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美国的新一代(4)

入侵者喜不自禁。他们所有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者知情，而这些领导者们始终满怀希望，因为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在通过逃散的运兵船上发出的无线电广播鼓舞着他们。（“你好，佩佩！我要告诉你，我们绝不会抛弃你们，一旦那里情势紧急，我们会带你们撤离的。”）后来，对于当时的对话内容一时间众说纷纭。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话激励海滩上的叛军延长了他们的抵抗时间，从而也增加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普遍相信中央情报局战略家们的统一思路：无论肯尼迪之前有怎样的立场，此次入侵却是只许胜不许败。一旦察觉美国的威望受损，他就会动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在这件事情上，像其他情形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的想法一直未变。“何为威望？”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为真实的力量努力。无疑，在今后几星期里，会有人觉得我们一无是处，但这是小问题。”

看来大多数美国人能理解并表示同情，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些造成他们分裂的埋怨之声此时尚未到来，而美国也还没有分裂成各个相互仇视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13天》中提到的：“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发表的观点传达了大众的心声，他说：“每位总统都需要大约一整年的时间让自己的班子变得井然有序，在巨大而危险的官僚体制中摸索着前行……当（肯尼迪）正试着往屋里搬家具时，却发现屋顶掉了下来，门也被砸烂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82％的美国人赞同他的工作作风。肯尼迪苦闷地说：“我的作风很像艾森豪威尔，干得越糟糕，反而越受欢迎。”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意见没那么容易达成一致。理查德·尼克松是右翼的强硬派，他在1964年第11期的《读者文摘》上透露自己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得体的借口，然后……直接介入”。这在意料之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时，一帮蛮横激进的新左派却活跃起来了。施莱辛格称：“出人意料的是，左派中的许多人现在找到了之前质疑肯尼迪当选的理由。”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塞满了曼哈顿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与其中。白宫外的一位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标语牌，内容是斥责第一夫人：“文学艺术家不会再支持你了，杰奎琳。”而“公平对待古巴”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声援，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斯图尔特·休斯执教于哈佛大学历史系，是新左派的早期人物，他带领70名大学教师联名给总统写了封公开信，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的趋势，不要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社会学家小巴林顿·穆尔预测将出现“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用自由主义的修辞粉饰自己的重大政策”。《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在医院病床上还不忘发电报给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平等对待大会”：

肯尼迪之流已把我们拉回了原始社会。施莱辛格之流已让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都颜面扫地。我替美国感到耻辱。非常遗憾未能赴会，若身体硬朗，我现在就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作战。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未真的投入战斗，因为无此必要。其手下控制了猪湾局势，他只需静观其变，看他们如何让叛军一寸寸地失去滩头阵地。古巴政府军使用的那些武器是拉丁美洲人从未见过的。星期一早上，配有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4个炮兵连开始炮轰海滩，榴弹所到之处，叛军都被炸得辨不清方向。叛军坦克指挥官英勇善战，但与苏制T–34坦克的火力相比，还是显得不堪一击。坚持到晚上，叛军已弹尽粮绝。“夜幕降临，我们希望船快点来”，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每个人都面朝大海，等着船来。我们都知道，没船的话，我们就没救了。”但直到午夜，船还是不见踪影。绝望之极的佩佩与无线电发报员上了敞篷船，滑行了6英里，满心希望能用无线电与中央情报局的船联系上。随后，他返回指挥部，派遣了一名军官去海上，试图找到一位船长，这位船长现在因船员叛变而身处困境。在好几个小时里，这只敞篷船一遍又一遍地发出这样的电讯：“多洛雷丝，我是海滩。多洛雷丝，我是海滩。我一直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刚破晓，古巴旅仅存的6架B–26飞机按预定计划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的古巴空军的飞机。卡斯特罗交了好运，机场上空乌云密布，飞机因此毫发无损。在吉隆滩，T–34坦克整齐地排成一列，同时朝海滩开炮。在日益狭小的海滩阵地上，所有的预兆看起来都不吉利。叛军失利是因空中掩护力量单薄，而现在连掩护都没了，连撤退都无法实现了。

星期二晚上，总统正在白宫参加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突然有人将他请了出来。他在自己办公室的一幅地图前面站定，当时他身着燕尾服，系着白领带看起来很不协调。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向他报告：目前要救出古巴旅，只能动用美国空军，这样才能让他们免于卡斯特罗的非法审判。总统妥协了，批准离猪湾不远、在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派遣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至7点半，美国飞机将确保阻止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这样，古巴旅剩下的B–26飞机就可以袭击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了。

猪湾悲喜剧终于开始上演最后一幕了。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是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距古巴有3小时20分钟的航程。没有间歇的任务让这批飞行员精疲力竭，有能力执行飞行任务的只有两个人。4名美国顾问深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战斗机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于是便主动请缨，各自驾驶着其余几架B–26飞机展开行动。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中央情报局犯下的无数愚蠢错误里面，这次的错误最严重。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位于不同的时区，而这批飞行员却忘了调整手表。他们相当于提前一小时飞抵吉隆滩上空，而保护他们的喷气式战斗机还静静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甲板上。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蜂拥而上，没几个回合便将他们统统歼灭，那4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最后的痛苦了。吉隆滩上呼吁援兵、坦克和弹药的声音越来越弱。电报都非常简短：“海滩战斗继续。速派飞机，多多益善。”“已退至海里。弹药告罄。敌军将至。救援一小时内速到。”最后的抵抗是在星期二深夜，到处都是卡斯特罗的大炮和坦克。被重重包围的叛军将领在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一切装备和通信器材。坦克近在咫尺。无武器与之决斗。我方将向丛林撤退。不能再候。”

但丛林也只能躲避一时。因为并未制订撤退计划，叛军最后全部束手就擒。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不到72小时便摧毁了入侵计划。用海恩斯·约翰逊在自己有关这场战争的著名研究报告中描述这次战斗的话来说，入侵成为“自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陷入死亡的无底深渊以来，这次失败当数那么多漏洞百出、鲁莽行事的袭击中最被极力渲染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得受尽凌辱，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且被长期监禁。直到1962年圣诞节，因罗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赎救运动，他们才得以恢复自由。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家们有种倾向，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猪湾事件或许转变成了一件好事。经过这件事，肯尼迪不再相信专家，18个月后，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他的应对更得当。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讨论美军在吉隆滩的丢盔弃甲及他对此事的反应时，又有了不同的结论。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肯尼迪总统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演讲时显得斗志昂扬，说他决定这次放过卡斯特罗，但是他提前放话，“我们的容忍不是无限度的”，美国已准备采取行动，“倘若必要，就得单独行动”，以“保卫美国的安宁”。他还警告莫斯科：“真要到了节骨眼上，对于那些已因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而臭名昭著之人所谓‘对外干涉’的言辞，我们都会充耳不闻。”

这是最赤裸裸的冷战语言。这无非暗示了美国的危险不在国内。美国唯一的敌人是坚若磐石的国际共产主义，他们的实力“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低估”。肯尼迪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我们要更密切地关注，并更现实地对待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因为“比任何时候更清晰的一点是，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都面临一场残酷的斗争，其激烈程度比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要强得多”。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自由主义的转向那时还没露出迹象。而这个转向一旦开始，美国的威胁就都可看作是源自本国内部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并未凸显。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20世纪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自然是美国大兵，而50年代是不被母亲理解的青年，到60年代初，就转而变为利用和平与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士兵们。作为那时美国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相信贫穷和愚昧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而共产党则利用这一点获取一己私利。他确信，如果在执行“第四点计划”时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那么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将变得微不足道。世人欢迎争取进步联盟的原因也在于此。总的来说，在追求进步时，拉美地区若和美国联盟，那么共产国际就很难拉拢它们了。

这些信念根深蒂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看法：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青年用那时的时髦话语来描述这一点就是充满了实用主义。拉尔夫·纳德是70年代自由主义派的典范人物，这时还未显山露水。自由主义派人士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都认为，根除社会弊端的途径是扩张政府机构、增强总统职权。随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觉醒将会动摇整个共和政体的根基。

肯尼迪那个星期四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就可能出现，甚至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能会这样说。他们虽然风格迥异，但讲话的本质类似。肯尼迪和其他冷战时期的人物没什么差别，到演讲的末尾还提到了慕尼黑会议。他提醒听众，慕尼黑会议的作用是：民主国家若不能抵抗集权主义的独裁者，终将灭亡，而且敌人“不费一弹也不用越境，我们自会一步步地、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失去安宁”。于是他决心“吸取经验教训”。他总结道：“历史将记录下来，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表态，即便前方危险重重、代价惨重，我都决意一定要坚守美国的制度。”

这一预测是对未来历史走势所做的最不聪明的预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回应。他返回白宫后又采取了另一个更有象征性的行动。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突然被破格提升。他的办公室也从西行政大道对面相对简陋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的西翼，与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仅咫尺之遥。每天早晨，邦迪都要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其管辖权还扩大到了挂着大幅地图、配有各色电话的白宫作战室。白宫准备好了，邦迪准备好了，作战室当然也准备好了。热线已经开通，侵略者必将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

认真研读古巴问题报道的人里头也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在意，因为那些也是他自己常说的话。让他感兴趣的倒是这位新总统，他年轻而缺乏经验，这次可真是狠狠地摔了一跤。肯尼迪似乎还有点儿迷糊，这正是对他狠狠打击的良机。

白宫也知道，克里姆林宫肯定是如此看待美国的大溃败的。主要是因为经过猪湾事件后，华盛顿的信心已所剩无几，又气馁又惊慌。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原定于6月在维也纳进行会谈，这在2月本来已安排好了。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有效。肯尼迪想往后推，但又觉得这样会被视为懦弱。他说：宁登高峰，勿近边界。所以他并未松懈，加倍努力地准备着维也纳会谈。他被告知苏联主席觉得之前艾森豪威尔在和他进行两次最高级别会谈时都准备不足，所以对他也很不以为然。艾克一遇到难题总要求助他的助手。所以肯尼迪决定，所有重要会谈只有他们两人和一名译员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