝和梅隆联合制定的低息贷款政策，也曾预测经济会因此衰退，所以他继任总统后的第一步就是说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紧信贷，期望尽可能减轻遭受的打击。

然而，当形势不妙时，他就表现得没有那么特立独行。他说“掌控”不过意味着政府成为监督者和协调者。他解释说，掌控的目的是“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他还补充说，摆脱“大萧条”唯一“正当”的方式就是自力更生，人们在看到“各大厂商、铁路公司、公共事业、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如此自强不息，定会重建信心。1932年以来，许多人已经明白，各大厂商和其同伙都是骗子，信任危机开始出现并不断恶化。

总统故意忽略这一点。他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所谓的“传统智慧”。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以英国为首的18个国家已经将其废弃。他坚信，收支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是“绝对必要的”，是“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第一要素”和“所有公共和私人金融稳定性的基础”。尽管1932年联邦预算出现了财政赤字高达40亿美元的情况，他仍然坚持。当意识到政府最终必须有所作为时，他创办了复兴金融公司以支撑即将崩盘的银行，并同意拨款2500万美元用于喂养农场牲畜，但前提条件是，国会必须搁置为饥饿人口拨款12万美元救济金的计划。这些在今天听起来很荒谬，在那时有识之士却把它奉为准则。《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辩驳说，“联邦救济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会像英国的失业救济金那样，使整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瘫痪。“如果这个国家曾经为失业救济金投过赞成票，”美国总商会主席塞拉斯·斯特朗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点燃了下滑的导火线。”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是如何变得道德品行败坏的。据《美国杂志》报道，在英国，酒吧里挤满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酒徒。亨利·福特宣称，失业保险只会加剧失业。他的这个逻辑被认为无懈可击。《财富》杂志一位思想前卫的编辑解释说，企业应该拒绝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原因是引入任何非经济因素都只会破坏自由市场的良性运作。即使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行动，他也认为资金应该由州议会筹集，而不是国会。

卡尔文·柯立芝曾说，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所以它需要的是商业政府。他还补充道：“修建了工厂就是修建了教堂，在那里工作就是在那里祈祷。”在共和党执政的20世纪20年代，商业已经远不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已成为学校、出版社甚至教堂的引路者。这些忠诚的崇拜者读着布鲁斯·巴顿所著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无人知晓之人》，书中诸多观念之一是，如果耶稣还活着，他会成为广告机构的业务代表，那些听着耶稣是木匠儿子的故事长大的人定会对此感到很惊讶。

越艰难的时期，胡佛对商业越有信心。他削减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从而在政府最需要资金时缩减了政府的税源。芝加哥银行查尔斯·G·道斯被任命主管复兴金融公司，这位银行家后来从复兴金融公司借了9000万美元给自己的银行。随着僵局持续，总统向财政部长梅隆求助。作为达尔文社会主义者[8]，梅隆回答：“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场，清算房地产。”正如后来加尔布雷思所写，看起来好像每个被征求意见的人都“在传统智慧的推动下，提供了使事情变得更糟的建议”。

几年后，理查德·尼克松开始相信“胡佛是不幸的，可谓生不逢时”。毋庸置疑的是，胡佛拼命寻找解决办法。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提出了延期偿付政府战争债务，甚至削减自己的工资。他满怀希望，认为自己所谓的“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才能使他成为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