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曲谷底(1)

1932年夏，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绝望的气息，美国华盛顿特区恰似欧洲小国四面楚歌的首府。5月以来，已经有25000多名身无分文的“一战”退伍军人带着妻儿在街区公园、垃圾场、废弃的仓库和歇业的商店安营扎寨。军人们不时操练，唱战歌，也曾在10万名华盛顿市民的沉默注视下，由一位荣誉勋章得主带领，高举褪色的棉布制国旗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游行。然而，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默默等待、愁眉不展。他们一直在请求政府施以援手，从“大萧条”时期开始计算，这已经是第三年年末了，他们格外希望能立即得到退伍军人“补偿金”（这一补偿金是1924年《服役证明修正法》中规定的，但是要等到1945年才发放）。如果现在兑现，他们每人可以拿到约500美元。报刊编辑们将他们称为“补偿金军队”、“补偿金游行队”，他们则自称“补偿金远征军”。

远征军成员曾希望国会能提供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现在他们只能向胡佛总统求助，乞求总统接见他们的领袖代表团。然而，总统传话说他太忙，接着就与外界隔离了：总统参观参议院的计划被取消，白宫周边地区日夜有警察巡逻。这是自停战以来，总统官邸的门第一次被锁上，《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标题是“胡佛自锁白宫”。胡佛甚至设立路障，白宫周边一个街区以内实施交通管制。一位断臂老兵试图穿过警戒线，却在被毒打了一顿之后关进了监狱。

现在回想起来，政府的反应过度似乎是出于恐惧和挫败感。远征军成员手无寸铁，激进分子被驱逐，尽管已经饥肠辘辘，但仍然没有当街乞讨。他们势单力薄，不足以构成任何威胁。《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位记者——34岁的德鲁·皮尔森，形容他们“衣衫褴褛，精疲力竭，精神萎靡，毫无神采”。连续数日的静坐示威已经让他们有些坚持不住了。一位卫生部巡视员称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在很大程度上，临时搭建的军资供应处只能靠捐助维持：梅因市和新泽西州卡姆登市的朋友们给他们送来了几大卡车的食物；一位极为同情他们的面包店老板每天送来100个面包，另一位面包店老板送来1000个馅饼；海外退伍军人协会捐了500美元；游行者们在格里菲斯体育场自行举办拳击比赛，又筹集到了2500美元。一切都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政府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华盛顿的警察给这些不速之客提供面包、咖啡和炖菜，每人每天收取6美分，连这也引起了胡佛的强烈不满）。到8月中旬，酷热高温已逼近每年的气温最高值，越来越缺水，苦难加剧。

那时，英国外交部把华盛顿划归为亚热带气候。各国外交官们都恨透了华盛顿闷热潮湿的天气，除了市中心几家打着“清凉一夏”招牌的剧院，其余地方都没有空调。一到夏天，华盛顿就成为遍布遮阳篷、纱窗门廊、冰块手推车、夏季家具和凉席的城市，用官方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研究昆虫的绝妙去处”。没有门帘和门廊，远征军暴晒在炙热的阳光下，他们的先头部队进入特区时，正是春光无限、春色满园之时。到了7月，盛开的玉兰花和杜鹃花已凋谢，樱桃树也变得光秃秃的，似乎连土地都毫无生气，远征军看起来就像生活在沙漠中一般。市中心的商户抱怨：“看到这么多萎靡不振的人，生意也不景气了。”的确，他们也仅能给国家带来这点儿威胁了。

然而，如果说远征军带来危险只是无中生有，那么在那个时代的国际舞台上，华盛顿地位低微且依赖欧洲则有根有据。那时世界上65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占据地球上超过1/4的耕地面积——分布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阳光所到之处就有大英帝国的土地。大英帝国统治着4.85亿为其效忠的人民。如果你想说什么东西稳定，可以形容其“如直布罗陀的岩石般稳固”或“如英格兰银行般可靠”，当时美元与英镑4.86∶1的比值似乎是财政安全的基本准则。那时只有几个名不见经传的飞行员和一位被革职的美国将军——米切尔做着空军的白日梦。海军在那时极为受重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条航道可以不受英国的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控制着麦哲伦海峡，连巴拿马运河都由英国皇家海军加勒比海舰队控制。结果，美国就如英国殖民地一般，完全处于英国皇家海军的控制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针对美国入侵的危险提供了500倍的保险赔偿。《财富》杂志向其读者们保证“无论船舶或飞机的速度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仍然并将永远是屏障”，该杂志认为，自美国有史料记载起，英国舰队已经称霸海洋。

华盛顿的想法也是如此，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地位、条件和大多数的抱负都是美国所欠缺的。夏季的华盛顿如沉睡的村庄，在其他季节就更无人问津。论城市面积，华盛顿在全美排名第14，大部分国内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都在金融中心纽约。只有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时，曼哈顿各大机构的律师们，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史汀生和伊莱休·鲁特，才会莅临华盛顿，为共和党人士出谋划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在午餐前就完成一天的工作。胡佛是在办公桌上安装电话的第一任总统，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还雇用了5名秘书（历届总统的秘书都没有超过一名），并通过传唤器系统传达命令。

美国国务院大楼所在地雾谷原来是一个黑人贫民区，现在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所在地曾经是农业实验站，因此也是典型的华盛顿辐射地带。《星期六晚邮报》指出：“靠近国家立法心脏地带的这一大片区域，其中很多仍然属于农场。”政府雇用的外事人员不到2000人。令人奇怪的是，白宫对面那栋被数不清的栏杆、炮塔、圆柱门廊包围着的双重坡顶的大厦就是现在的行政办公楼，外表丑陋。当时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都挤在其中办公。实际上，1929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后，总统和他的下属们就搬进了这栋大厦，并没有人感觉拥挤，自然更谈不上讲究排场。当时，后来军事武官和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修建，美国联邦特勤局还没有向公众封锁行政大楼西路，它还只是城市里一条普通的街道，平时离总统办公室掷石可及之处就可以停车。如果有人需要拜访国务卿，有时会在门口受到接见。在行政办公楼的同一层内，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他唯一的副官只一门之隔。他需要帮忙时，只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就会急忙跑来。

《财富》杂志的一位作者（幸好是位匿名作者）曾描述这位将军“生性腼腆，不喜抛头露面”，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即使在当时，麦克阿瑟都会以第三人称称赞自己，边说话边点燃他那长长的烟嘴。他在身后放置了一面15英尺[1]高的红木框镜子，以使自己显得高大魁梧。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当麦克阿瑟感到自己被怠慢时，就会“大发雷霆，说这个人追名逐利、没有礼貌、盲目判断、不讲信用、目中无人、违反宪法、麻木不仁，如今真是世风日下，等等”。这在当时也很正常，当时职业军人的日子很难熬，从下级军官升级到上校只能靠资历，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初，从上尉升到少校，就要熬22年。除了数日历，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生活几乎逼得艾森豪威尔解甲归田。那些年，他养成了阅读斯特里特–史密斯公司的低俗小说的习惯：《西部双枪骑士》、《西部故事》、《惊险西部》和《牛仔短篇小说》。在波多马克河彼岸的梅尔堡，总是可以看到小乔治·巴顿（1919年就已升为少校）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4点打马球。他经常驾驭自家的马参加赛马比赛，赢得了400条奖带和200座奖杯。那时他已因珍珠手柄的左轮手枪声名远播，但他仍然在追求更大的挑战——打猎、飞碟射击和飞行。和艾森豪威尔少校不一样，巴顿少校家底殷实。

要了解40年前美国多么目光短浅，也许没有比简单了解军队编制更形象直观的了。美国的兵力当时在世界上排名16，位列捷克斯洛伐克[2]、土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国之后。美国仅有132069名每月领取17.85美元军饷的士兵。理论上，他们可以勉强与南斯拉夫的军队（138934人）抗衡。但实际上，他们完全不是对手，因为麦克阿瑟的大部分官兵不是专注于文案工作，就是在毗邻墨西哥的边境巡逻或驻守在美国的各处海外属地。参谋长只留下3万兵力，这比1776年英王乔治派来镇压美国殖民地反叛军的兵力还少。

此外，陆军的质量也着实令人汗颜。当时的军费不到今天的1/400，这么说来，也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财富》杂志称它为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大家也都默认了。一旦遭遇危机，麦克阿瑟只能派出1000辆过时的坦克、1509架飞机（其中最快的时速不过234英里[3]），以及一个机械化步兵团（由骑兵带头，战马都套着芥子气防化护腿）。一位记者写道：美国军队给人的印象是“穿着松垮的制服，敞着怀，慵懒地扛着一支过时的步枪，在广袤的大地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

麦克阿瑟是美国唯一一位四星上将（也没有三星上将）。作为参谋长，他年薪10400美元，在梅尔堡有一处官邸，陆军唯一一辆豪华轿车供其专用。对麦克阿瑟的副官来说，他的地位似乎遥不可及。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年俸3000美元。因为他还兼任军队的国会说客，因此常去国会山。但麦克阿瑟从不把豪华轿车借给他，也不给他报销出租车费，因为华盛顿的任何部门都没有这一项支出。正如艾森豪威尔日后回忆道：当时他下楼穿过大厅，填写一份表格以换取两张电车乘车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边，等待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

通常不会等太久，因为华盛顿电车轨道交错，有将近700辆载客电车。除了冬天电车容易短路发生故障，其余时候它们都运转正常，堵车是下一代人的事情了。如果开车上班（时速限22英里），可以把车停在办公楼前，停车位从不短缺。汽车种类繁多，包括帕卡德、斯塔德贝克、格雷厄姆、皮尔–箭、特拉–普雷恩和斯图茨等品牌的汽车。但以后来的企业标准来看，这些制造商只能算得上是小打小闹。

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公务员，星期六上午都要上班。夏天，他们穿着应季的服装：白色亚麻或棉质套装、秸秆草帽或巴拿马草帽、软领衬衫和轻便内衣，但只有在最温暖的几个月才能这样穿，因为当时还没有中央供暖系统。1932年，华盛顿的五大日报充斥着各种社会动荡的消息，但没有一件是黑人引起的。虽然26%的华盛顿居民都是黑人（美国城市中的最高比例），但他们出奇一致地忍受着痛苦。官方指南提到，“皮肤黝黑的南部孩子”仅限于当佣人和从事“手工劳动”。百货公司、电影院和政府自助餐厅都不接待黑人。黑人工人们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为新司法部大楼挖地基，只能自带午餐，否则就要挨饿。即使他们想要一杯水，也不得不步行到两英里外，在第7街上找一家肯接待他们的餐馆。霍华德大学是一所黑人大学，但校长是白人。当胡佛总统派金星奖章[4]得主的母亲们去法国时，黑人母亲只被分配坐次一等船的二等舱。《阿莫斯与安迪》是当时美国国内最流行的广播节目，每晚都会播放，内容关于种族歧视，由两名白人男子扮演黑人，用奇怪的腔调表演说唱。

黑人居住在华盛顿西南部的雾谷和整个乔治敦，那时尚未被猎奇爱好者们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城市别处风景如画。那时，华盛顿特区的绿化很好，人均享有6棵树。最具异国情调的街区是卡洛拉马高地和马萨诸塞大道。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这些华丽的豪宅“禁止入内”，那时反犹太人不亚于歧视黑人；因为当时尚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反犹太人甚至没有惊动外交界。现在位于马萨诸塞大道的使馆区，当时是在第16街，大使们穿着条纹裤和双排扣礼服，可以直接步行到白宫。他们在市中心漫步时，由于路面用鹅卵石铺就，他们不得不走得小心翼翼。大超市仅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则主要是小杂货店、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的红色门廊销售点、露天市场，或者是大马路上。大街上随处可以听到街头乞讨者的音乐演奏声、手推车小商贩的叫卖声，还有磨刀人的吆喝声，这是在招呼家庭主妇们拿出刀具来打磨。市中心，鲜花店和水果摊给街角带来缤纷的色彩；码头上，牡蛎市场热闹非凡。华盛顿特区市场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即现在国家档案馆所在地。在K街农贸市场的繁荣盛景里，充斥着鱼贩的叫声和宰杀好的架上兔子的摇摆，马具店门前，伫立着一个与真马等身的木马。1932年的华盛顿仍然有上千匹拉活的马。K街的鹅卵石路上沾染了不少马的粪便。那些夹杂着大市场和街边摊的气味，很快就在伟大的柏油马路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