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诞生

进入20世纪，人们有了足够的数据对国民经济产出的规模和变化进行估计。铁路运输量成为判断产值的一个普遍指标，我至今依然采用这些数据来追踪每周的工业活动。到20世纪20年代，经济分析师们很快都采用每周的银行结算数据（不包括以金融业为主的纽约市）来估算全国的非金融业发展趋势。定期推出的“银行经济报告”成为解读经济活动的重要信息来源，那是今天常见的经济趋势评论资料的前身。乔治·罗伯茨（George Roberts）在1914年创办的《城市国民银行报告》（The National City Bank letter）以及在本杰明·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指导下于1920年创办的《大通国民银行报告》（Chase National Bank letter）成为当时的主流。伦敦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包含了越来越多关于美国经济的文章。美联储则从1919年开始记录经济活动的指标，1927年的连续改进使这个体系不断升级。

20世纪3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满足了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更深入测算的需要。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资助下，库兹涅茨收集了自1869年以来的有关国民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并根据产业、最终产品和用途等进行了分类，这比此前的任何研究都要细致得多。这些研究成果为美国商务部在日后开展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测算制定了标准，最终使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成为可能。由于人们希望更好地了解大萧条期间经济收缩的程度和性质，在“二战”期间又需要进行经济规划，这些历史背景都有力地推动了国民收入测算工作的进步。

在库兹涅茨设计出国民核算账户体系之前，大多数宏观经济测算都只是对商业周期进行可以自圆其说的定性描述。这一工作与韦斯利·克莱尔·米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的关系最为密切，他是1920年成立的国民经济研究局的首任负责人。1946年，米歇尔与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合作撰写了《测算商业周期》（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一书，他们分析了经济扩张与收缩的大量统计数据，目的是找到过去危机中的转折点。米歇尔在1913年发表的广受赞誉的论文中就已经探讨了商业周期，1946年的著作是他36年不懈努力的最高成就。

1950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曾经受教于阿瑟·伯恩斯，他也是在我之前上任的美联储前任主席之一（1970～1978年）以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之一（1953～1956年）。我们保持了近40年的密切联系。1946年，我曾机缘巧合地上了杰弗里·摩尔（Geoffrey Moore）讲授的本科统计学课程，他是伯恩斯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同事之一。摩尔后来把伯恩斯与米歇尔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商业周期领先指标”系列，该系列直到今天还在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发布。到今天为止，商业周期的转折点依然是由国民经济研究局指定的委员会发布的“官方”数据来决定，当然经常会晚于实际情况。这些转折点的界定被私人部门和政府的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

直到1947年，18%的美国人依然生活在农场中（今天只剩下2%），那时的经济预测还非常关注谷物和牲畜的产量前景。预期谷物产量取决于当时还很难预测的天气，而预期牲畜产量则取决于饲料价格。19世纪后期，随着美国与英国在世界经济霸权上的角力，工业产值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步提高，但农业产值依然重要。对美国的大部分民众来说，每天的经济事务仍与谷物、牲畜和天气等地方性问题有关。

美国的劳动分工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依旧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在1930年达到顶峰）促使分工格局拓展到全国范围。汽车产业的发展给工业活动带来了又一次巨大推动。由快速增长的石油工业支撑的汽车，把我们带到了“二战”之后的美国。必须承认，在不断加快的旅行和运输所提供的价值背后，也需要付出各种货币和非货币成本。超声速客机的短暂辉煌就表明，在技术上可行的方案在经济或政治上未必可行。